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1-03-10 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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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理性国家为假定的国际关系大多是知识精英模拟出来的国际关系图景,在现代知识传播中,这种图景左右了普罗大众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投射出来的却不一定是真实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基于地理环境和族群分布的区域国别,才是国际关系单元层次的常态化实践场域,区域与国别的案例能够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基本的理论检验与实践反馈。

   其次是高度“简约”的国家单位。在国际关系理论家那里,国家是个高度简约的抽象单位,是不涉价值的,“国家”(state)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简约化的代表国家实体的施动者(agent)。不过,作为施动者,国家在国际实践中则明显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是联合国宪章里所描述的概念化、拟人化和理想化的“一律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国族(nation);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国别案例,又是千差万别的,如美国是合众国,中国是共和国(又有港澳台这种特殊的存在),阿联酋是酋邦的联合体。再如,“国家”的中文与英文表述,在语义上差别就很大,中文中诸如德国、美国和英国等的合成词,把“国”的意思完全同质化了,成了一个以德、美和英为修饰的同质性的名词。但是,DE(Deutschland)、UK(United Kindom) 、US(United States)在英文里却并非如此,字面上就体现着差异。在中文表述里,“国”和“家”通常联系在一起,从国家起源来看,词义里蕴含着原始单位——家庭经过漫长历史演化而成的“家—国”状态,而这种国家形态的某些特征今天在亚洲和非洲地区仍然可以发现,因此,国家并不是纯粹“后血缘”的政治组织。回到马克斯·韦伯的解释里,state是指一个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与权力结构状态,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在不同共同体的竞争中,演变为涵盖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欧洲学者有国家、社会二分法或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分法的学术传统,这与东亚社会中强调家、国结合的国家观显然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体现在东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分野与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中。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正是欧美学者试图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来重构世界秩序的知识探索,当然也遇到了非西方地区和国家在实践上的挑战,这种挑战近些年通过亚洲学者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 T.V.保罗、阿查亚和纳斯尔·阿里夫关于南亚、东南亚和中东的区域政治研究,秦亚青和石之瑜基于东亚传统的IR理论的探索,从东亚国家的本土论述中提出对欧美国家学说的质疑。

   综上所述,国家为元单位的假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简约的,以至于抽离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实践性因素,这就导致国际关系研究本意中international指向的“国际性”实践不够明确,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国际关系复杂性解释力的不足。因此,在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应避免将高度简化的国际关系“方程式”代入其中,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更是要精细地加以区分。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在建构知识之树,那么理论关注的则是树干,区域国别研究关注的则是枝叶,它们共同植根于地球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的实践中。不同国别代表了千差万别的“国族”(nation-state)经验和设身处地的地缘环境,区域是天然的聚合空间,区域国别作为合成词在内涵上也具有合成的意义,在实践中具有共生、共存和互动的特征。当然,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元单位的假设依然成立,但这个单位需要在实践中“深描”,需要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汲取营养,从而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三、国际关系的知识考古学:从区域知识到国际知识

  

   国际关系始于对外交往,也始于区域知识的生产、传播、回流与共享。区域是一种地缘性的社会历史单位,是学术意义上“前国际”(post-international)时代人类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区域知识则是某一特定地域的人自下而上的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与抽象。区域知识的累积和创造长期以来保持着不同地域的独特性,在对外交往中,这种独特性得以彰显,国际知识正是不同区域知识交互与共享的结果,也可以说区域知识是国际关系的前学科知识。从知识考古学来看,知识生产都有其时代性,作为经验的区域知识,其生成的历史要比国际知识更为久远。中国在先秦时就有《山海经》,历朝历代也一直有记录周边史地的传统,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朝贡珍的《西洋番国志》等。早期的异域知识,大都是经验性的,对域外知识的记录也多是游记式的异域体验,如唐朝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是对今南亚和中亚一带的翔实记录,在北非,有记录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国家见闻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在西亚,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在欧洲,则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殖民官员是区域知识最重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与原籍国教会与大学的联系推动了区域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其活动范围的扩展则推动了区域知识的交互和共享。如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英国总督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作为新加坡的开埠者,既是著名的印尼历史研究文献《爪哇史》的作者,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认为是东方学专家。这些非本土的异域知识,自产生起就有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性”和“关系性”特征,属于天然的国际知识。正是本土与异域地区在经验、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交互中,产生了原初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假若没有这些知识,国际关系史上单元层次的互动也就无从谈起。

   “早期的区域知识更多是自发性和本土性的,限于对本土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经验等的自我认知,现代意义的区域知识生产则要等到近代社会科学划分在欧洲的出现。”专门的区域知识生产通常被认为始于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时代,如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 撰写的最早的西欧人的《东方志》。不过,根据赛义德的研究,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东方学”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已经开始。后来,古典和专业意义上的“东方诸学”如埃及学、印度学和日本学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早期的区域研究并没有特定的国家指向,多是模糊的区域范围,如殖民时代的“东印度”就是一个松散和模糊的地域概念,大概指今东南亚海岛和沿海的一个不太确定的地域,这种模糊的区域空间恰恰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汇与混杂,正是“国际性”和“关系性”在弹性的区域空间里的展现。随着欧洲殖民的全球扩张,区域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得到长足发展,学院派研究开始流行,学科发展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到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远东学院、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今亚非学院,SOAS)、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系等已经在全球范围享誉盛名,后来,非欧洲世界新独立国家学院制的区域国别知识的教育、培训和研究体系也多以此为样板。

   20世纪,对亚非拉国家来说是“去殖民地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纪,对欧美国家来说,则是世界政治版图重构和保持西方领先优势的世纪。由于地图学的发展和地理知识的普及,七大洲五大洋的地理分布和不同种族与族群的活动范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常识性知识。基于国族意义上的国家身份和种族意义上的区域身份,成为国际交往中最基本的身份标识。这样,混杂、多元的区域知识就被分门别类的汇入一种新式世界观(主要是“国际”观)的塑造中,区域国别在知识生产、传播和交流中成为国际知识的基本分类标准。基于这样的不同区域知识间的共享、互动和共存的实践,“国际关系”也逐渐有了本体性和实践性价值。于是,专业化的国际知识生产在欧美国家得到强化,在亚非拉国家则得到广泛传播。“冷战对于‘区域知识’创造的规模化、系统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冷战期间,区域研究在美苏等主要大国都得到精细发展,并服务于世界战略与对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在主要的院校和科研单位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翻译和整理相关资料。美国的区域研究在冷战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全球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譬如,东南亚研究的重镇在冷战期间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为代表,培养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克利福德·格尔茨、詹姆斯·斯科特等一代有跨学科影响力的国际学者。然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发展的行为主义倾向于排斥区域研究中融入文化的“解释主义”,导致在知识论上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实践基础的区域研究始终无法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研究中,这实际上削弱了国际关系研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既有国际知识的储备已经难以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如何生产满足对外交往需要的新的国际知识?国际问题研究如何进行精细化、常规化作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再认识?……成为近些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议程上需要优先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人文社科研究亦需要有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机制,来解决不同学科与专业碎片化发展的问题。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则需要理论研究能够“落地”到国际实践中,推动多元多样的地方性、区域性知识向国际知识的转化,从而改变国际知识生产对英语世界经验过度依赖的现状。“区域聚合了多样性的国际行为体,既具有国际社会实践的主体性特征,也具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区域国别自然成了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领域。在“方法论国家主义”潜移默化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和专业开始向区域国别领域延伸,原有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布局也开始调整,国际问题研究中区域国别的专业导向和问题指向也越来越明确。

  

   四、区域国别的IR学价值——从抽象本体到实践本体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多关注体系层次,研究议程大多属于抽象本体,议题多被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专业程式化地设定,对历史事件和区域国别案例的使用通常也是选择性的。这种研究目前多流行假设—验证式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单元层次的历史、进程与联系在此类研究中常常是断裂的,其结果可能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也有可能制造一种抽象的、虚化的甚至远离实际的国际关系图景。实际上,美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缺乏实践性的本体论述,“仅仅聚焦于大理论本身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对大理论的解释对象有适宜的认识和理解才行。”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的本体也来源于实践,“在国际关系的世界里,社会是第一性的,国家身份首先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产生于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实践,并在这种不间断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定义和再定义。”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在国际实践中是具体的、实在的和在地的,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本体性内容。区域国别研究是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结合,如前文所述,前者有久远的历史,发挥着生产国际知识的功能,后者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作为单元本体的延续,“国别”二字展现了国家单位的特殊性,区域国别的组合,使国际关系在实践领域有了相对清晰的主体性意识。

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对区域国别进行精细作业的分类研究领域,是“国际性”和“关系性”的学科内涵在单元层次(区域、国家)的学术呈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一区域的特定国家或国家组群的关系性经验、国际性知识与社会化实践,其中包含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参与其中的主客体间的互动与实践。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既是国际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区域国别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理论上,面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的衰退,作为单元层次,区域国别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从大理论转向中观和微观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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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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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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