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舟: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一起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5 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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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舟  
上诉制度的存在意味着,对于受理本起案件的环保法庭来说,在形式上,法官必须遵守相关的证据规则,如列出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书当中根据证据进行事实说理等等。否则,法院的判决书很可能被改判或者发回,法官动辄可能招致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至于在满足表面要求的前提下,法官从证据当中得出什么结论,事实上有很大的裁量权。就算和二审当中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不一致,也不会导致太严重的后果。

  

   不过,我国法官需要承担审判责任的情形,不只有违法审判一种,也不只限于正式文件规定的范围内。王伦刚、刘思达(2017:85,88)发现,我国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不时要处理政治压力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判决既要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又要得到地方的党政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认可。案件审判的结果需要向上级的党政部门负责,这个现象在我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被一位当地法院的院长所抱怨:

  

   “[司法改革后]我们法官的工资升高了,这个是事实。但是案件的质量下降了……我们有一个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以后,第一,我觉得就这个案件来讲,我们的法官确实不知道哪些是重点,他写不出恰当的报告。但是你要去反映的话,他有很多方法收拾你。那么所有的人都憋着一股气,只是想到一年多了三五万块钱,我也就忍气吞声的在这里。而且你想,一个信访,一到重大的节假日,政府考核就来了。只要你的当事人你没有管住,就来问责你。既使你说我没任何问题,然后随时叫你去汇报。就是说法官他是在一个,应该说多头管理,好像很多地方都可以管你,就这样长期下去的话[不堪设想]。”

  

   即使一个判决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还是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这种责任主要来源于判决的后果,哪怕这些后果是法官无法预料的,比如“当事人没有管住”、出现上访的行为,法官都需要为此负责。更何况,有多个上级部门能够追究法官的责任,压力有可能来自于任何方向。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司法责任制下面,法官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万一出现差池,上面“有很多方法收拾你”。身处于恐惧之中的法院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在外部干涉之前对于内部的行为进行约束,也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当司法可能对党政部门造成影响的时候,环保法庭会提前注意自己的行为。一个绝佳例子是环保法庭在2012年施行的《重大、群体性环境纠纷协调工作规则》,其中规定,对于“涉事一方当事人数众多或者……其他受到公众、媒体关注的环境纠纷”,环保法庭不能自作主张立案,而要采取调处的工作方式,即“由环保两庭主动召集相关排污单位、群众代表、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当地党委、政府以及第三方等主体,进行调处并提供法律服务”。在进行重大、群体性纠纷协调的时候,环保法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服务大局”;第二,“不干涉行政机关正常工作”(《工作资料汇编》:102-03)。通过把自己放在调解者而不是裁判者的位置上,环保法庭既不至于违反法律的刚性要求,又在最拨动神经的案件中,回避了挑战行政机关的风险。环保法庭在2011年受理的另一起大气污染案件即如此。种植西红柿的农户受到三家瓷砖厂废气排放的影响,于是找来了xx省电视台的《百姓关注》栏目进行报道,这个报道又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的关注。由于案件的影响较大,环保法庭在开庭审理后,并没有直接判决,而是召集了相关党政部门一起进行“大调解”。在这些部门当中,对于县环保局,省电视台报道大气污染,很容易令人产生环保局不作为的联想。对于县农业局,由法院来界定污染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会令其工作陷入被动。对于街道的政法委,基层矛盾向上转移是其失职的表现。法院判决原告胜诉,无异于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面前,给以上部门造成压力。相反,环保法庭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各机关的见证下,对当事人进行劝说工作。最后在当地法院的院长“面子”的作用下,原被告双方达成了撤诉协议,这起案件成功地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告终。

  

   但法院毕竟不可能每起案件都花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进行协调。在受关注较少、相对不重要的普通案件当中,环保法庭不会每起案件都去与行政机关反复协商,而更多是独自采取一些手段,来避免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受到法院审判活动的干扰。比如2008年在一起涉及水库移民补偿的案件中,环保法庭明确地表示,本案“不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环保法庭此举,是为了避免水库移民因为相关的补偿标准太低纷纷找法院,从而给移民工作造成难度。xx市中院环境审判庭的一名副庭长直言不讳,“环境法官要有比其他法官更高的政治敏感度”。基于同样的理由,环保法庭在本文第二部分果树受污染的案件中,也选择自行设法解决问题。对比环保法庭在2009年和2011年受理的两起大气污染案件,我们不难发现,与后一个案件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不同,前一个案件受到的外界关注相对有限,与之相应,法庭在前者中没有采取费时费力的“大调解”,而是走了完全正常的案件审理流程。在现行司法制度下,法官只会为故意无视证据等等承担违法审判的责任。因此,只要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看上去是充分考虑证据的,法官就不会在当事人上诉的过程中被追究“错案责任”;同时由于实质上维持了行政决定,法官又小心避免了造成当地政府的不满。换句话说,自由心证的表演化,是法官在正式的审级制度和非正式的司法责任制度的双重约束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

  

   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更接近法律社会学中“利益论”的思路,法官在正式的案件上诉制度和非正式的司法责任制度的“双轨制”下,寻找对于自身最安全的办案方式。自由心证的表演化,是法官一方面要在表面上符合司法程序,一方面又要在结果上考虑行政机关的意志的结果。但是,这并不代表“理念论”的思路是错的。首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什么在建立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同时,同时保留了与西方不同的法官问责制度?这些制度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建立?其次,在具体的情境中,法官如何为自由心证表演化的存在辩解,法官如何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些正面的意义?人作为“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Geertz,1973:5),即便是策略性的自利行为,也往往需要建构起相应的一套叙事。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分析围绕环保法庭的叙事,试图从当中找出法官行为背后的理念性因素。

  

  

   四、依法治国和治国理政的“二重奏”

  

   2010年7月,在环保法庭成立两年有余、工作初见成效之际,xx省法院院长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到:

  

   “多年来,我们仅注意从政策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没有把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到应有地位予以重视……从司法保护和诉讼的层面,即从法律保护层面去研究怎么样实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保护的方法问题,是将党的政策转化为法律的生动实践,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生动实践,是实现我党治国理政模式转变的生动实践。”(《工作资料汇编》:182)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找出几个重要的线索。首先,专门化环境法庭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相比别的国家机关,法院在整体上是最“懂法”的。因此,环保法庭的职责是运用法律手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在司法诉讼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但是,环保法庭之所以受到领导重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对于党的“治国理政模式”,意味着新的可能性。环保法庭得到省法院院长的高度肯定,是因为环保法庭介入了困扰xx市多年的,饮用水源地受到上游磷化工企业污染的问题。通过审理全国第一个环境公益诉讼,环保法庭成功关停了该污染企业的生产线,从而让xx市饮用水源地的水质大为改善。为何这事最后要由法院解决呢?用环保法庭庭长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司法的强制力比行政要大,行政决定当事人如果不服从最多罚款,司法判决如果不履行却可以拘留。也就是说,环保法庭手中握着的“刀把子”,是让污染者服从就范的原因,而通过手握“刀把子”突出自身在生态保护上的作用,也就是环保法庭立身的不二之道。对于环保法庭,环境案件当中重要的是“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法律的具体规定反而变得不重要,“只要找到了环境问题的应对方案,法院的结案则采取灵活的方式,可调解、可撤诉、可判决”(《工作资料汇编》:236)。可以说,案件的社会效果比审判的规则前提更重要,是我国基层司法中的普遍存在的倾向。由于“绩效是中国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赵鼎新,2016:177),国家重视向民众提供各式各样的公共物,法院随之也就把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公共治理的各个方面有所贡献,当成了评判自身价值的重要依据。

  

   突出法院的治理作用,意味着法官要在每起案件中追求好的社会效果。尤其是在“环境上绿水青山、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西南地区,环保法庭一方面要保护环境,另一方面要避免当“产业杀手”,努力落实“发展生态双赢原则”。但是,在“保环境”和“保增长”之间,究竟怎么才能达到平衡呢?如果关停污染工厂会造成工人下岗,这个工厂该不该关呢?按官方的说法,“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综合比较、衡量环境利益与经济社会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作出综合利益最大化的裁判”(《工作资料汇编》:126),可是利益怎么综合、怎么最大化,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案件的社会效果在本质上是主观建构的结果,不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彭亚平,2018)。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每个人对于案件的社会效果的评价都不一样,法官无法掌握全部的社会偏好。同时,人的“有限理性”意味着,法官也不可能预见自己的行为的全部后果(Hay,2011:73)。因此,虽然法院希望成为全知全能的社会管理者,但是,这个形象注定是充满危机的。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面对多重治理目标的危机,环保法庭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面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等目标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环保法庭在很大程度上,把目标的选择权交给了党委和行政部门。在2010年的一起小再生纸厂违规排放生产污水的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法庭提前和省环保厅“通气”,确定了被告属于要淘汰的、相对不重要的落后产能,然后才决定“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同样,在上面提到的2007年的全国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法庭在关停被告的生产线之前,首先也是得到了省里的明确态度,确认对于省委、市委来说,“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工作资料汇编》:3)。在环境保护的目标与别的治理目标难以取舍的时候,按照上级的旨意行事,对于环保法庭,是坚决地克服“司法本位主义”思想的表现(《工作资料汇编》:45)。对于法院来说,在任何一起审判中,最重要的是“坚持服务大局”、从政府工作的大局着想。在大局意识的指引下,法院的工作职责具体落实为打击违法行为,为生态文明城市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工作资料汇编》:31-32)。总之,环保法庭的理想是通过诉讼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但是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如何实现它,法官在判断上必须是与大局保持一致的。

  

在这一部分,我们试图从“理念论”的角度,理解环保法庭的法官面对的“双轨制”。我们发现,环保法庭的理念是在法律层面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意味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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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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