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9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23:16:19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分类学   知识考古学   元语言  

赵汀阳 (进入专栏)  
而经验也不能充分支持思想,精神世界的这种分裂的结果是,中国思想失去了主体能力,却同时拥有中西两个他者。在理论上说,他者越多世界越丰富,但把自身也变成他者,却是亘古未有之事。西化的结构转换把原本一体化的文脉变成互相隔离的学科知识而使文史哲失去互证互释的思想立体性,切断了整体思想的流动性而使问题的性质发生变性,问题被逐出原来的生态而变得无助、孤立和零碎,读者难免对中国哲学顿生黑格尔式的鄙视。被解构的中国思想为了保住中国本色而着力强化与西方哲学不可通约的人生论,虽有特色,但缺乏普遍意义和力量。人生论对生活没有规范性的(normative)公共建构,终究只是私人境界。

   无论中国哲学史的西化写法的建构之功是否大于或小于解构之失,问题是,至今我们尚未发展出别的写法。在引入西方哲学史的概念之前,不存在中国自己的哲学史写法。有些被追认为与思想史相类的作品,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司马谈之《论六家》、班固之《艺文志》、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未见思想的历史性脉络,实为学术阶段性综述。中国思想中哪些问题在哲学上最有价值,还有待重新发现和识别。李泽厚的努力有着明显的中国意识,他借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进步论和儒家的混合结构来重新理解中国哲学,试图发现有别于存在论的中国自己的本体论基础,他创造性地发现了“度”的方法论和“情本体”(李泽厚,2005年),还解释了巫史传统。“情本体”在学界有争论,但李泽厚确实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或有助于发现中国思想的深层问题以及重构哲学史。我们可能尚未充分发现中国思想的“知识型”,即支配一切思想而又不在知识表层的深层观念。福柯借用的是古希腊的概念Episteme,原指关于一般理念的普遍知识,区别于对具体现象的特殊知识或主观意见。埋在文化深处的知识型并不直接表达在表层叙事中,所以是知识考古学的对象而不是解释学的对象。知识考古学是对未知或不自觉的深层思想的重新发现,有别于对已知文本的解释。知识考古学反思“知识型”,而解释学产生“学问”。思想在于切中要害,学问在于信息量。文人推祟学问而回避思想,但不幸的是,由于缺乏新问题和新思想,学问也在复制中失去活力而萎缩。就传统知识而言,今人的学问比古人差之甚远,这一点已显示了因缺乏新思想而导致学问萎缩的现象。我们通常读到的中国思想来自文人选定的文本,只是中国思想的片面表达。即使是经典文本,也在逐步收缩,大致上被收敛为儒家,百家被边缘化,以至于儒家几乎等于中国,这无疑是失真的。甚至在儒家内部,包括荀子这样的重要资源也被边缘化,儒家进一步收缩为经学、理学和心学。如此不断收缩,难免掩盖了中国思想的知识型。

  

   二、中国化的西方哲学

   (一)中国时间表里的当代性

   佛教中国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具有宽容性和内化能力的证据。中国的思想空间远大于佛教,思想维度也远多于佛教,因此有很大余量可以从容安置佛教的位置并加以新解。当引入西方文明,中国遇到比自身强大的他者,虽宽容之而食而不化。西方也有宽容概念(Tolerance),但意思是,虽然讨厌异己,但在政治或伦理上容忍了,要点在忍。所以Tolerance应译为“容忍”而不是宽容。安乐哲(Roger Ames)建议把中国的宽容译为accommodation,即与人方便、宽以待人,要点在宽。这是我见过的最佳译法。宽容之后才有内化,即化为己有。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最终是否能够为中国共享并化为自身的思想,这是个问题。

   西方哲学批量涌入中国造成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观:无论哪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全都具有当代性。当然,中国会按照西方时间表对西方哲学进行排序,但在中国时间表里,从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或后现代乃至当代的西方哲学,全都具有中国当地时间的当代性。在中国时间里,西方时间性被压缩为空间性,被压平的西方时间呈现为一个丰富到拥挤的思想空间,于是形成所有西方思想都被赋予当代性而成为平行选项的奇观。

   如此奇观自有非常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后进心理:所有西方哲学在中国时间里具有当代性,是因为西方的世界地位暗示了西方思想就像其物质一样先进,因此,任何时段的西方哲学都被认为同样领先于中国,对于中国也就具有同等当代性。其实物质与精神未必同步一致,这个非理性的理由并无学术性,不值得讨论。次要原因则意味深长。西方思想两次批量涌入中国,一次是晚清到上世纪30年代,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批量涌入意味着西方长时间积累的思想同时到达中国,于是具有同时到港的当代性,对于中国都同样具有取经价值。以第二次批量涌入为例,其中虽有部分西方思想在第一次涌入时曾经到达,却在中断后卷土重来而再次具有新意。从希腊哲学到康德和黑格尔,从法兰克福学派到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从维特根斯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在80年代同时涌入,接着在90年代又涌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激进左派、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等。到2000年后,西方思想就几乎现场同步涌入中国了。80-90年代涌入的西方思想跨度极大,几乎是整个西方哲学史。这个时间变空间的奇观形成了应有尽有的思想市场。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理论因地位重要而有着持久的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经典都得到平等重视,其中可见中国偏好。马克思、康德、尼采、海德格尔和罗尔斯获得了最为持久而广泛的支持,但也有阶段性热点,近十多年来的新热点是法式哲学(不限于法国),然而怀疑论、英国哲学、分析哲学、休谟和维特根斯坦则一直被相对冷遇,尤其是分析哲学,与玄学、经学和心学传统大相径庭,素为中国学者所不喜。

   中国精神既求平等却又崇威权,心向自我而误解个人,重视心理而忽视逻辑,倾心文学性而不是理论性,善于灵活解释而短于理性分析,倾向“人文关怀”而不是科学。这些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选择。被选中的西方哲学,或多或少用来与中国思想互相印证。然而中国思想真正缺乏的是理性的怀疑论、逻辑分析和理论化的方法,此三者却被边缘化,并没有遵循众望所归的“缺什么补什么”原则。

   今天世界的主要建构,从物质到制度,从技术到艺术,都来自西方,就是说,世界是一个西化的事实,西方造成的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无法回避或拒绝西方哲学,在当代条件下,回避西方哲学等于回避现实。传统中国哲学没有遇到过当代如此这般的生活、社会、经济和政治,也就未曾思考过相关问题。例如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理解,假如只是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的理解不符合中国传统所理解的人的概念,等于答非所问。人工智能肯定没有义务必须做成中国古代所理解的“人”,而中国传统关于人的概念也不足以理解和应对人工智能的问题。不能拒绝西方哲学的另一个理由是,西方哲学发展了基于逻辑的多种方法论,在取长补短的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哲学的重构非常重要,特别是逻辑分析、游戏分析(维特根斯坦)、博弈论、知识考古学(福柯)等。这些方法论是无立场的因而普遍通用。

   (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身份疑案的另一面是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这个问题有别于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前者已经发生,后者尚未开始。我想以后者为入口而迂回地理解前者。

   社会科学是现代西方的发明。社会科学试图模仿科学,但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功的目标。假如成功,必是人类的终极灾难。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方式、行为所建构的一切结构以及行为所依据的主观世界(心理、欲望、信念和文化)。人的行为领域包含无数不确定的自由变量及其不可测的动态关系,相当于极端复杂的函数关系。社会科学徒劳地试图发现这个函数关系中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常数”(稳定的模型或确定的规律),以及哪些变量具有更大的权重。即使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或逻辑表述,也不可能有一个必然解,人的无穷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假如万一社会科学变成了科学,结果将是人类所有行为都可由人工智能来安排、预测和控制,人将退化为动物,可称之为“文明的重新蛮荒化”,虽然这个悲剧不太可能成真,但部分悲剧性结果或可能出现。

   无论如何,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已经建立了规范化的假设和规则、通用的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中国本无社会科学传统,尽管西方建立的社会科学规则未必正确,当然可以修改,但如果未能达到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韦伯、涂尔干、索绪尔、纳什那样决定或改变学科性质、解释规则或分析模型的力度,就不存在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是否具有中国特点不是重点,问题是能否提供或建立新而普遍有效的研究范式。

   与社会科学受限于给定通用规则的情况不同,哲学不是一种现代发明的思维模式,而是任何文明随着生活必然遭遇的根本问题而自然发生的反思,虽然是希腊把反思根本问题的思想命名为哲学,但并非其他文明不存在哲学所指的思维活动。中国本有相当于哲学的丰富思想资源,因此,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并非对思想空地的开荒,中国的形而上学早已开拓了一个有潜力的思想空间,并且提出了与西方哲学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这是进入中国后的西方哲学无法回避的中国“水土”,因此有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化身成为新概念或扩展概念的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于是问题是:西方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合作而形成共同问题和共同创作。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哲学如何实现有效的语言转换。语言的意义附加值深如冰山,西方概念转入中文,一方面失去了部分本义,另一方面增加了新的含义,因此必须考虑其中的损益。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佛学中国化的当代重演。一种外来的知识要被化为己有,自身必须拥有比外来知识更大容量的思想空间或能够进行重大改制。西方哲学的思想空间比中国哲学更为广阔,至少多出逻辑学、知识论和怀疑论这三个中国哲学所无的维度,更有现代发展出来的分析哲学、科技哲学以及与多种社会科学混合而成的更多新坐标。中国哲学不可能将西方哲学安置在既有空间里,而西方哲学也不足以反客为主地将中国哲学安置在其空间里。另外,西方哲学自身一直在更新,不可能像停止生长的印度佛学那样被中国单方面加以改制。因此,合理的长远未来,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是共同创作一个足够丰富而可共享的思想新空间,即一种新概念的哲学。就可见的前途而言,西方哲学有可能在中文里借助语义重构而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树状分支。如果语义重构是可能的,“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是否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线索的演化,或者是否与中国哲学混合而变成一种跨文化哲学,是未知数,也是期望值。

   (三)正宗性,意义续篇和元语言

   引入西方哲学属于取经,于是会遇到“真经”或正宗性问题。正宗性假设了原教旨的权威,于是思想就卷入了变相的宗教化争辩。其中有几个问题:(1)仿造版本是否能够复制原版的真义?(2)模仿的思想是否能够比原生思想更好地理解自身?(3)派生思想是否能够演化出比原生思想更好的版本?如果(1)是可能的,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就不属于中国而仍然属于纯粹的西方哲学;如果(2)和(3)是可能的,那么就走向跨文化的西方哲学。

据维特根斯坦理论,一种语言游戏牵动的是整个文化。因此,除非复制他者的整个文化,否则不可能完全如实理解他者。既然不可能变成他者之“实”,就不可能如实,这意味着任何理解都不如实,都是改写。那么,客居在中文里被改写的西方哲学意味着什么,在改写导致的意义分叉条件下,中文化的西方哲学会成为什么样的哲学,这是问题。当然不排除有的中国学者只用西方语言,不用中文。尽管隔离中文不等于更好理解了西方文化,但仍然可把只用西方语言研究西方哲学的工作归入西方的西方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汀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分类学   知识考古学   元语言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183.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