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个殊化与融贯性: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规范内涵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1 22: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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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谦  

   (三)文化平等权益事项

  

   文化平等权益事项是其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终极目的。在凸显文化相关“制度设计、交流、生产、分配、习俗、阐释、尊重”平等的背景下,[45]国家作为给付方设定的“关注起点、过程公正问题与结果公正问题”之普适化服务对象与均衡化服务投入,[46]是成就相应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蕴含之客观价值秩序的实效保障。

  

   1.文化平等权益事项的规范表达

  

   《保障法》和《图书馆法》就文化平等权益事项予以了专门规定。例如,《保障法》第4条“均等性”之规定,第8条“均衡协调发展”之规定,第35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之规定,第40条的“加强、鼓励和扶助民族文化产品”之规定,第46条“重点扶助、提供援助”之规定;《图书馆法》第7条“扶持发展”之规定,第13条“覆盖城乡”之规定,第31条“向城乡基层延伸”之规定,第33条“平等要求”之规定。这些相关规定从地区协调、城乡均等、特殊扶持等方面,就平等事项予以了较为全面的原则性确认。在“社会正义、渐进推进、差异对待、公民选择和政府主导”原则的指引下,[47]其旨在凸显不同区域的各类居民皆能平等、优质、高效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不过,相关规定的宣言化、同质口号化色彩较为浓厚,未能基于“保证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实现”的实效性考量,[48]来列明平等性服务对象、投入事项。

  

   2.文化平等权益的保障进路

  

   应基于既有平等事项原则性规定,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设定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的普适化服务对象规范与均衡化服务投入规范,从而为保障相应文化平等权益提供更为清晰、具体的执行引领。

  

   一方面,就普适化服务对象而言,应从凸显“基本层面上的权利保障”立场出发,[49]来设定服务对象的平等服务供给,以强调全体公民机会均等地积极、主动享有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该类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服务供给水平往往是“衡量社会公众享用文化权利的重要标尺”,[50]应具体明确实体保障面向的服务供给范围事项和模式选择面向的交互式服务供给事项。此外,还应从凸显“尊重人们自由选择权和需求差异”的立场出发,[51]强调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地区和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等相对弱势的特殊社会群体设定为特别公共文化服务对象。应明确特殊地区、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别服务对象在相关规划、设施建设、项目运营、资金管理、政府责任等方面的具体服务事项,以实现更为清晰的专项、精准地群体均等式重点保障。

  

   另一方面,就均衡化服务投入而言,应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部门根据所面向不同人员群体的结构状况与现实需求,来投放旨在确保其“享有大体均衡的外部条件和平等的机会与权利”的各类公共文化资源,[52]从而设定在人员面向的均衡化服务投入要旨。事实上,基于各种外界条件存在的差异,主流社会群体与特殊群体之分野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针对这两类人员群体,在相关资源投放的量化标准与绩效评估上有所区别。此外,还应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部门根据所面向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投放旨在实现纵向协调和横向平衡的各类公共文化资源,从而设定在地域面向的均衡化服务投入规则。在权力导向型体制下,该类资源往往表征为更多物质支持的政策倾斜,亦应确立特殊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异化资源投放量化标准与绩效评估体系。

  

   四、余论

  

   近年来,《保障法》和《图书馆法》等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法律的陆续出台,是对当下我国最基本文化服务事项尚未实现充分平权供给的一种必然立法回应。从价值目标与权益事项这两个方面,来探究为学界所忽略之文化事业视域中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规范内涵,以提供必要的原理原则层面的概念指引,尤显其现实紧迫性与务实关怀。学界应以实现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所依托的相关行为规范体系为研究范畴,应用法释义学的研究范式,以系统变革背景下的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为理想类型,来解构文化事业视域中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个殊化价值目标与融贯性权益事项。

  

   一方面,个殊化价值目标旨在凸显对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个性化满足。公益性文化单位提供服务的义务非营利性蕴含着义务确认、服务保障与违规惩罚这三类规范要义,有必要通过实施服务事项和服务收费的强制性干预来予以细化充实。经营性文化单位提供服务的激励非营利性蕴含着鼓励参与、购买服务与奖励保障这三类规范要义,有必要通过后续实施性规范来予以明晰设定以提供必要的行为评判、效力连结指引。

  

   另一方面,融贯性权益事项旨在凸显对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整全性满足。文化参与权益事项是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逻辑起点,应设定文化信息采集与需求反馈有效机制,从而为保障该类权益提供必要的定向引领。文化成果分享权益事项是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关键手段,应设定成果基准、衡量规范,从而为保障该类权益提供必要的整合引领。文化平等权益事项是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终极目的,应设定普适化服务对象规范与均衡化服务投入规范,从而为保障该类权益提供必要的执行引领。

  

   在厘清所涉价值目标与权益事项规范要义的基础上,我们应尝试在相关领域分别设定针对不同类型公共文化服务当事人的现实概念指引应对策略。国家、社会、公民是三类公共文化服务当事人,公民主要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者,国家与社会则主要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者。应在相关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中对各类供给者的职责、功能予以合理界分、定位,并在治理模式、资金管理和设施管理诸事项上分别设定相应的交往式、保障式与评判式组织行动指引策略。进而在国家主导下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渠道的同时,推动实现三类当事人的协作互动,以切实提升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效率。最终在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来印证、反思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自洽性与自足性,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法释义学践行、检视之进路。

  

   Individualization and Coherence: On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Zhao Qian

   Abstract: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career are two main domains for the research into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but the interactive study of the relevant value and norms in the domain of cultural career is often neglected by the academia.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most bas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supplied equally, this kind of study is of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is necessary to try to deconstruct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in the domain of cultural career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value tar- get and matter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ystematic reform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on which the realization of guarantee depends, so as to provide necessary conceptual guidance at the level of theory and principle. The individualized value target of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should be highligh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 providers, thus the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non-profit cultural units should be non-profitable, and the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commercial cultural units is encouraged to be non-profitable. Furthermore, issues over coherence of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should be clarifi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such a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e, the sharing of cultural achievements and the cultural equality, based on consideration of maximizing social benefits contained in the value target of the non - profitability.

   Keywords: Cultural Institution;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Value Target; Matter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法治思维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9M6533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3批特别资助项目(站中)(项目编号:2020T130550)和2019年度重庆市博士后研究特别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三部分;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五部分;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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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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