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陶梦真: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涵养与“大京派”文学的时代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 次 更新时间:2021-02-26 10: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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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陶梦真  

   主持人语:“地方路径”的倡导并不是为了彰显某一个区域文学,而是为中国整体的文学“地方品格”发掘更大的价值。本期推出的三篇论文就是这样。它们讨论的对象跨越中国南北,从京津冀到到西南昆明再到华中武汉,纵深感很大。而每一处地方的风景都不完全指向狭隘的乡土,本身就透露出某种自我超越的意味。京津冀如何能够成为“文脉”,不是因为它们各自为阵,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精神联结的纽带;战时的昆明则洋溢着另一种“民间”的色彩;对武汉的考察也不是过去简单的所谓“汉味”品读,而是发现了影响全中国的“新小说”的诞生。所有这些考察的具体地点都是“地方”的,而所有考察所发掘的价值却是“超越地方”的或者说“中国的”,在这里,我们获得的是文学整体的启示。“地方路径”有别于一般“区域研究”的指向由此清晰可辨。

   ——李怡

   摘要:京津冀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燕赵文化的共同根柢,涵养了三地宽厚包容、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这种深厚的历史文脉自然地体现在文学之中,京津冀三地既有各自的审美趣味,形成了具有强烈地域个性的文学魅力,同时京津冀文学在继承传统、融汇西方的文学品格上又有着共通的追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大文学观的背景下,无论是京派文学、京味文学,还是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河北文学,都不足以涵盖京津冀文学复杂多元的历史面貌,也不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时代呼唤着“大京派”文学的建构。

   关键词:京津冀文脉;历史涵养;“大京派”文学;时代建构

   我们已经习惯强调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它广阔深远的辐射力。天津之所以兴起漕运,离不开北京作为首都的丰富需求,河北悠久的直隶文化,更是直接源于北京长期的首都地位。具体到文学而言,“京派”和“京味”也都是以北京为核心的,无论我们在研究中将京味文学分成多少代,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京派文学的文化取向,实际上都离不开对北京地域文化的考察。但是,这种长期的“北京中心”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深深地遮蔽了京津冀文学的互融共通。京津冀本來就是一体,历史上燕赵文化同根同脉,已然留下了深厚的基础,当下三地的协同发展也正有赖于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涵养。而打通京津冀文脉,激活古老文脉的当下活力,自然要在文学文化上向“大京派”的视野延伸。“大京派”文学的建构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大文学观理论构想的具体实践。

  

   一  多元包容的京津冀文脉

  

   京津冀三地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互融共通的地缘关系。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塑造了京津冀的文脉根柢,燕赵文明的历史传承又养育了京津冀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而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正是凝聚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力量源泉,是涵养京津冀千年文脉的历史积淀,是激活京津冀文学传统的现实品格。

   国家已经规划了诸多城市群建设,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它们的战略定位或是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或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皆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旨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而京津冀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特区或城市群,它的发展目标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优化开发模式。这就不再是以经济为中心,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综合考量。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被视为千年大计,除了因为北京是首都,更深层的则是基于京津冀历史文化底蕴的独特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京津冀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差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形态。北京坐享“皇城文化”,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漕运文化”使得天津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种相对舒适的城市氛围和文化心态也使得天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河北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直隶文化”,有着良好的地理优势,既为京师提供安全保障,又得以享受临近京津地区的便利。三地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依恃,彼此之间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缘关系:天津漕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北京作为首都的丰富需求,河北直隶文化的底色更是源于北京长期的首都地位,而北京皇城文化的养成同样离不开津、冀二地的支持。况且从根本上讲,京津冀三地的人们拥有同根同源的燕赵文化,身处相似的文化环境,传承相同的文化理念,三地先天性地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基因。

   密切的地缘关系凝聚了京津冀的文脉根柢。京津冀三地自古以来就唇齿相依,互融共通。北宋文人范镇在《幽州赋》中写到“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幽州之地现在普遍被认为是北京,而实际上幽州自先秦时期即已存在,经朝代沿革边界多有变动,但大致是河北北部至辽宁一带,京津冀皆在其核心地带。三地共处华北平原北部,北靠燕山山脉,南面华北平原,西倚太行山,东临渤海湾。地理位置的相邻带来了环境的相似与资源的共享。大运河流经京津冀的绝大部分航段同属于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和南运河北段,此外还有一部分属于隋唐大运河的卫河及永济渠遗址,总长度超过800千米,这800千米的大运河是京津冀三地沟通的历史动脉,在河北香河地区流传着一首小诗:“君住北京城,我身在河北;同游天津卫,打通运河水。”就行政区划而言,京津冀三地也始终“难以割舍”。西周时期的燕、蓟古城,隋唐五代时期的幽州,到辽代的燕京,北宋的燕山府,皆为北京古称,但在地理分界上并不统一,常常是京津冀三地交错。例如,清朝时期直隶总督的府衙即在天津,民国时期天津又成为直隶省省会,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并将天津城及附近地区设为天津特别市,自此至1930年,北平一直是河北省的省会。而在1950年代以前,房山县、良乡县、昌平县、大兴县等区县都属于河北省管辖,在1950年代之后才逐步划归北京市,因而有“北京当地人上推两三代其80%以上都是河北人”的说法。

   燕赵文明的根柢滋养了京津冀文化的历史底蕴。燕赵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长城—边关在此驻扎,因而燕赵大地始终置身于民族冲突的前沿,战争和移民成为影响燕赵大地的两大重要因素。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赞颂“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苏东坡言:“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燕赵大地自古以来战争不断,既有农耕的汉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有汉族内部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西汉时期,匈奴就屡次进犯燕赵北疆,“飞将军”李广威震匈奴,楚汉之际的巨鹿之战,韩信破赵的背水一战,李自成进京,太平天国的北伐,义和团运动,从古至今,燕赵大地始终战火纷飞。战争养成了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也带来了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口随着战争不断迁入燕赵大地,带来了文化的深入融合。燕赵地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就有比较显著的文化过渡性质,临近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三晋文化以及北部的游牧文化,并与之不断发生冲突、碰撞,也不断走向交流、融合。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述及燕赵大地的经济特征和文化风貌时说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种、代皆为地名,在石邑(今河北获鹿县东南)以北,也就是说燕赵地域地处边境,临近少数民族,屡受侵犯,民风比较强悍。汉武帝时期,命北方游牧民族乌桓向内地迁徙,将他们主要安置在燕赵北部一带,更加重了这一地区的尚武风气。幽燕产良马,军队的战斗力强,北边部族内迁的同时,强化了燕赵文化融合的色彩。

   深厚的历史底蕴塑造了京津冀多元包容的文化品格。老辈人有句俗话:北京城是漂来的,我们现代人更愿意说北京城是一首流动的民族史诗。这“漂来”一说即源自大运河,北京与大运河息息相关,且不说当年大运河上从南方漂来的稻米、丝绸、茶叶如何丰富了京城百姓的生活,就是建设紫禁城的金砖、楠木也都是通过大运河运到京城的。天津杨柳青古镇就坐落在大运河边上。在明代,南方的纸张、水彩,沿京杭大运河传到了这里,杨柳青木版年画因之而兴。杨柳青木版年画玉成号第六代传人霍庆顺,从小吃运河水长大,在他看来,正是门前这条流淌了千百年的大运河,让杨柳青木版年画有了包罗万象的艺术风格,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更不必说大运河将南方的纸材、燃料等原材料运到天津,才有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兴起。北京作为“五方杂居”之地,有丰富的包容性。有资料说明,北京前门大街当年著名的老字号商铺诸如瑞蚨祥绸缎店、同仁堂药房、全聚德烤鸭店等有94家之多,《话说前门》一书重点介绍了26家老字号的店史。其中除3家是北京人开办、1家未写明创办者的籍贯之外,其余22家的创办者均来自全国各地,如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浙江等。河北最古老的剧种是来自南方的昆剧和高腔。如今活跃在河北大地上的戏剧除了河北梆子、评剧、老调、丝弦等河北地方戏曲以外,还有京剧、晋剧、豫剧等不同地区的引进剧种。河北梆子高亢激越,十分能够体现燕赵大地慷慨悲壮的文化风骨,但却是从山陕梆子脱胎而来。河北的评剧则是在民间说唱“莲花落”和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演变发展的,而“蹦蹦”来源于东北地区。

   在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流淌中,既有坚固城墙的刚毅与勇武,也有古老运河的融汇与包容,在历史的烽烟中实现着多民族、多地域的融合,构成了京津冀历史文化多元包容的根本内涵和文化底色。在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文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文化的变动和发展往往会最集中、最迅速、最活跃地反映到文学上,地域文化孕育催生了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又反过来带动、激活地域文化,而且时间越久远,这种带动和激活的功能便越明显。

  

   二  多味融合的京津冀文学

  

   提及“京味”,我们会想到老舍,地道的北京口语,浓郁的市井风情,是北京最为典型的文学名片;我们也会想到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1930年代北平文坛的一群“外乡人”,筑造了京派的文学世界;我们还有可能想到张恨水,他既不是京味作家,也不是京派作家,却一往情深地写北京、爱北京,他们都是北京之一“味”,与北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却都不能完全代表“京味”。如果说绍兴的周作人、黄梅的废名、湘西的沈从文是北京文学之一“味”,那白洋淀的孙犁、天津的冯骥才其实更加接近北京之“味”。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景观,方言口语的书写,市井民俗的风情,自然风貌的呈现,地方性格的凸显,这些围绕某个地域而诞生的种种具体的、鲜明的意象,营造了地方文学的独特韵味。但这只是“地方”的具象演绎,所谓文学的地方性,还应包含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即“地方”文学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是作家不自觉地受到地方文化的浸染而表现出的文化姿态,它不一定专注于对地方元素的具体刻画,而是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传达地域文学的精神,京津冀文学正是对京津冀文脉的传承与发扬。

   多元包容的京津冀文脉养育了多味融合的京津冀文学。老舍写北京,以鲜活生动的京腔京韵描绘了北京的风俗意趣,孙犁写白洋淀、滹沱河、冀中平原的乡村生活,深深植根于河北农村的厚土之中,冯骥才写清末民初天津卫租界的各色人等,刻画了天津民俗传统的生命力,无论是北京文学、天津文学还是河北文学,它们既各有风味,又在根本追求上一脉相通,那种对传统的依恋,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这两个极端恰恰集中于京津冀三地的文学风味之中。

“京”之本味。狭义的“京味”是指北京地方文学的独特味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一代一代传承演变,此起彼伏,在变化中又沉淀出相对固定的文学品味,我们看不到京味文学走向终结的迹象,京味文学也不会终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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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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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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