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洋面上纷纷拥拥、溟溟蒙蒙的，是云，是雾。云的愤怒为风，雾的阴谋为浪。浪从五层楼高的峰顶森然跌下，浪从血盆大口般的深渊轰然涌起，“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就这样撕云破雾，搏风斗浪，日夜在滚滚与滔滔中穿行。太平洋啊太平洋！当初为它命名的麦哲伦，一定受到了海神的欺骗，风平浪静只是瞬间的假面，雷奔海立才是它恒定的真容。这也就是人生。这也就是上帝精心设计的波澜。祈祷前程一帆风顺的旅客，十九要被它掀天陷日的狂暴吓垮；吓而不垮慢慢也就能学会对付，风浪的正面是凶神恶煞，反面却是给你力，给你胆。

　　 这天正午风歇浪止，云消雾散，白花花银灿灿的一轮日头高悬，太平洋露出了难得一现的笑靥。胡适走上后甲板，把满腔郁闷交付海天一色的灰白与蔚蓝。极目远望，除了淼淼，还是淼淼，除了漠漠，还是漠漠。胡适不死心，极力想在淼淼漠漠中搜寻莽莽苍苍的大陆架。离开吴淞口已经旬日，离开横滨也已有一个礼拜，明知遥望陆地实为虚妄，他还是禁不住要把目光射向远方的海平线。

　　 凝望既久，幻觉也就渐次化为真实，十天前仓皇辞国的一幕，又在逝波中明灭闪现。那天，历史记载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威尔逊总统号”驶离了上海公和祥码头，驶出了黄浦江，胡适就是一直站在后甲板，回望故国。有一刻，他想对疮痍满目的家园说声“再见”，不知是海风太大，还是那两个字重如磨盘，咂了几次嘴，竟然没能送出口。“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何况这一去，也许就是永别！失败了，他，以及他的他们。回首既往，一切恍如身后的海岸，变得愈来愈空虚，愈来愈渺远。“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渊明的《拟古》之九，他曾和傅斯年一边醉饮，一边击节苦歌：“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后何悔！”在陶公是拟古，在他俩却是比今。时不与兮山河改，风萧萧而悲响，云漫漫而日殇，他只得急急慌慌地出走，乘桴浮于海。哪有浮槎可去日月？眼前只剩了浮沫，浮云，还有一缕飘扯在悲风中的浮名。

　　 柳永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今日之胡适，却是既没有情绪浅斟，更没有心肠低唱。回想四个月前，在孤城北平，他本想苦撑到底，坚持不走。当年倭寇入侵，我们撤退；现在是内战，怎能撇下北大不管？但是不行，南京方面一天十二道金牌似地紧催。大概他们也听到了，西山一带的共产党广播电台传出消息，说只要胡适留下，保证仍让他担任北大校长，同时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国共两边都在使劲“拔河”，形势又由不得骑墙。走，还是留？胡适寻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既然他作如此认定，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匆匆南下，匆忙得犹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北大的教授一个也没带，仅邀了清华的陈寅恪同行。寅恪固然是宏儒硕彦，其他教授难道就不是？陷众同事于炮火，于心何忍啊！家里的一百多箱图书，也统统扔下不管，只随身带了一部十六回的《石头记》钞本。曹雪芹九泉有知，该笑他“忽喇喇似大厦倾”！连儿子思杜都没能带出危城，这步棋恐怕将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他隐隐感到，父与子，如今隔着的，已不是天上数日地上旬月的行程，中间横了一道大洋，又一道铁幕，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朝代。胡适之啊胡适之，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日子就像早先提倡的白话文，起先是逗号，分号，引号，句号，顺顺当当，妥妥帖帖，忽然冒出一串问号，紧跟着又冒出一串惊叹号，且问号都是无解方程，惊叹号更像了一把把高悬在头顶的宝剑！想想此刻的自己，何尝不是一艘在风浪中颠来簸去、爬高跌下的海轮？而且舵握在别人的掌心！

　　 这是一个市声转沉、万籁趋寂的午夜，借着台灯和电脑荧屏交织的柔光，透过历史烟云，我默默注视在太平洋胸脯上滑行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以及在后甲板凭栏怅望的胡适。

　　 余生也晚。胡适四九年去国离邦，零丁海上，我才五岁，胡适五十年代遭全民围剿，万炮齐轰，我也才上小学，隔代而又隔膜，胡博士与我，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了。

　　 并非丝毫没有。有道是“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胡适，再加上尔后罹难的胡风，以及文革中挨批的“三胡”，使“胡”姓，一时沦为众多反面人物的专用符号。比如，我至今能记起的，就有《智取威虎山》中的“胡彪”，《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还有忘了是哪一部作品中的“胡守礼”。有一阵子，兴许是避林彪的讳，“胡彪”的“彪”被改为“标”。“彪”可易，而“胡”不可易，“胡”姓之贱，甚矣！

　　 二

　　 他是想把命运之舵，牢牢握在自己的掌心。胡适，胡适！当初起这个别号，就是取材于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名儿果然给他带来了好运，一九一０年六月，他报考“庚子”赔款官费留美，临时放弃原名“胡洪騂”，而改用“胡适”，结果吉星高照，榜上题名。记得那年八月十六，同伴七十，结队赴美，走的正是从沪上出发的这条海路。在腾波触天、高浪灌日的洋面，他写下了滚烫的《去国行》：“扣舷一凝睇，一发是中原。扬冠与汝别，征衫有泪痕。高邱岂无女，狰狞百鬼蹲。兰蕙日荒秽，群盗满国门。搴裳渡重海，何地招汝魂！挥泪重致词：‘祝汝长寿年！’”青年胡适远渡重洋，长歌当啸，剑气如虹，发誓他年学成归来，一定要为灾难深重的祖国筑坛驱魔，再招雄魂！

　　 胡适留美七载，负笈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从一个传统的青年才俊，变成了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从一个白话文的尝试者，变成了故国文学革命的领袖。十九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先后崛起于西方的两大学派，一派主张革命，一派主张改良。胡适天性柔和，信仰民主、自由，厌恶暴力、专政，故而自觉摒弃“辩证唯物”，而归顺于“实验”。说到文学革命，则有点儿歪打正着。胡适在留美学人中提倡白话文，受到普遍的讥讽，激愤之下，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并把它投给国内的《新青年》。就是这篇并不成熟的“刍议”，转瞬把他从平地托入青云，腋下犹如陡生双翅，想停都停不住。不光是他，那年头的英才俊杰，如尔后成为《新青年》同仁的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莫不都是一炮打响，一夜成名。那是一个“黄天已死，苍天当立”的时代。那是一个登高一呼、山鸣谷应的时代。也许大地的耳朵等待革新者的脚步，等得实在太久太苦，连耳膜都结满蛛网；终于盼到了他们出现，当作天大的喜讯八方飞告，这正是“空谷足音”。

　　 回顾既往，胡适衷心感谢陈独秀、蔡元培。如果没有两位大师的提挈，他说，自己的一生，终了就是一个普通刊物的编辑匠。这就是机遇，双重的机遇把他拥上了时代的高枝。转眼他就成了谁？堂堂北大教授！赫赫青年导师！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学家！等等。其实，这些头衔统统可以不要，他只想在名片上印三个字：播种者。“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你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他说。胡适播种的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为此他主张“全盘西化”；为此他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此他贡献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达摩东来，为的是寻一个不受人惑的智者。胡适普度众生，渴望造就出一批改良主义的贤哲。他坚信凡播种必有收获，“迟的也许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在百年之后；但早的往往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头脑造得成的，不是口号标语喊得出来的，更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设起来的。胡适呼吁，上进的青年，要牢记易卜生的名言，“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

　　 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地平上，胡适的出发，堪谓与陈独秀同步。他比李大钊、鲁迅要早，比毛泽东、周恩来更早。当是时也，康有为昏聩无为，梁启超不启不超，胡适祭起“文学革命”的新式法宝，立即博得了先进青年的崇拜。“五四”时代，可以说是陈独秀、胡适的时代。它的影响，不仅及于本世纪，势必烛照长远，辐射未来。

　　 依我看，胡适首先是属于白话文的。废除古文、倡导白话的实验，和秦朝废篆兴隶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值得大书特书。胡适这辈子假如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做，仅仅干了一件开白话新风的“文学革命”，就足以坐定名山，享誉青史。

　　 文学和社会息息相关，胡适对社会革命其实也相当关注。且看他一九一七年四月为俄国三月革命写下的《沁园春．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周策纵认定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受到过胡适《新俄万岁》的影响。按，胡适词作于前，毛泽东词写于后，而毛泽东当年又是胡适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这种学问、思想间的潜移默化，或许是存在的。但硬要强调哪一句是从哪一句脱胎、演变而来，就未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胡适同时又是属于整个“五四”的。五四运动虽然有违他个人的初衷——认为太政治化了——却和他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想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凡运动，面对的都是顽固不化的传统，它不可能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五四”也不例外，它的口号“科学与民主”，现在和将来，肯定还要反复被提起。因此，胡适的幽灵，在新形势下“借尸还魂”，或者如关云长那样大叫一声“还我头来”，而开始在云端“显圣”，便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三

　　 身后有人饮泣，胡适没有回过头去。离开大陆这么久了，居然还有人如此伤心；大变故中的含酸茹叹，吊影惭魂。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搁在这儿就会成为反讽。歧路，歧路。故国已在唐诗的海内，知己全在梦中的天涯。想此时，蒋先生退隐溪口，傅斯年出长台湾大学，长子前往曼谷，次子留守北平，老妻枯立在台北的相思树下，一夜乡心处处同，可怜哪一处乡心，也辨不清他们的归宿！

　　 不知是否忧愁又勾来了风，不知是否悲风又唤来了浪。太平洋说动容就动容，先是烦躁地皱起眉头，继而激烈地抖动四肢，终于喷流溅沫，吹胡子瞪眼。轮船似乎有点儿心悸，猛地一个晃荡，又一个晃荡，把胡适从甲板递上隆隆作响的列车——这不是梦，这是思维的蒙太奇——列车行进在荒凉冷寂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之行在一九二六年七月，胡适那次是第二次出国，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会。车过贝加尔湖，他想起了苏武，苏武日夜思念的中原，中原古老焦黄的历史。历史正如窗外的风景，车轮每哐当一响，便掀过新的一页。千年的光阴重重叠叠，说厚犹如泰山，说薄也就如一片蝉翼。厚也好，薄也罢，今人只能袖手旁观。他是有历史癖、考据癖的，生平极喜的就是哗哗翻动历史。鲁迅在上边翻出两个字“吃人”。他呢，拎起历史的书脊一抖，扑簌簌掉下一地的魑魅魍魉。

车过莫斯科，他看到了人类史上的另一颗星，红星。虽然泛着血光，却异常美丽。不禁想起了遍布祖国上空的灾星，想起了他从前作的《努力歌》：“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如今在域外重吟，竟然涌起无限惭愧。总说努力，总说再造，《双十节的鬼歌》作了也有五六年了，然而，何时才能“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换一个好政府？”上帝并没有断言摊给咱中国的只能是一叶秋海棠，她完全可以是一只雄鸡，甚至是一头醒狮！啊，胡适来到革命的心脏，拢共呆了三天，脑海里便不断晃动镰刀和斧头。假如他索性更改行程，在赤都住上三个月呢？说不定国人刮目相看的，将是另一个胡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