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舟: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一起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21-03-25 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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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舟  
法庭要在严格的诉讼程序之内追求好的治理效果,但是多重治理目标通约的不可能性,意味着法庭实际上必须处处服从上级的决定,时时尊重行政机关的意志。法官面对被行政机关追究责任的风险,进行自我审查的行为是受到自我保护的冲动驱使的,但是表面上披着的是服务公共治理的外衣。在本文重点分析的大气污染案中,对于接受“工作小组”的结论,环保法庭给出的说法是,“2007、2008年[工作小组]没有给相邻村寨农户进行污染赔偿,说明绝大多数群众均认可2007、2008年xx肥业没有污染情况,如果我们贸然的判决赔偿三原告,其他农户知道了,也会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反而引起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环保法庭维护“工作小组”的理由,是防止农户“翻案”成风、“下能克上”的预期因而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官对于自身的社会管理职能,做出了符合具体情境的解释。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讨论的组织正当性和实际活动之间“断藕”的现象,在这里出现了。如果说法律治理化的初衷是收获良好的个案效果,那么在本案中,很难说这个初衷得到了实现。一方面,被告化肥企业的年收入超过10亿元,而周边村民的污染赔偿每年不超过100万元(不到被告收入的千分之一),环境赔偿影响经济的担心在本案中显得多余。另一方面,恰恰是法官对于原告主观体验到的污染损失的否认,导致原告采取上访手段(环保法庭打电话给原告所在的乡镇布控人员严防),埋下了真正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很难相信,环保法庭选择不赔偿原告,是在综合评价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因素之后,进行“功利主义”式后果考量的结果。在治理的口号之下,支配法官行为的动机更多是“切人”而非“切事”的,法官的主要兴趣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避免地方政府因为当事人的“为权利斗争”陷入被动。法官在办案中具有灵活性,这是法律治理化的理念决定的,但是,法律治理化的理念在实践当中,又被实际的权力运作所影响。自由心证的表演化,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和“利益”的辩证过程的结果。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民事审判过程中,我国的基层法官为何要对案件证据进行有明显偏向性的解读,从而把原本应当符合内心判断的案件事实认定过程,变成一场徒具形式外表的表演。通过对于我国西南地区一家环保法庭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自由心证的表演化”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故意选择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既符合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又避免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行政部门的工作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依法治国的话语下,我国基层法官实际遵循的司法理念是工具主义的和后果导向的,法院在判决时要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在选择治理目标时要服从大局的安排。导致“自由心证表演化”出现的,是正式和非正式并行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支持这个制度运行并且被法官用来为自身行为提供正当性的,是依法治国和法律治理化这两套相互并行的话语,或者用强世功(1997:507)的话来说,两种“判断正确与错误的真理体制”。

  

   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法律的移植如何才能成功?为什么理论上面要求法官运用诚实、良心和理智,“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的“自由心证原则”,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却走向了反面,成为了机会主义法官的“帮凶”呢?李启成(2016:206-08)指出,近代中国的司法革新有“制度器物化”的特点,法律的改革者急于模仿法治发达国家的具体制度,同时却忽视了制度在母国发挥功能的相关精神条件,更谈不上在本国培育适合于移植制度的文化土壤。这个观察,对于“自由心证原则”在中国的移植过程来说,是较准确的。赋予法官自由评判证据证明力的权力的“自由心证原则”,自90年代以来为我国法学学者所接受,这与学术界对于法院内部行政化审批机制的批判是分不开的(陈瑞华,2012:158)。我国学者对于外部干预法官独立审判的批评,主要是基于两类原因。首先,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被学者认为不符合司法现代化的要求,比如“行政和司法这两种权力形态是天然不同的”(王申,2010:36),像这样用公理一般的口吻复述西方国家的常识性司法观念,我们将其称为“拿来主义”的论证方式。其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造成一系列的后果,比如忽略案件事实(龙宗智、袁坚,2014:134)、削弱司法效率(张千帆,2010:63)、增加法院领导“寻租”的机会等等(张卫平,2000:9),我们将这一类基于后果的论证,称为“实用主义”的。我想在这指出的是,无论是基于“拿来主义”的理由(符合司法现代化要求)还是“实用主义”的理由(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质量),我国学界关于为什么要引进“自由心证原则”的讨论,都忘记了对于法官良心的尊重是“自由心证”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如我们在本案中所见的,法官出于一时一地权宜的需要违背“良心”的判断,反而是我们都司空见惯的现象。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实践中实际支配着法官行为,导致法官左右案件证据、造成了“自由心证”的空洞化的,恰恰是“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些曾经被拿来为“自由心证原则”辩护的外部的理性化力量。

  

   我们把上述情况与西方进行比较。在英国,“自由心证原则”在17世纪成为普通法法院所采取的案件事实的认定方法,其背景是新教改革之后,英国神学恢复了圣徒保罗在《罗马书》中确立的良心自由原则:“良心必须是自己形成的”,以及“凡不是出自良心的都是罪孽”。当时英国的神学家不满于形式主义的证据规则,认为在法律之名下常行欺骗之实, “法官将其明确知道为虚假的事实宣判为真实的,他就是一个说谎者,并且因违背自己的良心而犯有罪孽”。尽管早在15世纪,民众已经对普通法的形式主义深感不满,认为普通法要求法官依照证据而不是事实审判,因此常对于当事人造成不公,但是当时的法官受到中世纪“血罪观念”的约束,为了逃避地狱之灾而诉诸形式证据。普通法上的证据制度发生“自由心证”转向,是在英国清教提供新的超验动机之后:人的良心被视为上帝之言的接收器。在新确立的良心原则之下,法官“要相信自己的理性……必须按照自己所确信的而不是按照法律条文或法律的形式来判决”(侶化强,2016:286-87,295-97)。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在20世纪随着西法东渐,“自由心证原则”被中国的法官群体广泛接受,但这个移植的过程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在制度背后的法官应当按照良心审判的观念,到今天对于中国人都还是陌生的。

  

   “良心自由”的司法伦理在中国闻所未闻,背后牵连现代化的进程是“外源”还是“内生”的问题。如果按照韦伯(2010:317,321,325)的分析,西欧现代化的早期动力来自清教徒的“由内而外的、中心的、由宗教所制约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以及“要将既有的世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强有力的激情”(Pathos)的话,那么相比起来,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正如李泽厚(2008:3,5,29-30)所指出,由于时代的危亡局势,“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再被重复的主题。除掉短暂的五四时期外,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点主要集中于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启蒙的问题上,相比起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的现实需要,个人伦理的“启蒙”显得缥缈遥远、无足轻重。反映在中国20世纪的法律改革过程中,不论是司法服务于党和国家全面治理的新传统(强世功,2000)还是全球化压力下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移植(刘思达,2005),主要都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的,而非社会文化和个人伦理改造的目的使然。如果在韦伯(2004:442-43)看来,正是由于按照新教的教派伦理,一切取决于伦理的行为都有免于国家权力干涉的自由,因此才产生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形式平等的抽象法理系统的话,那么“良心自由”在中国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受到忽略,就印证了李猛(2010:24)的评论,从外部“拿来”的理性的生活秩序在中国“仍然未能深入人心,真正实现生活之道的伦理理性化”,“[内在的]理性化从来不能在这里生根,而所有生根的力量却不断被外来的理性化所摧毁”。

  

   本文想表达的核心观点,并不是单一注重思想文化观念的作用,忽视现实制度安排的影响的“文化决定论”。制度对于我们理解基层法官的行为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本文想指出的不过是,制度并不是独立的和第一性的,制度的设计依靠于意识形态的指引,因此毋宁说,本文是把制度看作理念决定行为的“中间变量”。当代中国建立的正式的上诉制度和非正式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背后反映出“以西为师”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西体中用”司法服务国家治理目标之间的并行、交织、冲突,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的“理性化”力量从外部驱使的历史处境。“自由心证原则”进入中国之后命运如何,甚至在更大的意义上,韦伯式“法理性支配”能否在中国建立起来,依靠的不仅是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尽管在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这还是一种主导的意识或者潜意识。本文的写作目的,在实践的意义上,就在于挑战这样一种未经反思的普遍意识。早在1916年,“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先生即“头脑明利”(梁漱溟,2004:14-15)地指出,政治的改革是枝叶,伦理思想是根本,对于根本所在不改革,“开国会”等政治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继今之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无论陈独秀先生的观点我们同意与否,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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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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