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从江村到禄村:青年费孝通的“心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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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使他们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都市对于乡村的侵袭。另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认为,五十多年来,农村已建立了一套带有行政色彩的“共同体制度”,这一制度与有助于维持平等、消除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联结,自身具备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力量,因而,所谓“农会模式”,无非是“画蛇添足”罢了。

   两种解释(方案)之间是对立的,不过,它们都出自于对乡土中国文化模式的思考,其前提假设是:乡土中国既是“一盘散沙”,便不可能推动现代化;要“拯救(或重建)乡土”,我们只有两种外在选择——要么靠地方精英、工商机构、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的结合,自外而内地帮助农村创造他们“自己的团体”,要么依靠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力量,行政和观念,双管齐下,自上而下地推行发展的新方略。

   最近,主张用“团体主义”来拯救乡土的学者中有人认定,早在宋代,中国农村已广泛出现乡民的“个体主义”“小农经济”,这种倾向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也是从当时开始,儒家便已开始思索“改革农村”的方案。

   “宋儒改革说”如能得到论证,那无疑就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然而,到底乡土中国是否像理论家说的那样长期停滞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对此,学界并无共识。

   可以猜想,早在七十年前,费先生已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而对于我们而言,更要紧的是怎么理解费先生:禄村围绕着庙宇等公共空间产生的聚合是不是“社会”?如果非得说不是,那么,对于费先生而言,什么才是“社会”?

   《禄村农田》表面上与《江村经济》形成对照,实则二者前后融通,都在论述费先生眼中作为进步力量的士大夫的历史创造力。在费先生看来,不是诸如禄村那样的“消暇农民”,而是具备士大夫气质的乡绅,才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只有他们能继承古代中国士大夫的进取心,能迎接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的外来挑战。禄村的公共生活之所以不被他当成“社会”,原因得以明了:一个小地方的公共性,对于“大社会”的公共性而言,无非是如同非洲努尔部落的“裂变”,充其量,只能是“一盘散沙”。可是,中国真正的公共生活又来自何处?我们只有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才找得到答案——士绅作为粘合皇权与个体人民的化合剂,是“中国社会”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关键要素(就这点看,无论是《江村经济》的“内发论”,还是《禄村农田》的“消暇经济”,都是《皇权与绅权》铺陈的知识分子社会学的“注脚”)。

   青年费孝通如此思考,暮年的老先生依旧选择以“秀才”(北京大学教授)为自己的最后身份。

   我们的想象世界,一直没有超脱他的“心史”。

   本文为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五日在江苏吴江宾馆“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研究七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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