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松涛: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回顾与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21-03-12 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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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松涛  
并开始认识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的重要性。许多旧司法人员逐步转变了思想和作风, 后来成为好的司法工作人员。[25]其次, 通过组织整顿, 清除了少数混进司法机关的反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其他“不堪改造”的坏分子, 调进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干部和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26], ”基本上改变了司法机关的组织成分, 使司法机关的干部队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纯洁起来。仅据华东区的不完全统计, 新补充到司法机关的即有2100多人。[27]再次, 由于在司法改革运动中依靠群众的帮助清理了大批积案, 改判了一些过去错判的案件, 同时继承和发展了老解放区人民司法工作的传统, 创立了便利人民、联系群众的审判和诉讼制度, 这就密切了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联系, 为此后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几点结论:基于对历史的宏观考察

   (一) 司法改革运动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法制建设思想

   从1927年根据地革命政权开始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就已经开始了。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经验, 这些成果与经验在许多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所吸收和借鉴,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制思想中,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破旧立新”, 要在破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法律体系,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 法律是国家表现权力的工具, 法律自然也是阶级的产物, 所以,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 要废除旧法律及其司法制度, 建立崭新的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和司法制度”[28]。1949年2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29], 明确指出:“人民的司法工作, 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 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中共中央在全国解放前夕明确宣布这一政策, 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确立了基本指导原则。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 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 建立人民司法制度。”[30]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 正是继承和实践这一法制建设思想, 以便“改革上层建筑中司法制度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使之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31]。

   (二) 司法改革运动是建国初期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社会改革运动, 通过这些社会改革运动, “一泄无余地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使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起了极大变化”[32], 给中国带来了“革故鼎新”的新气象。既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旧社会的法律就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 是他们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因此“必须把它废除, 在旧的废墟上建新房子, 而不能只是把旧房子加以修葺”[33]。通过改革运动的整肃, 使作为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部门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使司法部门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国家全面建设服务, 应该说是司法改革运动的本质目的所在。这种无形的政治价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以今天的眼光去简单评判的。司法改革运动的进行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整肃, 也是对当时法学体系的一次全面改造。在批判旧法观点的基础上,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法学体系开始逐步建立, 法律教学、法学研究和法制宣传等都逐步开展起来, [34]这包括成立政法院校、编写法学各部门的讲义和教材、陆续出版一些有关法学的刊物和译著等等, 这对于在司法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的司法人才、繁荣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事业、促进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三) 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关节点, 对此后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说司法改革运动是一个关节点, 是因为以司法改革运动为标志, 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 并对司法机关进行了组织上的彻底整顿, 在此基础上, 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全新历程。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 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总结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根据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 许多地区建立健全了人民调解委员会, 开展民间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了人民接待室, 处理大量的简单纠纷。逐步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 并开始建立健全铁路巡回法庭、水运沿线的专门法庭等等。到1954年初, 全国共建立了3795个巡回法庭、11个铁路和水上运输法院。[35]这些制度经过此后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发展与完善, 仍在司法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人民调解制度) 。

   在司法改革运动完成对旧司法人员的组织处理之后, 进行了司法机关的组织调配工作, 就是在司法改革运动摧毁旧法制的基础上, “各地即应选调一批政治上可靠并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经过训练即可称职干部, 将来并应选择人民陪审员中的工人农民、复员的解放军军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后充任审判员, 以健全各级人民法院, 首先是基层法院的组织”[36]。这种重视“政治纯洁性”、“立场坚定性”的司法工作人员组成模式, 是当时“革命法制特色的新中国法制体系”[37]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以这种方式选拔的司法干部大都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而且文化偏低, 给司法制度的健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直到新时期的司法改革开始之后才逐步得以解决。

   四、一点思考:关于司法改革运动与新中国法制建设

   司法改革运动在批判旧法观点的过程中, 确实有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如在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可以全盘沿用、全盘继承的错误观点时, 偏向了全盘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另一极端, 法律的一些科学原理和概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原则”等也遭到了批判,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而成为十年动乱期间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38]等等。但是如果把司法改革运动放在新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或许能让我们有不同于此的思考。

   传统中国本来就重人治、轻法治, “法律从来都是君主个人用以治世的工具, 是君主政治权威的一部分”[39]。1912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但这种转变更多的是制度层面, 那种无形的中国式法律传统却一直长存不消, 这也是1949年以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直无甚大建树的根本原因。而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持续了三四年时间的法制建设的“黄金时期”[40], 主要得益于巩固政权和社会变革的“需求”推动。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这两方面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减弱后, 整个法制建设开始处于一种“动力缺失”状态, 中国的法制传统却“一如继往”地发挥着影响, 于是法制建设转而萎缩以至倒退、走下坡路。[41]因此, 从深层次讲, 司法改革运动的潜在错误偏向及其后中国法制建设的曲折, 是中国法制从传统走向现代必经的阵痛。而“文革”中对法制建设的严重破坏, 则可以说是几百年甚或几千年中国法制传统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之间冲突的全面爆发。没有这种阵痛和爆发, 可能就没有今天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刻反思和理性认知。如果以历史的态度把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看作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过程[42], 那么可以说, 1978年以前法制建设之大不幸, 未必不是今日中国法制建设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之大幸。

   注释

   1[1]当时为了精简机构, 这五个政法机关实行合署办公。

   2[2]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是国民党政府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总称。

   3[3][5]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关于司法改革运动工作总结向市委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A].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 1953, 151.

   4[4]董必武.关于整顿和改造司法部门的一些意见,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C].法律出版社, 1986, 229.

   5[6][8][9][11]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J].新华月报, 1952 (9) :33.

   6[7]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华东政法工作会议的报告[J].斗争, 中共中央华东局, 1952 (154) :2.

   7[10]华北局转发华北行政委员会党组关于司法改革工作的报告[J].察哈尔建设, 中共察哈尔省委建设编委会, 1952 (115) :5.

   8[12]福建日报[N].1952-5-22.

   9[13]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社会主义时期) [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91, 18.

   10[1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法院的指示[J].华南通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 1952 (45) :1.

   11[15][17]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社论) [N].人民日报1952-8-17.

   12[16]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J].新华月报, 1952 (9) :34.

   13[18][23]华北区司法改革运动总结[J].建设, 中共中央华北局建设编委会, 1953 (219) :8.

   14[19]指旧中国培养和任用过的推事 (法官) 、检查人员。

   15[20]董必武.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C].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 法律出版社, 1986, 234-235.

   16[21][24][27]人民日报[N] (3) :1953-1-28

   17[22]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C], 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 1954 (9) :2656.

   18[25]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6.

   19[26]俞敏声.中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147.

   20[28]谢觉哉.在司法训练班上的讲话[A].谢觉哉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642.

   21[29]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 :85-87.

   22[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1) :5.

   23[31]韩延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上) :22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6.

   24[32]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15-216.

   25[33]谢觉哉.放下臭架子, 甘当小学生[A].谢觉哉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652.

   26[34]李仲达.毛泽东法律思想和实践[M].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227.

   27[35]杨一凡、陈寒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224页。

   28[36]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J].建设, 中共中央华北局建设编委会, 1953年编印, (219) :1。

   29[37]徐显明、刘瀚.法制社会之形成与发展[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下) :894.

   30[38]张晋藩.20世纪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前瞻[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98.

   31[39]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10.

   32[40]信春鹰.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改革[M].法律出版社, 1999, 14.

   33[41]徐付群.五十年代末法制建设滑坡原因新探[M].中共党史研究, 1998 (5) .

   34[42]夏锦文就认为, 从社会变迁尤其是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考察, 从建国初期以司法改革运动为中心的“第一次司法革命”, 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司法革命”, “都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人类司法文明的精华, 渗透着鲜明的现代司法精神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参见徐显明、刘瀚主编:《法制社会之形成与发展》下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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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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