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3 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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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小岗村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多收点粮食,吃饱肚子。小岗村以开路先锋的作用恢复了农民家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农村由“贫困饥饿”到“温饱有余”的农业发展道路。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的粮食过剩,1985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农村消费占全国绝对比重的态势,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4%,【14】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乡镇企业的不断兴起,农民不断从长时期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排头兵和生力军的作用开启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作为靠辛勤劳动最先好起来、收入最先多起来的“万元户”,都是来自最落后地区的农村、最贫穷群体的农民,成为当时改革的最大受益主体,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不可逆转的社会基础。作为现代化标志性的突破是允许农民进城,从而打开了隔离城乡流动的闸门,【15】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实现了超越中国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历史转轨。

   不可否认,小岗村改革破解了全球人口大国现代化的时代难题。作为全球特大型国家,既要以7%的土地养活约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又要以四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所有的改革、所有的主义都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断言:“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6】因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交易额是3亿吨,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量只能满足5亿人口的需求。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一些专家就预判,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17】因此,美国布朗就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之问,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对中国的三个基本判断:未来人口不断增长难以逆转,耕地不断减少难以逆转,环境破坏造成农作物不断减产难以逆转。全力养活自己就必然要求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快速推进,就不能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始终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如果以牺牲农业来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即使能够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谁能养活十多亿人口的中国?

   谁能想到,曾经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小岗村,大包干后的第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十几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350元,为1978年的18倍。【18】谁能想到,相比改革前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况下,从1984年废除布票,到1992年废除粮票;由不到十亿人口连数量都无法满足的食品短缺饥饿时代,到现在十四亿人口却农产品过剩而满街的农产品卖不出、不仅要“舌尖上的安全”还要“舌尖上的美味”的时代,中国的农业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尽管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主要是进口大豆,接近粮食总进口量的80%。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大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量的1.8%和2.3%,自给率均在95%以上;其中大米从2016年的进口数量逐年下降,到2019年同比下降53万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2亿多吨,2019年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亿吨,库存量可以确保全国一年的消费。

   不可否认,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是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当时的体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从包产到组再到包产到户,由农民和基层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被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大胆地下放权力,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断给予农民更多的生产自主权,让农民成为生产主体“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岗村改革作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的中国农民自发行动,尽管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但由于得到邓小平的力排众议和大力支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自己决定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使小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

   邓小平感叹,“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19】。正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20】,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变革,成为了改革的“原动力”。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是广西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或是华西村、大邱庄的乡镇企业,在备受争议中得到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肯定与鼓励而不断完善走向全国,由此形成了鼓励改革、激励改革、宽容改革的时代精神,给基层与农民的首创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因而凝聚着全社会的改革共识和发展力量。

   4、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

   对于一个农民长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古老农业大国,如何接受产生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建国初期有一个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式,无疑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认为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是必然的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虽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邓小平认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21】,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到了让农民难以生存的地步。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22】。小岗村的“大包干”改革将农民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生产经营主体以自主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中的人这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由此出发推进了全球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苏联解体”作为人类史上最为瞩目的兴衰悲歌的事件相对应,小岗村改革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史上最伟大创新的时代标本。

   小岗村改革的制度创新是什么?由于既经历了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的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成为今天宝贵财富;又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的发展历程,其成就与缺陷可作为借鉴;从而就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又避免了各自的局限,实现对人类史上两种所有制的超越。这不是对两种所有制的重复,而是集中了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成为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形式,无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能混淆,改革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就有人在质问,为什么小岗村过去包产到户的,现在却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重走集体经济道路?毫无疑问,改革前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而终生守望土地,农民没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而由政府统收统购,集体所有权以集体为主体单位,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改革后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有自由择业的权利特别是有进入城市的权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在新农村建设以后又获得了国家财政开始向农村投入的权利,在保持集体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分离出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改革又分离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质上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以个人所有的、股份的、合作的等多种形式为有机构成,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决定着资源要素有机构成的多元性,决定着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多种所有共同合作的混合经济,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既发挥了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对发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作用,又激发了个人、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和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发展农业农村的积极性。

   不少人都把南街村、华西村等几个村树立为集体化道路的标本,先不说两个村的巨额债务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发展模式就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南街村、华西村的经济结构是双层结构,上层是由集体所有制构成,下层由资本构成。因为南街村、华西村吸收了那么多的外来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要素,既有集体的、还有个体的,还有股份的等,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南街村的村民只有3千多个,却有2万个打工的外来劳动力以及资本,华西村也是这样。因而有很多村集体成员外的资本参与经营和分配,实质上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区域性、成员资格排他性的集体所有制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共同合作、按要素分配的混合经济形式,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市场集体经济【23】。因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要以明确什么是集体经济为前提,因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农村土地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等资产为基础发展的经济都是集体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那种一大二公的实现形式,无论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是一条走不通的回头路,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不能混淆,小岗村发展模式与华西村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有些人认为小岗村因为搞“大包干”是“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而华西村等因为搞集体经济走上了富裕道路。小岗村和华西村相比较,分别代表了农业和工业两种不同的类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华西村主要是发展工商业,没有多少农业,不靠种地赚钱,因而华西村发展模式是解决农业大国的工业化问题,是继“大包干”之后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标杆。华西村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办起一家小五金厂,吴仁宝把工厂周边用围墙围起来,不许外来人进入,与小岗村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红手印一样,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到1990年就成为了中国“天下第一村”的“亿元村”。因此,华西村以排头兵的作用开启了中国农村由“温饱有余”到“富起来”的工业化道路。

   小岗村主要是搞农业,制度变革所承担着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搞农业就是靠种地赚钱,而要农民靠种一亩三分地去共同富裕,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因为就是种鸦片也不能致富,这就是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根本原因。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不可逆转,这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经济差异的历史必然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必然趋势。即使是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已经成为资本高度集约化、技术高度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但效益与制造业、服务业相比是天渊之别。可以说,农业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要应对的共同命题;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特点。如强大的美国农业因务农辛苦、收入低,当前就存在着“谁来种田”的问题。华西村和小岗村一样搞农业,能富吗?难道全国农村学华西村都可以不搞农业吗?

尽管农业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必然成为弱势产业,但任何时候吃饭问题永远是比财富更重要的问题。因为不论多么工业化、城镇化,任何人的躯体都必须仰赖农业而维系生存,任何人的生存都必须基于农业之中,无异于存于自己的血肉。因此,农业作为和生命休戚与共的战略产业,与财富多少和富裕程度无关,因为无论多少钱都是不能吃的,对农业以追逐财富为导向的单纯经济价值功能,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小岗村党委副书记马武俊说“有的干部群众看别的村发展工业富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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