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5 次 更新时间:2021-03-24 2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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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报告总结了克制战略的一些主要观点。克制派认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主张,应当更多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对使用武力的门槛要求更高,鼓励其他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并保留美国的军事实力用于捍卫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战略的一些倡导者寻求与俄罗斯和伊朗展开更多的合作,但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存在分歧。他们发现在东亚、欧洲或波斯湾地区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将危及美国的重大利益,但对于如何确认这种威胁正在出现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国显著的军事能力,他们呼吁美国在东亚要比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总之,在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下,“美国将对其他大国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减少其军事规模和前沿军事存在,结束或重新谈判美国的一些安全承诺”。

  

   报告指出,克制大战略常常被误解为孤立主义,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克制战略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许多地区的介入,但并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介入关键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不同于孤立主义更极端的战略收缩。报告的作者建议,需要进一步鉴定克制大战略的核心主张,以验证和完善其政策处方,并对其风险和代价做出评估。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如此认真对待克制大战略,表明美国的外交战略界开始重视“范式转换”的可能,如果拜登无法实现修复国际秩序的构想,可以转向新的备选方案,实施更为现实主义的战略收缩。

  

   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自由国际秩序终将崩溃吗?这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外交事务》杂志将最近四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汇编成专辑《特朗普的世界》,收录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时兼任智库的研究工作,还有长达五年学习中文的履历(其中两年在中国留学)。这篇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相当值得关注。

  

   贝克利认为,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规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没有沿袭“美国衰落论”的老调,而是指出了美国保持强大的另一种前景。

  

   作者否定了主流观点的默认前提——国家强大必定领导世界,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正如班级中“学霸”未必要当班长)。他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完全可以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同时仍然保持头号大国的地位。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样的美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转变为一个“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秩序的世纪,却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贝克利提出了三个主要论证:首先,这种前景是对美国传统的回归;其次,美国有能力在未来实现;最后,在后冷战时代,这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战略。

  

   首先,“美国优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会由于特朗普离任而消失,因为“特朗普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常轨,而是潜入了一种贯穿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是一个“超然的大国”。

  

   作者分析指出,美国能够超然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与其他强国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领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产者,有浩瀚的自然资源,但没有重大威胁”。由于其国内的天然优势,美国几乎没有兴趣在海外结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国主要以金钱与物质安全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积极追求这种狭隘利益的时候,几乎不在乎对其余世界的影响。那时的美国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只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法国有过结盟),也不介入国际组织与体制,而且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拥护自由主义的价值,但只是选择性地在国内外运用。

  

   冷战改变了美国的超然传统。由于需要强大的伙伴支持来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美国铸造了一个联盟,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对美国市场的便捷准入。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者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其弊端却日益显著。虽然有许多政治精英仍然热衷于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但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抵制。

  

   其次,美国有能力重返传统的超然大国的位置。贝克利的这一判断依据两个重要的长程变量:人口结构与技术能力。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非常显著,但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并不相同。作者着眼于从二十到四十九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口”变化,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文章引用数据指出,在未来五十年,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年轻人口会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口将会减少二点二五亿,占目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将缩减百分之四十二,俄罗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国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轻人口会增长到2040年,然后会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年轻人口将会增长百分之十,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未来五十年,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需要为养老金和老年医疗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国将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国将增加近三倍),这会影响它们军事开支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军力差距。美国因此也更少依赖同盟来确保安全。

  

   与人口结构指标类似,美国的技术能力指标也处在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公司和专家的数量是中国(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软件与硬件的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数倍。美国可以利用先进的自动化优势,在国内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工厂(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庞杂的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也将促进许多外包的服务业回流美国。这或许不能增加多少国内的就业机会,但会大大降低美国对海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

  

   基于对人口与技术指标的分析,贝克利认为,美国将重新获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优势。目前美国的市场规模已经等于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几乎低于其他任何国家。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持续增长的庞大市场和财政能力的国家,得以支撑其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同时,新技术将减少美国对外国劳动力与资源的依赖,并为美军装备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国对手的领土扩张”,这些优势将使美国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的权势”。

  

   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衰落的趋势中,在民族主义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来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将会在国内外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对增进美国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国更可能的选择,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像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让它们为受到的保护付出更多;可以签署贸易协议,但只与那些接受美国规制标准的国家签署;也可以参与国际组织,但只要它们的行动有悖于美国利益就威胁退出;也可以促进民主和人权,但主要用来动摇地缘政治对手的稳定。”

  

   贝克利认为,这样一种更为民族主义取向的对外方针,与主导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显得“吝啬而乏味”,但更为现实可行,而且最终也更有效地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

  

   这篇文章实际上为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提出了正当化的理论阐释,其分析和判断或许轻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视作者勾勒的一种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崩溃,美国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凭借人口与技术的相对优势,在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中,做一个摆脱国际责任的“无赖超级大国”。

  

   实际上,美国虚伪面具下的无赖行径早已在无数国际正义之声的批判下暴露无遗。但是,如果它终于决定丢弃所有虚伪的面具,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无赖,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完全被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所支配吗?这种可能的前景值得关注与警觉。

  

   03. 欧洲的关键时刻

  

   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重创。2020年欧盟接待国际旅客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欧元区经济缩减近百分之八,财政赤字从前一年的百分之零点六飙升到了百分之八点五。公共债务的比例也从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复苏至少需要两年,才可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欧洲领导人将疫情的冲击视为“二战以来对欧洲最严重的挑战”,认为欧洲进入了关键时刻。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来欧盟多次陷入危机时刻:从欧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危机。而每当危机爆发,就会看到“欧盟解体”的疑云遍布,成为生死存亡的时刻。

  

   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发出悲观的预告。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胁下,每个欧洲国家都只关注本国边境的管控,几乎都是独自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影响。例如,德国一度禁止医疗援助物资和设备的出口,而当时邻国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认为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显示,“欧盟的规划已经失去了动力”。其实,“远在这场危机之前,人们就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丧失了热情(英国脱欧就是明显的例证)”。

  

   但哈斯的预言过于悲观了。正如英国脱欧并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欧盟没有继续放任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是提出了虽不够及时却相当有力的回应措施。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经济复苏提案,名为“欧洲的关键时刻:修复以及为下一代的准备”。7月21日,欧盟特别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为大规模经济复兴制定了总额为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计划,其中包含一万零七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七年长期财政框架预算,以及七千五百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名为“欧盟下一代”计划),用于疫情后的经济纾困与重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盟首次以共同债务的方式借款,以联盟赤字来应对经济冲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项协议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实际上,这项复苏计划来之不易,也经过了曲折的谈判协商。设立复苏基金的动议,最初由马克龙在3月提出(Corona-Fond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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