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面向司法改革的刑法学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02-15 0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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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  
按照这种说法,一个重罪(运输毒品)就成为一个轻罪(持有毒品),这是不可想象的。被告人和他的律师固然会认为,被告人承认了检察官指控的事实,但此“认”非彼“认”,厘清此处的“认”与“认罪认罚”中的“认”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第二,要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情节。类似如实供述、真诚悔罪、交代赃物的去向、愿意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去筹集财物等一些情节,需要明确列举。

   第三,要在实体法上明确从宽幅度,真正体现对被告人的优待。笔者试举一例说明。依照目前关于诈骗罪的司法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依据《刑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是一个刚性规定。例如,被告人诈骗财物价值50万元整,并且全数退还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同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态度良好,此外,定罪的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通过口供又不断获取其他证据,从而得以定案。我的疑问是,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刑法》,被告人认罪认罚以后,能从宽处罚到何种程度?如果还是有期徒刑10年,被告人就会觉得冤枉,因为即使完全不退还被害人财物,量刑可能也不过是11年有期徒刑。而且,很可能有些法官会判处10年有期徒刑,因为“50万元”是这一量刑区间的“门槛”。因此,类似此种刚刚满足某个量刑区间“门槛”的案件,如果实体法不修改,认罪认罚从宽是无路可走的,无法减轻处罚,被告人也就无法享受优待。笔者认为,实体法应明确从宽幅度,且从宽幅度应大于现在自首、立功的从宽幅度,并要考虑把现在只是“可以”从宽处理的,改为“必减制”,即一旦有某些情节,就必须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法定裁量情节和“必减主义”强制性对接。如果某个案件中,定案的证据主要来自被告人的口供,且基于该口供取得了后续的证据,那么从宽的幅度应该较大。例如,对此可明确规定,该种情况下的量刑要比照基准刑减少1/3或1/4,以体现对被告人的真正优待。

  

   五

   结论

  

   当前司法改革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对刑事实体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不能改变,保障人权的理念不能改变。常言道:“不能因为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不能为了追求案件的繁简分流,追求办案速度而放任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确保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真实的、自愿的,是未来司法的一项重要使命。

   第二,刑事实体法特别是刑法解释学,应当回应民众的呼吁,使得刑法理论与国民的规范意识相适应。

   第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被告人的优待措施,需要在实体法上予以落实。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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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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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师大法学》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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