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4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22:13:18

进入专题: 科学传统   科学精神  

董光璧  
在“格致”的名义下中西科学汇流,进而又从“格致”到“科学”,这是中国科学近代化的一大特点。

  

   7、四大发明西传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维吉尔(Polydore Vergil)的著作《论发现》(De InventoribusRerum,1499),对自古以来的重大发现和发明进行了一次盘点。佛罗伦萨画家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 Stradanus or Giovanni Stradano or Jan vander Straet)的木刻画《新发现》(Nova Reperta,1580)绘出9项发现和发明,分别为美洲大陆图、磁罗盘、火炮、印刷机、马镫、机械钟、愈疮木、蒸馏器和丝线圈。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其《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中说:“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总是会充分观察出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古人所不知的新发明,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因为这三项发明已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务的状态。第一种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项在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出无数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显赫人物,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有力量”。

   培根不知其来源的这三项发明,在200多年后由英国新教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明确指出其中国来源。他在其著作《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China,its Stateand Prospects,1838)中写道:“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把“三大发明”扩大为“四大发明”者,乃英国新教伦敦会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他在其著作《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1884)中,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自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Carter)出版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Spread Weastwards,1925)以来,四大发明源流和西传研究的最力者,当推英国生物化学家出身的科学史家李约瑟。他的一些论文,《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1944年)、《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1946年)、《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1947年),特别是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七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包含了他对有关问题研究的丰硕成果。20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成果表明,前面提到的施特拉丹乌斯的《新发现》所绘之九项,除发现美洲大陆和治疗梅毒的愈疮木两项外,其余七项皆有其中国先驱。

   四大发明西传是在和平贸易或战争掠夺的环境中实现的。西汉张骞岀使西域所开辟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为其重要通道,阿拉伯人在传递接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磁罗盘在12世纪传到欧洲,造纸术在13世纪传到欧洲,火药和火器在14世纪传到欧洲,印刷术在15世纪传到欧洲。造纸术西传的关键事件是发生在公元751年的大唐与阿拉伯帝国怛逻斯之战,战败的唐军俘虏中造纸工匠成为传媒。磁罗盘西传的媒介尚不明朗,在中国曾公亮的《武经总要》(1044年)和欧洲最早记载之间,尚无中间地域史料记载证据,而且还有水罗盘和旱罗盘、指南和指北的区别。火药的西传有经由商人贸易活动的证据,而火器的西传则可能是以战争为媒介的,在蒙古骑兵西征(1219-1265年)约一个世纪后欧洲人才开始制造和使用火炮。印刷术西传的途径,在毕昇发明胶泥活字(1045年)和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1450年)之间,其中间环节或俄罗斯人或是阿拉伯人。

  

   8、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潮

   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乃科学革命精神向社会领域的扩展,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自然之火和理性之光。这个启蒙时代的助产士就是“中国潮”,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欧洲人对中国事物(器物、制度和思想)的空前热情。这次中国潮是商人和传教士无意中创造的,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传教士们介绍中国的几百部著作,比十字军东征、蒙古人的西征、郑和使团下西洋,更能激发欧洲人的创造灵感。

   《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第一次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引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随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东进,17世纪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亦相继而到。自葡萄牙人到广州以降,耶稣会传教士渐次来华,直到因干预中国教民礼仪和介入清室内部斗争而遭禁。传教士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实乃全球化的先驱,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

   在16世纪有葡萄牙传教士克鲁斯(Gaspar daCruz)的《中国志》(1570年)、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的《中国札记》、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 (1585年)。在17世纪有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编纂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1654)和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lvaro Semedo)的《大中国志》(Imperiode la China,1642)、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āes)的《中国新志》(1668年)。18世纪有法国历史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著的四卷本《中华帝国通志》(1735)、34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edifiante-set curieuses,1702-1776)和16册《北京传教士回忆录》(Memoires concernant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arts, lesmoeurs, lesusages, ec. des chinois, 1776-1814)。这些只不过是数百部有关中国著作的代表。

   自马可波罗以迄18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欧洲各国羡慕仿效的对象。在法国,启蒙时代的杰出代表伏尔泰(Francois-Mariede Voltaire)从中国找到其君主立宪理想的证据,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从中国找到他的三权鼎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农学派领袖魁奈(Francois Quesmay)从中国发现了他梦想的政治经济形态并影响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富国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的市场经济观,笛卡尔(Rene Descartes)、帕斯卡(BlaisePascal)、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霍尔巴赫(P.H.D.Baron Holbach)等思想家也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德国,作为启蒙哲学的先导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曾经把他有关普遍语言的理想寄托于中国易学符号的改进。他的传人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比他更尊重和关注中国文化,并且传递到启蒙哲学家康德(ImmanulKant),通过这位“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进而影响到文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von Herder)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

  

   9、历史记录的科学意义

   虽然中国传统科学属于经验科学,未能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做出重要贡献,但丰富观测记录也有助于科学的成长。中国隔代修史传统保存的二十五史和数千种地方志,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5 000年文明。在“天人感应”观念影响下,中国人特别注意灾异现象的实录。正史和地方志补充以野史、笔记,形成了可观的自然史“信息库”,成为科学成长过程中新学说的证据库。

   《易传·系辞》颂扬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绝非子虚乌有的虚词。战国楚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人石申《天文》合称《甘石星表》(也称《甘石星经》),作为世界最早的天文著作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测定了其中121颗恒星的方位,描述了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唐代的涪陵石鱼和宋代的吴江水则碑是水文观测制度的证物,唐窦叔蒙的《海涛志》和钱塘江《四时潮候图》(1056年,北宋吕昌明重订)留下了系统的潮汐的实测记录。特别是天象观测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宝贵记录。

   早在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中国古人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天文观测活动。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天文体系,发展出以28宿和北极为基准的赤道天文坐标系统,创制了圭表、漏壶、浑仪、简仪和水运天像台等天文仪器,积累了丰富的、连续的观测记录。在三国时代就已编制了包括283个星座1 465颗恒星的星表,史书中还保留有大量奇异天象记录,其中包括公元前687年的流星雨记录、公元前613年的哈雷慧星记录、公元前32年的极光记录、公元前28年的太阳黑子记录、公元134年的超新星记录。中国对“彗孛流陨”有全面和持续的记录,太阳黑子记录100多次,彗星记录600多次,日食记录1 000多次,流星雨记录数千次。

   中国自然史记录中的一些内容,已作为新学说的证据,汇入科学的主流。18世纪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marquisdede Laplace)利用中国黄赤交角观测值支持他的天体力学理论(1796年),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von Hunboldt)援引中国古老的记录为其人与环境统一的地学思想作论据,以及进化论创始人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引用中国历史资料支持他的生物进化论(1868年)。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研究对自然演化的日益重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记录的科学价值。在佘山天文台的法国传教士马德赉(Josephus de moidrey)和中国神甫黄伯禄合作整理出《中国古代太阳黑子观测》(1911年),发现太阳黑子活动具有10.38-11.28年周期性,该结果接近平均为11年的周期。在佘山天文台的日本天文学家乔宾华(Paulus Tsutsihashi)和法国传教士蔡尚质(Stanislaus Chevaliev)根据《仪象考成》(1754年)所列的3083颗恒星,绘出第一部现代形式的中国星表(1911年)。在徐家汇观象台的法国传教士田国柱(Henricus Gauthier)和黄伯禄共同完成的《中国地震总表》(1912年),整理出3700年中的6000多个地震记录,反映了3322个地震。

随着射电源与超新星爆发之关系的讨论,中国古新星表的研究被提到日程上来。瑞典天文学家伦德马克(Knut Lundmark)的《历史记录和近代子午观测所得的拟新星表》(1921年),将中国1054年观测到的天关附近的客星列入其中。1928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dwin Powell Hubble)确定其在蟹状星云旁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科学传统   科学精神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科学精神 > 科学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125.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