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勇:新与融贯——佛教圆融传统与现代的“太虚法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22: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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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勇  

  

   如何正确对待、合理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力争圆融无碍,辗转增上,始终是时代变迁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对于进入近现代、面临现代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一问题尤为复杂和纠结。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恰当的处理和解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传统和思想如此,佛教的教理法义和弘展模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近现代佛教思想巨人太虚大师却能在佛教如何圆融传统与现代方面提供出一种契理契机、如理如量的思想理路和解决方案,这就是能将现代的新机与传统的根本妥善融贯起来的“太虚法则”。

  

   一、圆融的性格与稳健的抉择

   1、圆融的性格

   圆融中道本就是佛教的最重要的核心法义、核心价值,而在太虚大师身上这一法义和价值可以说得到全面和完美体现。1937年于世界佛学苑《新与融贯》的讲演中,太虚大师明确道出其旨趣和性格,他说,“关于本人的意趣”[1],“甲、非研究佛书之学者-----本人的志愿趣向上,从不冀成为学者,唯在能成就振兴佛教觉人救世之方便耳”,[2]“乙、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宗派之所以兴起者,差不多都是以古德在佛法中参研之心得为根据,适应时机之教化上而建立的。-----本人在佛法中的意趣,则不欲专承一宗之徒裔。以为由佛之无上遍正觉所证明之法界性相,为度生应机而有种种施设,法流多门,体源一味,权巧无量之方便法,无不为度生而兴;古德开创宗派,其妙用亦在乎此。-----所以本人观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为一贯;在教理解释上,教法弘扬上,随机施设而不专承一宗或一派以自碍。”[3]这充分道出了佛法圆融的深义和大师圆融的性格。大师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一不是一般学者,而是弘法持教的佛教实践家,进而能明辨信仰和学问、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关系。二平等对待各种宗派,因为不同宗派原本体源一味,都是应机施设,关键要因势利导,随机抉择。基于这种性格,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把握便无了封闭障碍、而有了开放通达,恰当处理两者关系也便有了坚实基础。

   2、稳健的抉择

   首先,太虚大师强调对“新”要有正确的认识。面对新的机宜,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把握、稳妥把握。太虚大师首先要对“新”进行理性观照、加以适当把握。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指出:“依上面的意趣,可以观察本人的思想,即新的思想与融贯的思想。先说新的意义:平常说新乃对旧的反面而言,而佛法真胜义中无新无旧,缘生义中则没有一定的分划,小至一事一物,大至一世界乃至无量世界,都刹那刹那生灭相续的迁流着而新陈代谢。然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因为人类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做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如是,即为本人所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若是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一般为佛法传持的人,若能依照契理契机去躬践实行,则不但目前及将来的中国的佛教可以发扬光大,即全世界佛教亦会因此而鼎新起来。”[4]大师所说的新,就是契机的意思。但他首先强调佛法的契理问题,即佛法的真胜义是无新无旧的,是常住真理。而不是像世间的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新”是要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而不是把佛法的常住真理也来一通任意发挥“发展”。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佛教而言,便不难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第二、太虚大师强调他所说的新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新。大师指出:“新,需要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的佛教。这佛教的中心的新、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所以本人三十年来宏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这就是应用佛法的新。”[5]“然而、若不能以佛法适应时代、契众生机,则失掉这里所谓的新,在社会众生界是一种没有作用的东西:如此的佛教,会成为一种死的佛教!又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的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经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返俗叛教中去!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6]太虚大师所强调的求新出新要把握佛教这个中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从世间学术角度看颇有疑义的一点。因为在现代学术看来,一般认为学术原则和学术方法有“客观”标准,或者说预设了世间学问和学术是“客观”标准。但实际上所谓学术的“客观”标准也有其信念和价值取向在内,也并非“客观”。可以说,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一切都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思维所完全证实,比如通过不断的观察实验、论证辨析等等。然而对于宗教信仰和实践而言,恰恰是人类理性从根本上所不能到达的。对于佛教来说,佛法就是佛陀所证悟的真理,是终极常住、不会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因而太虚大师强调要以佛教为中心,要建立在佛法真理上才能考虑如何适应时代机宜、如何出新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点,佛教才能圆融传统和现代,才不至于为了出新,而背离和抛弃了佛教本有真理和优良传统,如果那样,就等于“反俗叛教”,新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三、太虚大师强调他所说的新是基于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大师指出:“本来,佛教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限制的,现在讲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则因在中国已有一二千年历史的佛教,有不得不注意的必要。而此中所谓中国佛教,更应简别为华文佛教。今中国虽合汉、满、蒙、回、藏,然汉文占十之九有余,故通称汉文为国文;”[7]太虚大师这里所说的中国佛教主要是指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太虚大师传承也是汉传佛教,所推进的佛教现代转型主要也是指汉传佛教,自无可厚非。大师接着指出:“我此中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8]“由此,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此皆不能根据中国佛教去采择各国佛教所长,以适应目前及将来中国趋势上的需要。”[9]“所以本人所谓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有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在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的需求上,把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来。”[10]太虚大师这一强调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就有人根据用西学考证方法得来的并非确切的结论作为依据来否定推翻传统中国佛教,认为中国佛教不是正宗佛教、偏离了佛教的本义。应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以学术规则为标准、典型的现代学术霸权的又一体现。知识界可以将佛法作为一门学问进行世间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不能盲目到认识不清佛法本身首先不是学术,而是一种信仰实践,有其本位性和特殊性,应该尊重佛教本身的观察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尊重佛教千年以上的传统和实践。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汉传佛教是中国民族对佛法的综合把握和智慧开显。应该正确对待、客观判断中国佛教的价值所在,接续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广采众长,融会新知,建立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太虚大师的这一指引无疑也是正确恰当符合实际的。

   第四、太虚大师强调在以佛教为中心、以中国佛教本位为中心的基础上还要进行综合融贯,即要融会贯通古来各宗乘、各文系的佛教思想,包括大小、显密、中国八宗、世界三大语系佛教,以及各国现代佛教弘法应用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如此的融会贯通当能创发出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新佛教。

   正是基于此,我们把以佛教为中心、以中国佛教本位为中心、综合融贯称为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圆融传统与现代的“太虚法则”。

  

   二、建设人间佛教和重建中国佛学——太虚法则的实践落实

   太虚大师圆融传统与现代、推动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代表性工作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建设人间佛教、二是重建中国佛学。在这两方面实践中,新与融贯、传统与现代圆融的精神得以深入贯彻和体现。

   (一)建设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提出正是佛教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交锋,契应时机、因应现代社会谋求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应对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如何转型发展的问题,太虚大师先后提出了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两个概念。人生佛教的思想是大虚大师在1924-1925年期间开始酝酿,1928年大师在上海俭德储蓄会开讲《人生佛学的说明》时正式提出的。1933年太虚大师在汉口商会讲《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标志着人间佛教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有时,太虚大师也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两个词连用,有时还连用人间净土一词。1943年太虚大师在《再议印度之佛教》一文中指出:“若佛法应于一切众生中特重人生,本为余所力倡,如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人乘直接大乘,由人生发达向上渐进以至圆满即为成佛等。”[11]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两个概念,在太虚大师那里含义并无明显区别。台湾学者江灿腾先生认为:“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是以中国佛教为核心,以适应现代社会为目标,在态度上是‘人生的’,在范围上是‘人间的’”[12] 。大陆学者邓子美先生认为:“太虚对佛教教理的革新就个人言是‘人生的’,就社会言是‘人间的’”。[13]当代以来,佛教界已经习惯使用人间佛教这一术语,因此在这里我们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统一称为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强调以佛教为中心、在坚守佛教特质的基础上契应时代、特重人间,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圆融。太虚大师强调佛教的人间性,推动佛教走人生化、人间化、社会化的道路,发达人生、利益人生、立足人间、建设净土,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是完全符合时代机宜的、是完全契机的。在这点上人间佛教将有别于旧佛教,开出新意,推出新的弘法观念、修学理路和传播模式。太虚大师正是从契机的角度提出人间佛教的理路。但他同时特别强调契机是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进行的,就是说不能因为契机而忘失佛教的根本和特质,失去佛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对此,太虚大师一开始就有清醒的意识,因此强调新与融贯,强调佛教的开新是以佛法为中心的新。而能始终坚持佛教传统,守住佛教本位,同时放眼世界,紧扣时代,始终允执厥中,圆融无碍,既不拘泥传统,亦不囿于时代,不被强势的时代潮流所迷惑和淆乱。因此,在推进人间佛教中,必须保持以佛教为中心、坚守佛教根本和特质的前提下,契时代的新机,圆融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才能保证不偏离佛教一贯的主旨和正轨。

太虚大师始终基于佛教信仰的本位,强调佛教的教理源于佛陀的自证,证法是整个佛教的神圣来源,也是一切佛弟子学佛的终极目的,强调“佛之学理,尤贵实证。如依佛典固可得其理解,然所求之理解乃是佛智所实证之境,若仅作为一种研究,则实际上仍未能得证。”[14]这样就把佛学与世学做了明确的区分。佛学不但要精研佛理还必须实践修证,而世学只是以有限的人类思辨理性进行研究的学问。对此,很多佛教学人都有充分的认知。比如,王雷泉教授曾指出,“佛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修学体系,基于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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