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孟荀整合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21-02-24 15: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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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今天应当怎样对待孟荀?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重大课题。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并且它们向来就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转换而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塑造和利用的,其影响力也随之而消长。在中国社会从王权封建转向皇权专制之际,荀学兴盛,这表明荀学中确实存在着法家专制主义因素。皇权帝国时代“独尊儒术”,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学衰退,而作为儒学正宗的孟学兴起;但荀学却仍以隐蔽的形式发挥着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这就是专制权力的“阳儒阴法”政治路线。而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之际,荀学复兴,这表明荀学中存在着有助于现代性启蒙的思想资源。但荀学的现代复兴乃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复兴而来的,所以孟学并未因此而衰退,这就意味着必须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据现代价值来分别对孟荀思想加以“损益”。

   【关键词】孟子;荀子;整合;中国社会现代化

  

   今天应当怎样对待孟子和荀子?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将两者对立起来还是整合起来?对于这些问题,即便持有相同的现代价值立场的学者(非此立场的观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也都充满争论,而且看起来不会有结果,因为双方都能从孟荀的言论中找到自己的证据。这说明孟荀思想本身就存在着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从而表明现有的研究思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本文将从观察“中国社会形态的转换”与“孟荀思想影响的消长”之间的关联来加以分析,以确定我们今天对孟子与荀子所应有的态度。

   何以如此?我曾说过:现有的儒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儒学“被叙述为某种无关乎现实、无关乎生活的自娱自乐的东西”,“标识为一个单一的纯粹的学术形态,掩盖或遮蔽了其中所存在的重大的时代转换问题”[①]。但事实上,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其对当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也随社会形态的转换而变化消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即诸子百家都是“务为治者”[②]。孟荀思想亦然,其实都是在不同时代“被诠释的孟荀”甚至“被利用的孟荀”;这种诠释与利用会凸显、放大、甚至改造其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换言之,孟荀思想本身就是被不断地重塑的。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对于走向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孟荀思想应当怎样被重塑并整合起来?

   一、荀孟消长与专制帝国的兴起

   纵观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孟学与荀学的影响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从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荀学势强而孟学势弱;西汉后期以来,孟学渐盛,而荀学虽渐衰却暗中一直保持着实质性作用;然而明清之际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荀学逐渐复兴,而孟学仍保持其固有之势。要理解这种消长现象,仅从孟荀之学本身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必须明瞭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社会形态转换的历史。我已多次对此进行了如下勾画:

   1、宗族王权列国时代:商周

   2、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春秋战国

   3、家族皇权帝国时代:自秦朝至清朝

   4、第二次社会大转型:近代以来

   5、个体人权民国时代

   孟荀之影响力的消长,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

   (一)荀学的兴盛与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称儒学为“孔孟之道”是一种很晚近的说法。[③] 梁玉绳说“孟荀齐号,起自汉儒”[④],言过其实。实际情况如徐复观所说,“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⑤]。其实不仅是汉初,在整个汉代甚至更长时期,荀子的影响要大得多。

   何以如此?学者往往归因于秦火之后的儒家文献传承关系。如汪中说:“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⑥] 梁启超说:“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派而已。”[⑦] 更有学者认为:“汉世儒者,非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辈博士经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学。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盖两汉学术……其列于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⑧] 这类说法固然没错,但都只是表面的观察。

   荀学的兴盛乃是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际,即从王权封建转向皇权专制的时代,这绝非偶然。荀子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形态转换的趋势,该趋势在思想上的体现即是法家思想。荀学实质上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一种融合,诚如梁启超所说:“荀子生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⑨]

   确实,荀子不仅培养了两个最得意的法家弟子,即作为暴秦最大理论家的韩非和最大政治家的李斯,而且其学说本身就包含着专制主义的因素。谭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⑩] 此话虽不无偏激,但不难理解:谭嗣同所抨击的乃是皇权专制以来的那种“阳儒阴法”的帝制儒学。梁启超也说:“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11] 有学者称“荀子才是秦以后两千余年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真正‘教父’”[12];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荀子主张服事暴君。[13] 可见荀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它本身所蕴涵的某些有利于皇权专制的思想因素,这一点在今天的荀学复兴中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二)孟学的兴起与皇权专制时代

   饶有趣味的是,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看起来非常适合于皇权专制的荀学反而衰落了。当然,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皇权真正抛弃了荀学、法家,这是学界的共识:汉代皇家、乃至整个帝国时代的皇家都是采取的“阳儒阴法”的路数。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4],可谓说出了历代皇帝的心声。所谓“王道”指儒家思想,所谓“霸道”指法家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牟宗三、李泽厚都将朱熹和荀子归为一类,尽管前者批评朱熹“以荀子之心态讲孔子之仁”[15],后者赞赏朱熹“举孟旗,行荀学”[16]。[17] 在我看来,整个帝国儒学确实都存在着荀学的因素,即都是不同程度的“儒法合一”,从而都是与皇家“阳儒阴法”相配合的。

   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名义上,荀学衰落了。其间,唐代杨倞作《荀子注》虽然影响深远,亦未能扭转这种趋势。杨倞曾为韩愈的下属(杨倞序中称“韩侍郎”)[18],而“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19];然而韩愈正是宋明理学扬孟抑荀的先驱,认为对于儒家道统,“荀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0],予以贬抑。

   那么,荀学究竟为什么会衰落?皇权为什么会在选择儒家的同时却又与作为儒学的荀学保持距离?其原因仍然需要从皇权的“阳儒阴法”中去寻找:

   一方面是“阳儒”,即打着儒家的旗号,标榜“王道”“仁政”。我们知道,“汉承秦制”乃是皇权帝国制度从产生到稳定的时期,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即所谓“罢绌百家,独尊儒术”,如董仲舒建议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1]。实际上,汉代皇朝的尊儒政策并非始于董仲舒,而是一个集体思想转变的过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22];“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23]。这也表明传统儒学之中确实存在着符合皇权专制需要的因素,而不限于荀子思想,这一点也是今天复兴儒学时需要警惕的。

   另一方面则是“阴法”,即实质上的法家专制主义,却不能放到台面上,否则即有“暴政”之名。荀学虽属儒学,却有法家之嫌,而法家总是令人与“暴秦”联系起来,这在标榜“仁义道德”、“以孝治天下”的皇权来说是不可取的。因此,荀学只能“后台操作”。

   伴随着“独尊儒术”,孟学开始兴起,因为唯有孟子才是足以与荀子相颉颃的大儒。东汉末年赵岐作《孟子》的最早注本《孟子章句》,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正式鲜明地扬孟抑荀,始于韩愈《原道》的道统之论;然后就是宋学的兴起,极端地推崇孟子。

   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唐宋以来兴起的孟学,其实并非本来的孟学,而主要是经过程朱理学诠释改造的孟学;而且即便这样的孟学,也未必都受到皇家的欢迎,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就对孟学很不以为然。清代皇家倡导的程朱理学的孟学也是“被诠释的孟子”、“被利用的孟子”,因为孟子本人其实最少专制主义色彩,反倒极具批判权力的倾向。

  

   二、荀学复兴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荀学的近代复兴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如傅山、费密等。这里的“近代”概念是指的中国社会的“内源性现代性”的发生,可追溯到“唐宋变革”[24],而在明清之际尤为显著。[25] 入清以后,乾嘉学派公然复兴荀学,其中仅学术名家就有卢文弨、谢墉、钱大昕、汪中、凌廷堪、郝懿行等,进而至于近代俞樾、王先谦、孙诒让等。

   人们通常将当时荀学复兴的缘由归因于乾嘉学派整理古代文献而导致的诸子学的复兴。这其实也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清代“汉学”的兴起“乃由与宋学对峙而来”[26],而这里的“宋学”指作为清朝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所以,乾嘉学派复兴荀学乃是一种隐形的对抗皇权的政治思想斗争。

   乾嘉学派在两个方面具有“近代”性质:一方面是其方法上的现代性,即其“实事求是”的方法,梁启超说“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7],胡适也说“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的要点只是‘拿证据来’”[28];另一方面是其思想上的现代性,即其思想观念的启蒙性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尤为典型,既尊孟子,而实质上接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章太炎称“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29],钱穆谓之“虽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时近荀卿”[30]。这就是说,孟荀思想一起成为反抗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也反证了孟荀思想中存在着某些可以用来反对专制主义的因素。

   荀学近代复兴的进一步表现是晚清学界出现的今文经学派(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排荀”与古文经学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争。“排荀”运动大致发生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间,其所针对的其实也是秦汉以来的专制制度。夏曾佑认为,荀子“法后王”而导致“专制之法”[31]。谭嗣同说,荀子“”[32]。梁启超“通过对于荀子的非议,所要表达的是,既要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又要反对学术上的专制”[33]。同时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尊荀”运动。章太炎作《訄书》,开篇就是“尊荀第一”[34]。当然,章太炎有法家倾向,例如他为法家辩护:“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35] 这种思想倾向的背景是当时“革命”的需要,但“革命”导致的威权主义“专政”毕竟是一种现代性的政治现象,这样的荀子颇似西方的马基雅维利。[36]

   这或许会令人产生疑惑:曾在汉初襄助帝制的荀学,何以会在推翻帝制的历史潮流之中复兴?唯一可能的答案:荀学之中显然存在着某些可资解构帝制的思想资源。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应该就是荀子“性恶”“化性起伪”思想与近代启蒙运动的“自然状态”学说的某种契合,学界对此已有许多探讨。

  

   三、孟荀整合与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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