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6 次 更新时间:2021-03-24 2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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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响应,舆论界也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德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默克尔表示,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需要救助,德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经济来维护自己的持续繁荣。基于这种互惠的理由,她决定支持欧盟成员国共同举债,避免疫情导致经济崩溃。5月18日德法两国联合提议建立五千亿欧元的纾困复苏基金,欧盟委员会最终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额度,扭转了欧洲普遍的低落情绪,媒体也予以热烈的反响。许多评论都援用德国财政部官员的比喻——称之为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意味着欧盟在走向“财政联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默克尔的立场转变也备受关注。这位沉稳老练的政治家,在面对国内政治派系与民意的压力下,对欧盟事务时而表现出谨慎犹豫的态度,这与马克龙热烈而坚定的欧洲主义立场形成明显的反差。但默克尔面对这次危机时刻的选择,显示出她是值得信任与尊敬的欧洲领导人。有评论说,她虽然不像马克龙那样喜欢谈论宏大的欧洲愿景,但从未放弃对欧盟事业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契机,来实现德国与欧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尔将在2021年9月卸任,这可能是她留给欧洲事业最后的政治遗产。

  

   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被默克尔的转变所触动。2020年10月,在两德统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岁的哈贝马斯发表长达五十页的文章,题为“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副标题是“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变化与德国统一进程”。哈贝马斯一直是欧盟事业坚定的捍卫者和理论家,他对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理想大加赞赏,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对于默克尔相对保守的立场,他心存疑虑,还曾批评过默克尔在欧元债务危机时期主导的“紧缩政策”。这次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的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三十年前东西两德的统一与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国人为欧洲的共同事业放弃狭隘的利己主义。他相信,欧盟需要实质性的深度一体化,才能确立欧洲的主权自治,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也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所谓“德国问题”:欧洲邻国担忧,德国可能将欧洲变成一个“德国的欧洲”。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欧盟深度一体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让“德国的欧洲”的野心,转变为“欧洲的德国”的理想。而默克尔的变化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努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两德统一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

  

   这项复苏基金方案需获得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最后提交欧洲议会批准后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争论与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节俭四国”(奥地利、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反对,对基金的规模、来源和使用方式等问题提出质疑。随后又遭到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的抵制,他们拒绝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条款”(要求成员国政府以“遵守法治”为前提条件才能使用这项基金)。由于这两个国家曾有涉嫌违背欧盟法治标准的行为,引起过不少争议和司法纠纷,但在它们的领导人看来,这项法治条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威胁了成员国的主权原则。

  

   在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默克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当时担任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最终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折中方案。2021年2月10日,欧洲议会批准了六千七百二十五亿欧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这是七千五百亿欧元复苏计划的主体部分。

  

   无论是复苏计划的启动,还是其艰难的谈判过程,都反映出欧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包括南北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财政联盟的条件下,欧洲共同市场与货币同盟难以协调治理的困境,欧盟治理与各成员国主权之间的紧张,以及在文化上欧洲主义者与“疑欧派”之间的冲突。这次欧盟的复苏计划突破了欧元债务危机时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共担与转移支付,但这未必是迈向财政同盟的制度化进展,也可能只是应对经济濒临崩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

  

   2020年6月初,《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评论指出,这项复苏方案展示了德法两国领导人“决心用尽一切努力来维护欧盟”,对欧盟更长远的未来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但这项措施并不是致力于让成员国“信奉财政义务的议程”,而且因为“欧盟缺乏一个联邦政府的程序,预算方案必须经由全体同意才能致通过”,因此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密尔顿时刻”。但沃尔夫认为,这项方案展现了欧盟的团结,也创造了一种由欧盟税收来资助的独特经济手段,“在象征意义上迈出了进展的一大步”。

  

   被誉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莫内(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每当欧盟的事业出现危机,都是对所谓“莫内方法”的一次考验。在这次危机中莫内方法仍然有效:团结与共识最终压倒了疏离与分歧,欧洲一体化似乎又迎来云开雾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机的来临。

  

   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启动脱欧程序,经过十一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在12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距离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6月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对于脱欧的是非与得失仍然存在着争论。

  

   《德国之声》12月25日发表评论说,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执迷于陈旧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参与国际组织与协议的国家都会受到约束,从而让渡一小部分主权,但同时也在合作中受益,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因此,对于英国终于能“抛开欧盟的枷锁”再次获得独立的期待是误导性的谬论。英国并没有在全球贸易谈判获得任何优势,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还没有协议的踪影,英国确实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但几乎照抄了欧盟与这两个国家已经商定的协议。文章的结论是,脱欧是一场骗局,英国如果留在欧盟其实会更好。

  

   那么,英国脱欧只是偶然的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英国脱欧反映出欧盟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偶然事件。2021年1月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很容易将脱欧看作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战术性误判”造成的结果,但事后回顾来看,英国离开欧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

  

   破裂肇始于1992年,英国坚持保留英镑,拒绝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建立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而在欧元区危机之后,欧盟尝试性开展联邦主义式的国家建构(包括迈向财政联盟、银行联盟以及扩展欧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强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央行的监督权和监控权。就此而言,脱欧派正确地预见了“欧盟经济结构中的联邦主义逻辑”,他们对此持有异议。

  

   但问题在于,联邦主义真是欧洲的宿命吗?许多联邦主义者相信,“如果欧盟的二十七个成员不能彻底推进达到政治联盟,欧洲就将完全退化为民族国家的简单叠加”。但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选择是错误的。实际上,欧洲有多种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国前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曾提出一种“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的欧洲: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走向充分联邦化,而地中海国家可选择更具弹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学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过一种“现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现实而非法律契约的欧洲,由“混合体制、重叠司法辖区、多重成员身份、多中心权威以及多层级治理”组成的欧洲。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前景,它能够承担所有必要的经济管理任务,而无需那种联邦主义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

  

   作者相信,“假如欧洲沿着这些路线演化,英国可能不会那么疏远欧盟,因为欧盟本身就会不同”。但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没有成为现实,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顾虑是“封建制”不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在历史上,首先实现了经济起飞的是西北欧出现的统一民族国家。而今天的民主国家需要成功地结合地方主义和集中化的控制,后者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基础。“也许欧洲能够实现这种结合,但英国脱欧表明,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路。”

  

   关于“欧洲的未来”,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2020年3月发表作家拉杜纳(Ulrich Ladurner)的访谈,他强调“欧盟是一个在建工程的经典范例,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联邦国家的路途中,但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并且无法确定是否能抵达这个最终目标。

  

   德国人愿意超越民族国家,致力于欧洲的事业,因为他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也可以说,这是由于欧盟“给了德国人一次摆脱自己历史的机会”。但其他国家并不热衷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案”,许多欧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义来抵抗纳粹,他们对欧洲的愿景常常与德国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欧盟正逐渐获得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欧洲的利益。“如果欧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须拥有主权。”但获得这一主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缓慢积累的进步过程。“那些没有耐心的人应当明白,欧洲是这样一种理念,民族国家之间能够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时更为密切,有时则不然。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

  

   04. 马克龙的反击

  

   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默克尔的任期即将结束,马克龙已被视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本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刊登对马克龙的长篇访谈,同时以六种语言发表,题为《马克龙纲领》(The Macron Doctrine)。

  

   透过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马克龙看到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他批评几十年来“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造成对气候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识”取代陈旧的“华盛顿共识”。从反思新数字技术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到探讨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马克龙再次强调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张需要“一个强大和政治化的欧洲”来防止美中两国形成双垄断的格局,避免回到区域大国的敌对状态。他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事务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实用的国际合作道路”,以防止战争并应对当前的挑战,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增强“欧洲自己的声音、力量和原则”。

  

同时,马克龙关切欧洲价值的普遍性所面临的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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