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瑜:晚清“新小说”的地方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 次 更新时间:2021-02-26 1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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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瑜  

   摘要:《扬子江小说报》作为晚清武汉地区第一份新小说杂志,从创刊之始便立足于本地。呈现出一条从“地方”到“中心”的新小说发展路径。一方面,以《蒲阳公梦》为代表的小说作品带有明显的反清非儒思想,与改良派政治小说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艺术上的国粹取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文体自觉。

   关键词:《扬子江小说报》;武汉;晚清“新小说”;地方路径

   1909年5月19日,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诞生于湖北武汉。晚清“新小说”的出现,是传统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今天的晚清小说杂志研究中,随处可见《扬子江小说报》的身影,不过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研究中的一个统计数据①,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上海的小说期刊。不可否认,晚清小说期刊的重镇是上海,但如此一来,就使得被放置在中心背后的《扬子江小说报》面目模糊,形象不清。

   颇耐人寻味的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人在创刊之时,对当时小说专刊发展的“中心”与“边缘”格局有着清醒的认知。在第一期就刊登了《中国小说报调查表》②,对晚清小说杂志进行盘点,在此表中,除了《新小说》和《扬子江小说报》,其余杂志均创刊于上海③,上海的中心地位一目了然;同时也对自己的杂志怀抱着极强的自信,杂志首期刊登了七篇发刊词,这在晚清小说专刊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它第一篇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江日夜东流将以学海也,将以学海而第见往不见复,是无益于江也。无益于江,奚取于学海也?曰示江流之急进也。学海者以水学海,非以江学海也。以水学海,则江之水得为海之水,于水已进化。固不必其水之江也。且江之水进为海,而后湖河池沿之水愿为江。此无所输出,即彼无所输入也,不以江之水益海,或且以海之水益江。海水益江,是水退化也,退化之水,羞于江也。”④以海河关系来喻文学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太过常见的手法,但这段话依然应该引起今人的重视,因为在当下的研究中,海河关系(或者主流支流关系、大河小河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都是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这段话清楚地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观点可能只是今人一厢情愿的“后见之明”,作为当时在“非中心”地区的《扬子江小说报》群体,他们并不认为在晚清新小说潮流中,自己只是一個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主流本身就是由支流汇集而成,思想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从边地走向中心的过程。正如学者李怡指出的那样:“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⑤那么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地方路径,到底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者的理论构想,还是在小说创作中已然付诸实践?如若付诸实践,这条地方路径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  政治小说《蒲阳公梦》中的“非儒”革命思想

  

   1909年5月16日,《汉口中西报》刊登《<扬子江小说报>出现》的广告,“小说计十余种”,其中提到一部由作者凤俦所著之“寓言小说《蒲阳公梦》”⑥,但在正式出版时,《蒲阳公梦》却由“寓言小说”变为“政治小说”。表面上看这一分类变化无足轻重,但若把它放在晚清小说发展脉络中来考察,就可知这一变动绝非是无心,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勇气之举。“政治小说”的名称,最早见于梁启超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在小说被塑造为图强救国利器的晚清时期,可以说“政治小说”是知识分子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最为重要的文学工具,因而“政治小说”这一分类比任何小说分类都更有政治敏感性。已有研究指出,国内的晚清小说专刊,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风险,除了少数最开始创设这个栏目外,绝大多数从创刊时就无此栏目⑦。正如前文所言,《扬子江小说报》对同时期晚清小说专刊有过研究关注,对于这一栏目的风险有着清楚的认知,另外当时武汉的舆论管控并没有放松,“本社创立既久,而迟迟不克出版者,其间又不知几经惊涛骇浪,险阻艰难”⑧,但仍然设置了这一栏目,其勇气可想而知。而且《蒲阳公梦》依然是重点推出的小说,当时主编胡石庵写下批语提醒读者“凤俦此书,寄托深微。设局宏大。前后都数十万言”“书中诸人诸事皆确有所指,巧有所寓。非等于他卷小说仅以事迹文字雄也”⑨,可见对这部小说的重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使得主创人员冒着风险也要刊登,而且还坚持使用“政治小说”这一分类标签?在相同的文学分类标签背后,这部小说的政治主张与早期维新派小说家的政治主张又有何不同?

   这部前后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今天我们只得见三回:《陈士元占梦浩然亭,徐养量得识人参果》《盗金牛盲左护群妖,埋碑剑蒲城遭暗杀》《中阴谋铁牛塞龙港,使奸计韦驮坐山门》,不过依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文本,已经可以确定小说的主题是反儒学。儒学,作为封建王朝几千年的正统之学,在晚清虽然地位遭受重创,但在应对历史巨变之时,重组儒学以应对新变,还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而这篇小说即以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离奇荒诞的故事情节,将晚清以儒学为主导的各种思潮统统调侃讽刺了一番,背后是对企图依靠儒学改良来扭转国运颓势行为的破产宣判。

   小说开篇便借“孟子赠书”这一情节提到“调和论”,小说中写到明朝一位叫陈士元的人出生时,孟子托梦给他的亲人,担心“西学侵入中国。儒者无复得有立椎之地”,因此他要“把那新旧学术调和调和,采其所长,弃其所短,彰明较著。抱着自己的思想,另造一个璨新的中国”⑩ ,陈士元是儒家“亚圣”孟子的转世,是一位一心参道、专心占梦的晚明大儒,生平最得意之作是《梦占逸旨》。孟子转世传道、谶纬之书《梦占逸旨》,这些关键信息都指向了晚清儒学中的今文经派。而“调和论”的观念,也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儒臣,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调和”观,实施改革,延续清廷统治。虽因小说不全,不知故事结局,但凭这一人物将所有的热情与智力都放在占梦之上,讽剌之意不言而喻。

   小说第二回和第三回紧密相连,讲述的是县令侯子真为了抢占一个能世世代代发家的灵穴,而作妖设法,伤天害理。其背后的支持者是大儒左丘明及其收留的一帮妖魔鬼怪,而左氏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独占一头不断吐银钱的金牛。此处将左丘明如此丑化,讽刺的正是古文经派。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越来越多的革命者不满意这条改良路线,大力批判儒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治古文经反今文经的革命党人,以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而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持“中西调和”观,同时也极力保存国粹的儒臣。对这三派的讽刺,就是宣判用儒学救国行为的破产。《扬子江小说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匿名的社论,文中直陈大部分儒士“皆不过出于利禄之途耳”,儒学“立言只为一时,非为万世”“乌能取二千年后之事,预计而筹及之也哉”11,这些观点无一不是对本小说观点的呼应和支持。

   《蒲阳公梦》的剑锋所向,明显与早期维新派小说中的政治观念拉开了距离。早期康梁等维新派的政治小说多持改良思想,《蒲阳公梦》直指维持封建统治的儒学,反君主统治的革命思想呼之欲出。在相同的“政治小说”标签背后,其内容和主旨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都是关注儒学问题,这篇小说也不同于早期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作品,早期作品只是进行局部黑幕的揭露,而《蒲阳公梦》却是整体上对儒学进行清算。

   小说作者范韵鸾,以革命的眼光聚焦儒学,这和他身处的城市武汉不无关系。晚清时期的武汉,是文教转型的重镇,晚清学制的变革,是由湖北经验上升为全国模式的。张之洞在汉最先改变学制,变书院为学堂,而后为保存国粹,又在武昌首创存古学堂,文教转型的背后关涉的是清廷的政教存续,研究者已指出:“湖北着重经世致用,在注重发展实业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经学对统治基础的维护作用。”12另一方面,用经学来维护清廷的统治基础,势必对新思想的传播采取高压管控。1905年以后,武汉民报勃兴,“革命报刊大多出版一年半载即遭摧折”13。这使得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读书人,对于清廷更加不满,武汉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在文学中也开始有所反映,已有学者考证,汉口的《江汉日报》在1908年就率先提出了反清反君主的“革命文学”14口号。范韵鸾,原为晚清秀才,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经济,回国后任武昌私立江汉法政学校讲座,是学制改革的亲历者。同时,他兼任《汉口中西报》的记者,见证了晚清武汉的思想控制。15有这样的氛围与经历,他写出“非儒”小说《蒲阳公梦》,也在情理之中。

   提到“非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新文化运动,是北京,是《新青年》,是易白沙、陈独秀等人的說理论文。实则早在晚清,地方文人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并且就已经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历史难道真的是中心“振臂一呼”,地方就开始“群山响应”?地方文学的发展到底是被本土的具体问题、生存感受激发,还是被外来的时新概念、形势风潮驱动呢?还是后来者受困于“影响—被影响”的思维模式,没看清历史原本的发展路径?

  

   二  国粹取向与小说文体自觉

  

   《扬子江小说报》除一部分作品注重趣味性外,在思想内容上整体趋向激进。但在艺术观念上,却不以趋新为好,而是偏向内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在晚清小说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文化之于新小说已经不再被粗暴地等同于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者指出“晚清后期欧化与国粹主义此消彼长的新的思潮演变,构成了此期小说发展的新动力”16。重回历史现场便可发现,即便是在国粹主义思潮盛行之时,《扬子江小说报》也呈现出一些独属此地的面向和特色。

在《扬子江小说报》创刊的1909年,报刊的印刷技术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当时许多小说杂志都对封面极尽装饰之能事,《扬子江小说报》的封面相当简陋,只请人作了封面题词。以至于陶报癖后来回忆起时还在大叹“惟无良好印刷,形式上未能美观”17。但就是这张简陋的封面,它背后的书写者却大有来头,刊名书写者为黄福。黄福先后任两湖书院和两湖师范学堂经学教习,后又被聘为存古学堂协教。排斥儒学、提倡革命的《扬子江小说报》请存古学堂的经学教员题写封面,存古学堂的教员为提倡白话的新小说杂志题写封面,双方的立场动机都值得我们深究。存古学堂是张之洞晚年最为重视的文教事业,他亲自设计了湖北存古学堂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分为经学、史学和词章三门,在这三科的权重上,张之洞历来秉承的观念为词章学之价值依附于“经史”之价值18,也因而,此时此地的词章之学不用背负经史之学攸关经典存续、道术升降的重压,学子们读词章之书可以更多凭借个人的性情和兴趣,时人朱峙三1910年的一则日记颇能说明这点:“诗虽为无用之物,然可以写性情。且本省存古堂尚在开办,能研究诗学也”19。当年湖北存古学堂的学生罗灿也提到,词章学堂老师讲授诗篇“颇能绘影绘声,精义入神,不过有些学生是听之无味的”20。“无用”“无味”看上去像是贬低之词,实际上都指向文学性和艺术性,词章之学获得了相对独立和单纯的生长空间。黄福,本身就是存古学堂词章协教,兼任经学协教。21有了词章学的桥梁,革命立场的《扬子江小说报》不会将以“宗经”为立场的存古学堂一杆子打死,反而借助其在学术上的声望,抬高新小说的文学地位,而湖北存古学堂的教习,即便政治立场不同,也抱以开放的文化立场,不以新小说乃至白话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因而黄福题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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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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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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