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1-02-23 15:58:32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全球化   全球治理   大国关系  

赵磊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不少新特征,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热点问题对全球政治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产生诸多影响。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将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或“去中心”;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各国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出现了“内向化”趋向;社会思潮分化加剧,焦虑心态蔓延与诸多极端思潮抬头;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仍将存在,中美两国作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必然需要新的相互适应。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全球治理;大国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于大变局“变”的探讨,国内学术界作出了一些分析研判,包括过去500年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全球政治觉醒等,关注焦点始终是国际权力转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既催化了全球和地区冲突与风险的集聚,也形成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窗口期,特别是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产生了诸多影响。


新型全球化:从“单一中心”到“多中心”或“去中心”

   疫情本身不会导致全球化停止,但的确暴露出全球化脆弱的一面。如世界体系理论所描述的,过去的全球化是典型的“中心—边缘”秩序,是不均衡的全球化。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国家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在世界政治体系中,与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推动力。为此,西方霸权国家构建了具有垂直等级特征的内部盟友体系。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不同文明先后被西方化的情景。

   在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以“节点—网格”秩序为逻辑加速发展为“多中心”或“去中心”,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为节点,使其形成网格,让每一个国家都成为“自中心”,从而使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如同区块链技术的逻辑,新型全球化的关键词将是“分布式”“多中心”“去中心”等。值得注意的是,“去中心”不等于没有中心,而是要改变单一中心,形成多中心相互促进的结构。

   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每当出现危机,美欧等国习惯于给别国开药方,要求相关国家在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向自己看齐。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欧等国自身也陷入困境,“中心”国家的动力不足导致全球化列车“减速”甚至有“熄火”的风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整体表现令人失望。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单一中心出现严重问题会导致全球化整体停摆,故而不能再将自身命运和全球共同利益寄托于少数西方国家手中。

   疫情发生之前,国内外不少研究成果认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将从七国集团(G7)转到新兴七国(Emerging Seven,E7)手中,即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2017年2月,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布的《2050年的世界》研究报告指出,“30年后,全球前七大经济体中将有6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美国会滑至第三,日本会降到第八。”很长一段时期,谈到“大变局”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际权力转移,即“一方取代另一方”“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然而,此次疫情表明,当国际社会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时,谁也取代不了谁;世界可以有多个中心,我们不应将全球化视为一个只有赢家和输家的竞争,而应看到全球化正在更深刻地改变和重塑国际行为体的身份,甚至重新定义了权力、权威以及国家间关系。

   2020年9月,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发表的题为《中国如何为美国不再是全球需求中心做好经济准备》的文章指出,在上一轮全球化中,美国是国际经济的需求中心。但新一轮全球化是“多峰结构”,即“多中心”的全球化,欧洲、北美和亚洲“三足鼎立”并相互影响。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和区域中心可能会更多。在“多峰结构”中,非西方力量,包括民族国家、资本、社会组织等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全面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和塑造作用。它们将自己关于全球化的愿景投射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加快淡化历史积淀而成的“西方中心”“美国中心”倾向。这也意味着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源将会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短期出现“内向化”趋向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其产生的经济影响前所未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4.4%,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也是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其中,美国经济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3%,印度经济衰退10.3%。同时,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幅下降,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萎缩9.2%。

   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还导致世界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激增。世界银行2020年5月估计,将有6000万人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极端贫困,但8月份新的评估认为,这一情况可能恶化,达到7000万至1亿人。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美国失业率从2020年3月的4.4%上升至4月的15%,创造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随着财富分配日益不公,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凸显。从族裔方面来看,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情况最差,两个群体的贫困率在2020年9月都超过了25%,而白人的贫困率则为12%。

   疫情使得各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等国内问题,导致全球性问题的政策协调出现领导者缺位的情况,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无论是G20和G7等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还是美欧等发达国家都无力独自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性问题。从短期看,疫情将强化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所有类型的政府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危机管理,并因此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力。但疫情好转后,一些政府却不愿放弃这些权力,这引起了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等不同人群的警觉和反对。疫情应对的过程表明,在所有的政体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内向化”和寻求自主、控制自己命运的转向。鉴于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更多国家选择建立自给自足的供应链,加强对大规模移民的反对力度,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重建和处理经济危机,导致解决区域性或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意愿和承诺减少。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悲观地认为,很多国家难以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国家衰弱和国家失败将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更加普遍的特征。一段时期内,民族主义、大国竞争、战略脱钩等行动有加强的可能。疫情叠加了全球治理的各种脆弱性,各个国家最初的反应更多是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将找到一种新型务实同时可以有效保护自身安全的国际主义。

   从中长期来看,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依然会成为大国外交政策的主流。“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逻辑是:各国将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甚至会为了安全利益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但是疫情深刻揭示出,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依然是各国安全的基础,没有复工复产就难以有效防控疫情,没有全球经贸合作就难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虽然各国会反思重要物资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但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会出现明显的断裂,国际分工不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发达经济体同新兴经济体的互动会进入新的周期。因此,世界各国在疫情后需要重构全球市场,同时需要思考实现全球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后疫情时代,各国可能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韧性。

   2020年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15国领导人正式签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的签署表明相关国家希望加强经济合作,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向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宣战。但未来在RCEP内部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领域的竞争依然激烈,争夺的焦点是规则与标准、知识产权与新科技制高点以及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竞争优势。 

  

社会思潮分化加剧:焦虑心态蔓延与诸多极端思潮抬头

   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权力来源是国际共识。但在疫情之下,诸多共识被颠覆、被重塑,全球治理因此面临诸多困难。有些国际危机是自然突发的,如传染性疾病;有些国际危机是人为导致的,如2020年7月7日美国国会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这意味着全球卫生治理遭遇人为干扰的重大挑战。不少西方学者指出,过去的4年里,美国脱离了自由国际主义甚至多边主义,是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今天的全球治理不仅要解决传染病等问题,还要解决不少国家的“心病”。

   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政治、经济,也会影响心态、思潮,人们普遍心态焦虑,诸多极端思潮抬头。抗疫时期涌现的社会思潮如放大镜般暴露出疫情之下的现实矛盾,反映出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霸凌主义、生态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群主义等社会思潮分化加剧。

   社会思潮分化加剧最突出的表现是疫情导致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蔓延。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上升,整体社会心态更趋保守。特别是当民众感知国家实力下降时,民粹主义情绪便迅速提升或激发,而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同时,美欧之间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被进一步放大,又加剧了上述恐惧心理。

   疫情放大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与冲突。有观点认为,在防疫抗疫过程中,美欧等国的表现普遍不如东亚国家,其中的缘由之一是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东亚文明中有集体主义基因和共克时艰精神,相比之下,欧美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无疑制约了国家的抗疫能力以及国际合作。整个抗疫过程显示,在危机时刻,比制度因素更深刻的是文明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下各国青年普遍承担着较重的心理压力。在美国,无视社交禁令的年轻人遭受了自私任性、不负责任、意志力弱的指责。但有研究指出,社交是年轻人的本能,社交孤立对年轻人心理带来的损伤要高于年长者。美国疾控中心2020年5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近一半18—29岁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症状,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疫情不仅使年轻人失去了工作和医疗保障,还失去了工作和家庭带来的使命感和归属感。因此,后疫情时代各国需要高度关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从常理来讲,公共卫生危机会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出科学性、专业化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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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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