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7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2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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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与中国无关的这种情况不在考虑之列。假如西方哲学表达为中文,而翻译不可能连带复制他者的整个生活、历史和思维的意义,于是翻译的不可能性就意味着理解的不完全性。既然原教旨是不可能的,五十步和百步的误解是否有差别。如果不计入文人相轻因素,是否有理由相信五十步好过百步并为自己的五十步而感到一种可疑的自豪。

   我们找不到必然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理解更接近原教旨,也缺乏必然理由来说明改写的限度在哪里,无法确定什么是过度诠释。更令人疑惑的是,改写也同样能够生产有价值的意义,于是改写成为一种诱惑。排除不着边际的胡扯,“认真的”改写虽与原义有歧义,但并非不相干,只不过在另一个方向上延伸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分叉未必是歧途,也可能是积极的建构。假如一种衍生意义有助于形成新问题,那么意义的“歧路”就可能通向一个新空间。以一个旧案为例。据说当年西方哲学的若干专家认为李泽厚的名著《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对康德的曲解,因为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现代心理学重新解释了康德问题,使康德的先验论成果消失在实践所建构的心理中,所谓“经验变先验”。先验性未必能够化归为经验和心理,但李泽厚在意义分叉中提出了富有意义的问题,指出了心理蕴含的秘密比通常想象的多。

   要求理解的正宗性本是为了确立解读的专业性,但附带的潜在危险是把西方文本经学化,解读的正宗性就可能因此变性为教条,结果在教条化的专业性中反而失去哲学思想的专业性,就是说,教条的专业性不等于哲学的专业性。哲学的自由本性决定了思想会不断产生意义变异,类似于基因变异,那么,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意义变异对思想空间具有建构性或有所增益。

   严格地说,并不存在“在中国的西方哲学”(除非不使用中文),客居于中文里的西方哲学在翻译中就已经成为某种程度上成为中文化的西方哲学。众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理念、存在、绝对、本体、现象、元(meta)、超越性、超验性、先验性、经验、真理、自由等,在中文里所蕴含的意义与西方本义都有着意义分叉或变异。携带着额外增殖的中文信息的中文概念引起的中国化意义涌现,如此不同于西文原本概念的含义,以至于为了标示出“这个”中文概念其实意思是“那个”西文概念,叶秀山不得不大量加引号,以此拒绝中文意义的腐蚀性。但无论如何,当西方哲学存在于中文里,就陷入了中国的语境、意义域甚至整个生活的八卦阵,意味着西方哲学与其原本语境形成某种程度的脱节,注定背井离乡,也注定了只能在中文里重新生长。

   如此,为了确定问题和思想的普遍意义,就需要一种超越语言巴别塔状态的元语言。一方面,元语言必须超越自然语言,因为自然语言背负着不可共享的语境;另一方面,元语言又必须是自然语言,因为只有自然语言才有足够丰富的视域和接近事物的能力。逻辑和数学虽是百科通用的元语言,但逻辑和数学只是通用的形式语言,缺乏表达所有事物性质所需的维度,因此不足以检测哲学的丰富内容。所以,哲学的元语言只能是合乎逻辑或者说向逻辑看齐的自然语言,就是说,哲学的元语言不可能完全逻辑化,仍然需要保留自然语言的多种“口音”。参照分析哲学的努力,我想象的是排除了形容词以及逻辑上无法定义的概念的纯化自然语言,因此元语言缺乏文学性,不能用于表达主观性,但具有表达任何关系和性质的描述(descriptive)能力,于是元语言可以成为一种检测语言的语言,即检查概念、命题和问题是否具有理性上的普遍意义,类似于哥德尔把数学系统映射为哥德尔编码来检查数学系统的合理性。

   分析哲学的努力可以理解为试图建立一种哲学专用的元语言,其中利用了逻辑和科学化的表述。就其意图来说,分析哲学并不是想成为某种哲学,而是哲学的哲学。维特根斯坦是史上第一个元哲学家,他发明了元哲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通用方法,尽管分析哲学的两个学派都受惠于他。然而分析哲学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只是部分有效,分析哲学的语言在逻辑化程度上过于苛刻,削足适履地使哲学损失了太多意义,而且视野受限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缺乏哲学所需的全视域,虽善于分析知识问题但不善于分析人文和价值问题。但无论如何,分析哲学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方法论遗产。目前哲学的元语言尚属于想象,相当于想象中的哲学坐标,用来查询、定位和检测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如果一个概念或命题在元语言中可以被理解,就具有普遍意义,也就一定能够保值地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而通不过元语言的意义检测的概念和命题,就意味着无法摆脱不可通约的原生语境而属于文学。

   可以想象,通得过元语言的意义检测的西方哲学概念和命题就肯定可以脱离原语境而异地生长,成为重植于中文的哲学。这可能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关键一步。而更关键的另一步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需要从复述西方哲学转入分析问题和理论推进,从文本为本转向问题为本。就目前来看,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章以复述为主,文至结尾,其实仍然是开头,尚未开始对问题的研究。

   如果一种思想能够在异地重新生长,必定意味着能够发展出“意义续篇”,而不是止步于复制。如果一种思想始终仅仅是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那么意味着尚未消除异己性,仍然不能化为当地的思想技能。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西方哲学研究,其实对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以复述为主而没有进入问题的局限性,如前所述,中国古典思想也变成了被陌生化的他者而被不断复述。意义续篇在历史中经常发生。欧洲哲学就整体而言是古希腊哲学的不同风格续篇,更典型的续篇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同源而各自创造了新问题和新传统。佛教的中国化也是一个意义续篇,但这个续篇有一个疑点,省略了因明学的佛学在思想性上恐怕是釜底抽薪的损失。可以类似地想象,假如我们发展了一种放弃逻辑论证的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逻辑相当于西方哲学的骨架,抽掉骨架就解构了。中国思想整体的解释学化,包括经学化和心学化,导致在古代放弃学到因明逻辑的机会,并且在现代继续回避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三、结语:哲学之城

   (一)思想的公共自由空间

   有个颇为可疑的说法认为,科学发源于哲学。事实上科学恐怕更多受益于逻辑学和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发明,与哲学只有次要相关性,主要是借用了形而上学概念以便概括经验。然而哲学概念对于经验科学在不同程度上是误导,科学的成熟过程也是不断抛弃形而上学概念的过程,例如对科学最有用的因果概念也被修改为在经验上可以理解的相关性和概率。不过,社会科学确实来自哲学,而模仿科学。社会科学试图把“有答案的”问题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把“无答案的”问题留给哲学。社会科学从哲学分裂出去,虽然大大缩小了哲学的领域,但反而使哲学的真正性质从所未有地清晰起来:哲学问题都是永无定论的,所以哲学需要知识却不是知识,需要学问却不是学问,不是“述”而是“作”,即发明可能的思想维度,除此之外,哲学无事可做。

   既然哲学不是一种地方知识,而是恰如其名地探索一切智慧,那么必定以普遍理性为主体而以思想的一切可能性为对象。哲学一方面试图化时间为空间,为时间建立空间性的秩序(事物的概念化),同时又试图化空间为时间,让空间具有动态性(概念的历史化)。这个状态使哲学呈现为一个思想的无限城市。所有的思想道路终将汇集于一个公共的自由空间,即哲学之城,就像大城市一样具有无穷可能性和复杂性,任何问题都可以暴露,所有矛盾同时存在。城市不怕矛盾,只怕缺乏可能性和活力。当哲学之城容纳一切思想而成为世界性的,无论什么地方的哲学就都可以进入哲学之城。

   康托的无穷集合被想象为一个内在一致而有无限容量的宾馆,能够入住无穷多的客人。哲学可以被想象为无限容量的城市,但不需要一致性,因此,哲学之城就像城市一样藏污纳垢充满矛盾而产生活力。无论是逻辑性或动态性的,无论概念或意象,无论是化时间为空间的空间性思维,还是化空间为时间的时间性思维,只要提出普遍而必要的问题,或无法回避的问题,就都具有思想的增值性。哲学之城是制造思想问题之地,永无定论的问题是维持思想活力的条件。

   因此哲学之城也是未来之城。通常认为哲学研究永恒的问题,但更合理的定位是:哲学研究事关未来的问题。在逻辑上看,永恒蕴含未来,但在存在论上,应该反过来说,未来蕴含永恒。我们只是假定并且相信某种问题是永恒的,但不可能事先证明其永恒性,永恒性永远有待未来的证明,而未来永远是未知数,因此,未来性蕴含永恒性,只有总是属于未来的问题才具有永恒性。

   一个可持续的哲学之城以未来问题为对象,也总以未来问题来重新解释传统,而这是传统存活的唯一方式。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里,传统先于未来,但在问题在场的时间顺序里,未来先于传统。不能被未来激活的传统终将死去。携带着未来消息的问题,全球政治、世界治理、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虚拟世界、量子力学、跨学科复杂科学、跨学科社会科学、跨文化人文知识,如此等等,都预告了在未来世界里的所有事情将越来越具有普遍相关性,而且,未来世界将产生每种文化都未曾遭遇的新问题。未来消息的一个暗示是,现代性或启蒙思想所建构的制度、思想和价值观非常可能部分退场或改版,因为现代的思想和建制无法回答未来世界提出的新问题,现代性与未来性不兼容。如前所论,现代性之长技在于切分一切,因此,现代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是“边界”(权利)和“支配”(权力),而未来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是普遍相关性(普遍关系化的存在方式)和共在性(时空和资源共享)。未来世界将为科学和技术所定义,当代科学和技术倾向于以普遍相关性去理解万物并且系统化地控制万物,因此,未来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万物的智能互联,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将是关系和共在。

   这意味着思想迫切需要视域革命和方法论的革命,新的哲学问题将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共同性或跨文化性。人工智能将非常可能大幅度提高思想的普遍交流能力,各种文化的概念、语言、知识生产方式也将因此趋同于人工智能可理解的方式以便达成互相理解。这是个喜忧参半的前景。思想的高度可通约性将推动世界的趋同化,而趋同性却暗含着无聊化。因此,哲学之城需要普遍语言也需要特殊语言,需要一致性也需要矛盾,需要文学和哲学既冲突又和解,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经常性冲突和经常性和解中发现思想的机会。在哲学之城中,哲学的国别性将变得不重要,这里正在讨论的中国哲学身份问题可能将消失于无形,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有的问题没有被解决而是消失了,而消失就是“解决”。

   (二)永远从头开始的哲学

   哲学只有“当代”一个时态,所有哲学——如果是哲学的话——都具有当代性。当代性一方面蕴含未来,同时又意味着始终不离本源,就是说,哲学的当代性就是本源的当代性,哲学在每个当代时刻都回到本源。只要人类没有变成另一个全新物种,哲学就不可能离开本源,只能不断让本源呈现当代性。在人类的初始状态,生活的所有根本问题都已经同时涌现出来,否则生活从未开始。那些构成生活基因的本源问题定义了生活,任何思想都没有能力超越本源的界限,所以说,除非发生物种革命,否则思想不可能超越本源问题。生活通过开拓可能性而让本源保持当代性,因此,本源问题附体于生活而始终在场,以基因的形式存在于所有可能性之中,思想在对可能性进行开荒时始终携带着本源的力量。

对可能性的拓荒使本源具有当代性,因此,所有本源问题都指向“作”而现身于生活的所有创作之中。先秦许多典籍都记载了先王时代值得铭记的对生活可能性的拓荒之“作”,这种集体记忆说明了一切问题都始于“作”(创制)。(参见赵汀阳,2013年;2016年)对未来可能性的开荒——所谓“作”——就是本源问题的在场证明。本源问题就是具有未来性的问题,如果失去未来,就是不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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