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社会正义与差别原则——财富与风险分配公平的互惠性思考实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21-03-06 11: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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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进入专栏)  

  

   本文主要以罗尔斯的《正义新论》为线索,探讨当今世界的贫富悬殊和社会撕裂的问题状况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法理学思考实验。作者指出,差别原则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键,而互惠性观念则是差别原则的正当化根据。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罗尔斯正义理论,可以发现分配曲线的形式化论证的背后其实潜伏着重构宪法共识、加强东西方文明之间就秩序原理和制度设计进行深入对话的契机。

  

   关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张,国内外的研究、讨论以及批评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了。本文无意重复已有的论述,也不想面面俱到,而是仅仅聚焦罗尔斯的晚期著作——更强调分配公平性的《正义新论》,特别是其中的差别原则、互惠性概念以及OP曲线的形式化论证,从不同视角考察国家与法律理论创新的契机及其对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参考意义。

   1、前提条件:理性的建构与合理的选择实践

   罗尔斯的思想渊源,主要是穆勒式自由和宽容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接纳的康德式构建主义。一般而言,他的学说因为致力于社会合作系统以及良好秩序的构建,所以难免些许设计理性的倾向。另外,因为注重自由、宽容以及相应的互惠性,所以设计理性又会留有合理选择和调整的空间,从而需要对“理性的(rational)”与“合理的(reasonable)”概念进行更加细致微妙的区别。

   “理性的”与“合理的”这一分类在罗尔斯正义理论成形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了,[1]但似乎没有得到具体而明确的表述。在《正义论》这本书中,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罗尔斯仅在为数不多的场合同时使用“合理的”和“理性的”这两个概念,且基本上视它们为同义词。直到《政治的自由主义》发表时,这一对概念才有了精确的、完整的展开。[2]《正义新论》成书之际,罗尔斯引入西布里(Sibley)对这两个概念所作的区分,[3]并通过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与经验实践理性的分类以及完全自律与合理自律的区别等媒介,与政治意义上的人的两种道德能力的概念相呼应。在这里,人的第一种道德能力是指正义感觉,第二种道德能力是指善良构想;[4]前者属于理性的范畴,后者属于合理的范畴;前者主要涉及平等的自由原则,后者主要涉及结果不平等的条件、多元性的事实以及适当调整和修正的机制。罗尔斯曾经具体分析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情合理的标准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人们乐于提出那些能够被所有人都视为公平合作条款的原则,如果别人提出这些原则,他们也乐于肯认;其次,当其他人都遵循这些原则时,他们也会承诺履行这些原则,即使有可能损害其自身利益。[5]不难发现,这两方面的特点正好对应着自由而平等人的两种道德能力中“正的界说”与“善的界说”。[6]一般而言,正的界说以及相应的道德能力与“理性的”类型相关,而善的界说以及相应的道德能力与“合理的”类型相关。[7]

   在做出以上区分之后,从“原初状态”出发建构道德以及正义理论的纯粹程序主义思想实验就延伸出两条逻辑进路。第一、理性选择理论,即证明那些掩藏在“无知之幕”背后、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但却致力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他们所作的决策、所立的合约是理性的,在揭开“无知之幕”后也可以通过“反思均衡”的伦理学方法来建构和重构道德,并通过道德稳定性形成正义观念。第二、合理选择的实践理论,即证明在撤出无知之幕后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通过“重叠共识”的政治学方法来建构合作体系,从而确保制度架构的稳定性。在这里,追求重叠共识的主语是不同的价值观。或者说人们通过沟通、合意以及承认来实现不同信仰、思想、伦理的兼容并蓄。因此,重叠共识与暂定的妥协不同,是基于道德根据的一种稳定的政治构想。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曾经多次强调,合理性优先于理性,合理性是对理性的限制条件;[8]这种有限理性的立场就使得设计合理主义带有某种进化合理主义的色彩,并且导致“反思均衡”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反思均衡是指特定主张能一以贯之,或者说是一种正义观实现内在整合性,而在广义的或者说完全的反思均衡化过程中,人们还必须对公共正义的构想与其他可选择性正义构想进行整合。[9]

   《正义新论》一再强调合理的优先于理性的,似乎理性逐步失去道德上的中立性而被吸收消化到合理的概念之中,并且还主张那种试图把整个正义原则的论证都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之上的做法是一个错误。[10]但实际上,在罗尔斯论证正义原则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目的理性的演绎逻辑方法,并大量借鉴经济学的形式化技术,[11]俨然把“效用最大化”作为理性的判断标准,[12]而合理的概念反倒更像是对理性在遇到疑难情况时的一种补充。在这里正义观似乎出现了理性的悖论。无论如何,合理与理性总是交错在一起并且显得密不可分,或者用罗尔斯自己的话来说,最终的正义理念是“合理而理性的”(reasonable and rational)人们的选择。[13]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处于原初状态的公民只能是理性的、自律的,不得不停留在目的理性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只有当公民自觉适用他们在原初状态中自由选定的正义原则并以此为动机采取行动时,他们才能完全实现自律。因此,把理性与合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是罗尔斯的道德主义倾向,但却对外呈现出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形态。

   2、价值排序:关于正义的思考实验

   1. 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

   罗尔斯试图从“原初状态”通过程序化的演绎式论证推导出正义原则。他的理想是找到一种深思熟虑并且坚定的信念,以建构一种在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实现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但实际上却只能进行推论,说明处于原初状态的公民会在政治层面的正义原则清单上进行什么样的选择。无论如何,罗尔斯旨在用上述信念或者推论衍生出一种恰当的分配原则,据此调整公民之间的不平等。[14]所谓原初状态,是把公民作为仅仅平等的道德人格来表现的一种代表装置,是一种确保缔结任何协议都是公正的、不受主观任意性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左右的条件设定,由此也是对推论进行限制的选择装置。他借助原初状态这一思考实验装置来模拟参与协议签订的各方的反应,[15]其目的并非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而是为了对道德判断进行说明,并解释公民所持有的正义感以便相互理解,进而寻求全体一致的同意。[16]

   实际上,罗尔斯无法证明我们必须接受他关于原初状态的假定,而只是希望通过沟通来说服我们接受——即使不是立刻接受,在考虑之后也会最终接受——这种假定。他希望自己关于原初状态的构想能够确立一种在缔约当事人、公民以及我们自身当中都获得广泛承认的正义观,为此通过“无知之幕”的假定来化约对原则进行选择的过程的复杂性。当然,并不能认为原初状态的构想本身没有道德效力,只是原初状态所依据的概念群集在伦理上是中立的。[17]这里更重要的是观察视角的区别。实际上,持有原初状态的构想、讨论其依据的概念群集的只有关注元规则的“我们”。对“我们”而言,原初状态是具有道德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身处原初状态之中的缔约当事人而言,原初状态在道德上则是中立的。在这里,为了避免直观的、实质性的道德判断互相冲突引发混乱和战争,罗尔斯把正义论的第一判断,即我们(公民)作为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格这个命题彻底形式化了。正是这样做的结果才出现了所谓原初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原初状态构成了与我们的直观的道德判断相对应的一种完全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势必倾向于程序主义的正义论。罗尔斯曾经明确指出,“原初状态把纯粹的程序正义最大限度具体化了”。[18]

   不言而喻,所谓程序正义是指不存在关于正确与否的独立标准,正确与否是由程序的结果来定义的正义构想。[19]在这里,程序上的正确性被转换成了结果上的正确性。基于同样的逻辑,原初状态的公平也被转换成了从正义原则演绎出来的公平,因而才有“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说法。把原初状态视为纯粹程序正义的一个场景,就势必导致合理的自律这样一种模型。也就是说,当事人们从给定的选项清单无论选择什么原则都被认为是正确的。[20]因此,在作为形式化公理体系的原初状态当中进行合理计算的结果就可以被理解为程序正义的内容。换言之,程序的内容是由合理的计算构成的。由此可见,基于原初状态所能得出的正义理念也不是唯一的,需要进行选择。在理想状态下是通过演绎性论证从原初状态推导出正义原则,但现实情形是推论当事人将从政治原则的一长串选项清单中怎样进行选择。在《正义新论》中,关于选择的推论实际上采取的是两步比较法。首先把正义两原则与平均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比较,然后再把正义两原则与带有最大最小规则保障的平均效用原则进行比较。

   概而论之,最大最小规则是关于原初状态下的当事人在选择正义原则之际应该考虑的各种论点的发现装置。罗尔斯对该规则的适用情形进行了辩护,指出在原初状态这种假设状况下引入该原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他也坦言最大最小规则只是一种启发式算法,用于辅助原初状态的立约人进行慎思。[21]因此,罗尔斯并没有穷举原初状态下能够成立所有的选项(也无法做到),尽管有很多选项被“无知之幕”的论证给排除在外,但仍有一些选项通过了原初状态的筛选。此外,不宜适用最大最小规则的情形大致可以举出三种:(1)各种状况的分布概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知的,(2)最坏情形在采取最佳选项时产生的结果(保证水平)是无法令人满意的,(3)未选择的选项导致的最坏结果并不会低于保证水平太多。[22]毫无疑问,这些情形无疑限缩了最大最小规则的适用范围。但无论如何,最大最小规则对正义两原则的正当化而言并不是决定性因素。[23]

   一般认为,“无知之幕”是对公民在不清楚自己所属阶层的状况下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原则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以此作为实验的条件设定。无知之幕的假设不等于一种理性选择理论,但却有利于选择的论证以及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正当化。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无知之幕的设定对于论证平等原则没有帮助,这一批判的代表人物便是德沃金,在政治哲学领域内他常被认为是与罗尔斯、诺齐克齐名的人物。德沃金认为,罗尔斯隐藏在无知之幕背后的深层理论乃是一种抽象的权利理论,基于抽象性的权利观。这一抽象权利既不指向某种特殊的个人权利,也不可能指向特定个人目标的权利。换句话说,虽然有对各种自由的具体权利,但是并不存在某一种对自由的抽象权利。[24]德沃金认为,在政治理论中,这一比自由更加抽象的一般性概念,便是“平等”。从平等中可以演绎出自由,却不能从自由演绎出平等。[25]在德沃金看来,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具有两种道德能力的人(做出人生的合理计划和拥有正义感)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因为平等关怀和尊重权利已经暗含于原初状态(纯粹程序正义)的先决条件中,是无知之幕背后的立约人展开谈判的前提,而不是契约订立的结果。[26]德沃金还认为,实现分配正义的前提是资源平等,这种平等应该通过符合完全程序正义的拍卖市场模式来实现;在资源平等基础上的分配正义则应该通过作为纯粹交换机制的保险市场模型以及以平等关怀为原则的行政举措来实现[27]。值得注意的是,德沃金借助运气与选择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区分,把责任观念和问责机制嵌入运气和风险分配之中,进而把选择自由、责任自负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嵌入平等的正义理论之中,与罗尔斯的正义新论有其曲同工之妙。

   2. 反思均衡与判断整合

“反思均衡”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伦理学方法,也被理解为一种正义原则和道德观念的建构以及正当化机制,其本质在于判断的整合化。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认为反思均衡,就是要让原初状态下选择的正义原则与我们直观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达到均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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