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 次 更新时间:2021-02-23 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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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史诗般序幕,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这样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壮丽实践的开路先锋,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生动注脚。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围绕着小岗村大包干对与错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尤其是近年来有些人把真理的碎片等同于真理本身,偏执一词以否定小岗村“大包干”的鼓噪甚嚣尘上,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如何看待小岗村,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需要从党史的高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全面深刻把握小岗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才能深刻把握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主题和发展主线。

   1、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九大报告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党领导农民在小岗村率先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奇迹。

   不能回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签订大包干“生死状”,是被长久以来的饥饿和贫困逼出来的。小岗村在“大跃进”中就饿死60人、死绝6户,不论户大户小是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1978年夏收之时,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麦子3.5公斤,再这样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有饭吃而不挨饿不讨饭能够活下去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温顺老实的中国农民谁会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

   不能回避,改革开放前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毛泽东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华国锋于1978年2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的客观现实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的人口大国,是“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的贫穷大国【2】,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时任“乞丐大省”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糊糊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根据有关资料,到1976年为止,“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3】,其中1976年农村口粮比1957年人均减少4斤;1977年全国人平均口粮有1.4亿人在300斤以下,明显处于半饥饿状态;到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占全国总数的29.5%的139万个生产队年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4】。其中安徽全省的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队占67%,人均年收入40元以下的队占25%【5】;在4000万的安徽省农村人口中,就有3500万以上的人不能维持温饱【6】。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在改革前的GDP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居民高达84%的人生活在国际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7】,其中有2亿左右的贫困农民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有不少人处于赤贫状况。因而“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对饥饿的恐惧是这一代农民最难以忘记的集体记忆。由于严格限制农民流动, 1953年、1956年、1957年国务院分别下发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三份国务院文件,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以改变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农村率先改革引发和推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

   经典作家曾判断,“农民必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但直至今天,经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强势冲击及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狂风恶浪,西欧、北美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体,日、韩仍然为东亚家庭小农【8】。即使是美国的大规模农业,靠自身和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1949-1997始终占全美农场总数60%,到2007上升到91%;工业化农业的企业农场则为1.31亿英亩(占有耕地从20%下降到11.6%)。中国历史上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到新中国成立的土改之后仍然是家庭经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家庭经营变成集体经济,1978年农村改革又回归家庭经营,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全国人大农委主任陈锡文认为,纵观古今中外,这是一个必然。因为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农业经营尽管存在规模大小的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姚洋进一步认为,以家庭小农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在清代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问题。因此,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唯意志论而无视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就必然遭到规律的惩罚,前苏联“一大二公”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经营模式寿终正寝就成为历史答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小岗村走向全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和把握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从而让农业回归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拨乱反正。

   不能违背,农业作为一种利用生物生命活动而进行生产的发展逻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经济增长和自然增长相交织,不仅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还要遵循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工业的逻辑是集中、规模高效率,是因为工业生产的对象一般是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只要工艺相同,在任何地方生产的品质相同。而农业的逻辑是分散、适量、永存性,是因为农业是以自然界的生物作为劳动对象,是一种生命的逻辑,生命的逻辑要求分散,没有分散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许多生物的生活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高效,而什么样的地域生态环境决定着生产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与工业标准化相比存在根本差别。

   对于农业与工业存在劳动对象、生产方式的显著区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9】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工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农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与手工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是不一样的。【10】工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生产即劳动,劳动与生产是统一的,集体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着自然再生产的独特性,劳动即生产、但生产过程不一定都是劳动的过程,如手工业的劳动即生产,而畜牧业和种植业的生产过程并非全部是劳动的过程,故有些环节可以进行集体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有些环节如自然再生产就根本不能;导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变化,由此决定了工业和农业的分配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列宁当年就认为,俄与美相似而英法德的国情不同,就要走美国农业发展道路,就要为“自由的农场主经营”、“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扫清障碍,【11】因而在十月革命前明确反对土地均分,土地纲领强调要分给农场主而不是分给懒汉农民,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同时要求不能剥夺富农,因而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勤劳富农是农业振兴的中心人物,不要害怕农民的个人主义。【12】说明列宁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农业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方式,是由农业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斯大林修正了列宁的思想进行的前苏联集体化实践,简单地按照工业的集体化劳动来发展农业,就是忽视了农业发展的这个自身规律,带来了社会主义实践仍然需要不断反思的深刻教训。

   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是,规模经营是否就是耕地面积的规模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论断,就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质就是农业的技术装备现代化。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第二个判断,就是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耕地面积的规模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就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来经营农业,结果就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就成为集体化取代家庭经营的一个理论提前。因此,小农户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走集体化大规模经营之路。今天中国农民的实践也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判断。如湖南很多地方人均只有八分地,又大多是丘陵地带和山区,尽管是这么小的规模,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机械化,都是用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还有河南、河北和东北地区等平原地区,实现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以及耕种一体化,不少地方甚至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的田间管理,小规模的家庭小农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虽然每个小农没有条件都购买农业机械设备,但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现代化装备,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新的时代内容,符合邓小平提出“第二个飞跃”所明确的“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针对“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大国小农”国情,十五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就是社会化服务加家庭经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农村联产承包制正式写入宪法,标志着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确立。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十九大把家庭经营的“小农户”第一次作为肯定性而非作为落后的否定性写进党的文献,进一步回应了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3、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到小岗村考察时感叹:“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小岗村的农民为解决温饱、摆脱贫穷而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的红手印,由此发端启动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制度变革,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拉开了对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大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不可否认,小岗村改革为解决温饱、摆脱贫穷的诉求是一条贯穿中国从近代到现代整个历史进程的主线和主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中国改革和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3】因此,最大限度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更快地解决温饱、摆脱贫穷就成了推进小岗村改革的最大社会共识。

为了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长久以来困扰农村的贫困问题,时任中共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明确表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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