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谈古诗十九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0 次 更新时间:2021-02-23 14: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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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进入专栏)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

   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

   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

   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

   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

   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

   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

   《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

   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 《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

   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

   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

   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

   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

   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

   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

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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