刘守英:当前乡村存在的四大问题、根源及变革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0 次 更新时间:2021-03-25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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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现在城市化的本质是回村模式,即不管你在城市干多久,最后还得回村。如果城市化的回村模式继续,乡村振兴之路是无解的。”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分论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上表示。

关于乡村振兴的讨论越来越热,刘守英直言,从自己家乡来看,百姓精神面貌和居住环境都有很大提升,但同时也有几大问题值得关注,主要表现在人的问题、业的问题、地的问题,以及村庄的问题。

具体来看,“乡村老人的绝望成为最大问题,政府应与市场地结合,提供更好的养老供给,解决地方养老院缺乏问题,解决老人老去问题。”刘守英提出,小学在城市的年轻孩子中学可能回县镇,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70后”也可能像40后、50后、60后一样回到乡村,应该切断回村城市化模式,“‘70后’在城市的生根顾虑,在城市的资本积累问题不解决,中国城乡差距难以解决。”

刘守英表示,未来农民就业的机会主要在都市圈和城乡融合地区,而不是回到乡村增加就业机会。目前,农村主要问题表现在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特别是老龄劳动力就业非常不充分。很多回乡就业的劳动力从事临时工作,但在县城及以下行政区域,传统乡村地区可持续的工作机会没有明显增加。

谈到“业”的问题,刘守英直言,中国农业的“业”问题不解决,农业回报难以提升,回报越来越低,就越没有新的要素进来促进农业发展。他认为,一定要解决农业回报低、农业单一化、农业要素组合缺乏问题,“农业需要有一场要素重组革命,首先是土地问题,其次是农业经营者成长,再次是农业要素重组”。

他还提出,农村以外的需求会带动农村本身的组合方式发生变化,农村农业发展应该顺应潮流,针对妨碍发挥潜力的因素和体制进行解决,包括土地制度、移民等。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组织方式相应发生变化,农村应发展好契约关系,靠法制保障契约。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守英:十九大还是讨论乡村振兴,我觉得越来越热了,而且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情怀,一种气氛,这让我们做“三农”的人是有一点担心的。我正好是上周回到我的老家,回到老家以后,确实是觉得整个乡村从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居住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些忧虑的现象有几点:

第一,人。最大的问题是乡村老人的绝望,这是非常让人心寒的一件事。二是年轻小孩。年轻小孩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讲他们是留守儿童,现在很多孩子小学是被家长带到城市,这些孩子家长实际是照顾不了的,初中回到本镇,高中回到本县。三是70后。70后到底是不是跟40后、50后、60后一样回到乡村,还是在城市里落下来,这些人基本没搞过农业,也没种过地。

第二,业的问题。整个中国农业的业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农业的回报是上不去的。现在农业的问题越来越单一,回报越来越低,也进行了土地的流转,也进行了规模化,但是从事规模化的这些人越来越内卷。农业的回报越来越低就越没有新的要素进来来做农业。

第三,地。大量的土地被占用,主要是两块。一是农民的房子往路边去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原来传统农耕村落的聚落形态开始向更交通便利的地方转变。二是坟地。现在农村的坟地基本上把原来的菜地都占光了。

第四,村庄。农民过去积累的资本全部回到乡村去盖房子。

这四大问题看上去是乡村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城市化模式本质是回村的模式,不管你在城市干多久,最后还得回村。所以人、地、村、住这些问题如果城市化的模式继续还是按照原来回村的城市化模式,我觉得乡村振兴的路是无解的。

我在这里面提到几点。一是从70后开始,一定要切断原来的回村城市化模式。40、50、60后这拨人肯定还是在乡村落地养老了,但是如果70后还是不解决他们在城市的生根,他们在城市的资本积累问题,中国城乡差别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二是我们现在要重点解决乡村的老人问题。老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我觉得是对不住这一代爱地、爱农,为国家做出那么大贡献的人的。有三个问题,一是政府提供的这些公共品,农民最需要的是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生活。我们现在搞了很多工程的东西,但是跟老百姓的需求是不大的。二是养老供给。整个地方的养老院是极其缺乏的,完全靠政府来提供也是很难来解决的。政府和市场如何更好地结合,来解决老人老去的问题。三是农业的产业革命问题。一定要解决农业回报低、农业单一化、农业要素组合缺乏的问题。我觉得农业需要有一场要素重组的革命,当然首先是土地的问题,其次是农业经营者的成长,第三是农业要素重组。

最后我想讲的是整个村庄适度的组合。很多人都在提意见,我非常反对大规模人群的集聚,比如以2、3个小队村庄的集聚解决聚落的重新分布问题,这在农村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让未来在城市落下来的人,农民回来是真正找乡愁,而不是回到乡村继续看到乡村破败的景象的这种愁,这是不一样的。我就讲这么几点,谢谢大家!

提问:我想问一下各位,最近农村那边出现的一个新型合作机制,叫做股份合作社。现在农村农业用地经营权和承包权是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待新的股份合作社的合作机制?谢谢!

刘守英:我们有合作社,后来叫人民公社,后来叫集体,市场经济起来之后,要素的组织方式相应就发生一些变化。土地一家一户承包,但是现在种植的规模又超越了一家一户,中间的利益关系怎么摆,各地就找到了这么个办法。原来的土地作为一种权利放到生产组合当中去,并不是由原来的承包户自己来耕作这块地,而是他把这块地放到新的组合当中,他来获取一定的收益,农民就像股东一样在各地都有一些实验。及我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把契约关系发展起来,不仅仅是靠血缘、地缘把人们连到一起,要靠法制保障下的契约,里面要算账,里面要有一个契约精神。很多地方搞了股份,如果既不公布账目也不分红,农民是不干的。你一定要能够兑现,要有章程,权利要得到保障。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资源的组合超出了原来一家一户一村的范围,还是我的基本观点,最重要的需求是来自于农村以外,这个需求的量会带动农村本身的组合方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顺应这个潮流,针对妨碍发挥潜力的那些因素,体制机制因素,针对性的解决。包括土地制度,包括农用地管制,包括住宅,包括移民,都要应对相应的挑战。目前来看,障碍还是不小的,跟喊的口号之间有很大的不一致。真要让口号落地,就要针对性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妨碍我们目标实现的体制机制问题,有一些还要改相应的法律。

刘守英:现在有一种讨论,从这两年的数据来看,回乡的农民是在增加的,但增加的回乡农民到底去了哪里现在是要观察的。据我所知,农民并不是回村也不是回镇,确实一些县一级的工作是在增加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农村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大量的人回到乡村去从事农业和非农的工作。现在整个农村里面的劳动力,老龄的劳动力就业非常不充分。有一些地方有扶贫工厂,实际上就是利用农村这些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在从事工作。县一级以下现在很多回流的劳动力到底是否可持续,也是值得观察的。回去的很多就业的劳动力从事的都是一些临时的工作,以及乡村增加的很多项目,像土地整治、修路这些工程性的项目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在县城以下,传统的乡村地区可持续的工作机会实际上也没有明显的看出来增加。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未来农民就业的机会主要还是在都市圈和城乡融合的地区,而不是大量的人回到乡村增加就业机会。图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现转自:财经网2021年3月20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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