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宇焜: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的史学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8:56

进入专题: 王应麟   《汉艺文志考证》  

范宇焜  

   内容提要:《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隋唐之际,时人对《汉书》的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汉书学”得以兴盛。两宋时期,学人仍怀着浓厚的兴趣对《汉书》进行研读,撰有多种专书,使“汉书学”在宋代继续发展。南宋学人王应麟撰写的《汉艺文志考证》是其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专书。《汉艺文志考证》的考证类型与方法富有特点,所研究的范畴对其后的“汉书学”发展影响深远。

   关 键 词: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汉书学

   作者简介:范宇焜,男,山西太原人,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山西 太原 030024)。

  

   《汉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高地位,班固在继承纪传体史书撰写方法的基础上,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格局,历代“诸儒共所钻仰”[1]。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不断有学者对《汉书》进行注音和释义,约三十余家。隋唐之际,以刘臻、萧该、包恺为代表的学者以治《汉书》而闻名于世,继而有颜师古继承家学,钻研《汉书》,并吸收前人研究《汉书》的成果,撰成《汉书注》,成为“汉书学”的一代宗师。《汉书》开创了中国古代正史的撰述格局,其“汉绍尧运”的内在精神符合中国古代皇朝统治的需求,辅以其“言皆精练,事甚该密”[2]20-21的历史叙事方法,使得古代正史撰述“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20-21《汉书》在思想与技术层面的特点,使其在两宋时期成为学人研究的一个重点,产生一些“汉书学”研究专书,南宋学者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笔者从宋代“汉书学”发展的视野,就《汉艺文志考证》的“汉书学”价值展开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复古与汉书学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宋史·儒林列传》记载王应麟少通六经,著有《深宁集》一百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诗考》五卷、《汉艺文艺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汉制考》四卷、《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等,共计二十二部。王应麟非常重视对汉代制度、名物的考证,在《汉制考》中,他引用许多经书、经注。《汉书·艺文志》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开创中国古代正史《艺文志》的先河,著录了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众多典籍,是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的这一特点为王应麟所重视,他撰写《汉艺文志考证》十卷,明确地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关内容展开考据。这使王应麟成为宋元“汉书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汉艺文志考证》在考证对象及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对其后的文献考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文化复古的倾向弥漫于整个社会,这使得王应麟本人对汉代制度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进而依托《汉书》文本展开研究,这使他有撰写《汉艺文志考证》的基础。宋代统治集团对三代制度十分向往,这反映在社会文化方面是宋代成为历史上仿制三代礼器的高峰期。两宋时期官府与民间仿制的三代青铜器据统计数量达六百余件[3],宋代仿古青铜器的制造与这一时期金石学的兴起相互促进,在学术上形成考三代典章,复三代礼制的风气[4]。宋人对三代制度的追慕,又是以考察汉代制度为主要依托的,这种倾向从王应麟所作《汉制考自序》中可窥一二。王应麟在《汉制考自序》中讲到三代礼法的发展,显现出他对三代礼法的推崇,他认为礼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三代损益,至周大备。夫子从周与从先进之言,所谓百世可知者,其法著于《春秋》”。至周平王东迁之初,由于“守古之士犹多”,还可以保证“则封建之制犹可寻也”,而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破坏了以往的兵制,晋国施行爰田制破坏了故有的经济制度,晋文公设执秩官主管爵秩改变了旧的官制,郑国铸造刑书而使法律制度产生变革。这些行为在王应麟看来导致了“礼几亡矣”,他虽然怀念三代礼法,但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历史变化的法则,他说:“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复乎。”[5]1-2在他看来,宋代距三代太过久远了,很多当时的情况无从知晓,而通过汉代典章制度了解三代制度就成为一条非常好的途径,他说:

   汉诏令人主自亲其文,犹近于书之典诰也;郎卫执戟之用儒生,犹近于王宫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会殿以决大事,犹近于外朝之询众也;牧守有子孙,郡国有辟举,庶几建侯之旧;丞相进见,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庶几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员,乡遂之流风遗韵亦间见焉。是之取尔,君子尚论古之人,以为汉去古未远,诸儒占毕训故之学,虽未尽识三代旧典,而以汉制证遗经,犹幸有传注在也。冕服、车旗、彝器之类,多以叔孙通礼器制度为据,其所臆度无以名之,则谓若今某物。及唐儒为疏义,又谓去汉久远,虽汉法亦不可考。盖自西晋板荡之后,见闻放失,习俗流败,汉世之名物称谓知者鲜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义乎!此汉制之仅存于传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5]3-4。

   王应麟列举汉代皇帝亲自撰写诏书等事例,与古制相比较,认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汉代诸儒“虽未尽识三代旧典”,但通过这一时期的传注,仍然可以“以汉制证遗经”。王应麟指出这条通晓三代礼法的途径后,又提到自西晋灭亡后,通晓汉代名物称谓的人十分罕见,鉴于“汉制载于史者,先儒考之详矣,其见他书者,未之考也”的情况,他撰写了《汉制考》一书。王应麟充分论述了汉代制度与三代礼法的关系,为实现追慕古风的目的,就必须考察汉代制度,而考察汉代制度自离不开研读《汉书》诸志书,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还原汉代制度的样貌,就不得不对相关文献作梳理及考察。如此看来,在《汉制考》和《汉艺文志考证》成书时间尚不确切的情况下,《汉艺文志考证》有可能是王应麟汉代制度研究的“副产品”,但无论如何,《汉艺文志考证》是王应麟“汉书学”研究兴趣下的产物。

   二、考证类型与方法

   这里,先论《汉艺文志考证》的考证类型与方法。

   《汉艺文志考证》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汉书·艺文志》展开的专门系统研究。具体来说,《汉艺文志考证》的考证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汉书·艺文志》著录典籍的考证,其二是对《汉书·艺文志》各序记载历史情况的考察。

   从《汉艺文志考证》对典籍的考证来说,《汉书·艺文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所著录典籍近六百种。据笔者统计,《汉艺文志考证》对其中二百九十余种进行考证,典籍数量上不及《汉志》一半,但篇幅上约是《汉志》的四倍。王应麟严格按照《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顺序,将他认为需要考证的条目摘取出来,进行解释说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典籍,王应麟基本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历代学人对《六艺略》下著录的儒家经典发论较多,为王应麟所重视。而对于《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诸略下著录的典籍,王应麟也进行了仔细的考订,这显现出他在文献考据方面的深厚素养。王应麟对《汉书·艺文志》的考证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是订正《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讹误。如《汉书·艺文志》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6]1709在南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本《汉书》中,此条下已有刘敞注曰:“当作十七,计其篇数则然。”[7]但没有关于这一说法的进一步解释。王应麟从刘敞说,并展开考证,他援引《汉书·儒林列传》的记载:“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按今《仪礼》,《士礼》有《冠》、《昏》、《相见》、《丧》、《夕》、《虞》、《特牲馈食》七篇,他皆天子、诸侯、卿大夫礼。”又引南宋《仪礼》学者张淳的论断:“汉初未有《仪礼》之名,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也。”[8]156通过王应麟的考据,订正了《汉书》中“《经》七十篇”的说法,今中华书局本《汉书》虽未录刘敞注文,但已经吸收了十七篇的观点。

   其二是对著录典籍相关历史情况的考证。《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于《六艺略·春秋》下,该条目下称《史记》“十篇有录无书”。王应麟用不少笔墨考证了这一问题,《汉艺文志考证》记载:

   东莱吕氏曰:“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其二曰《武纪》十篇,唯此篇亡。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甚,虽民间亦畏祸,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其书具在,但前阙叙。其四曰《礼书》其叙具在,自‘礼由人起’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乐书》,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书》,其叙具在,自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书虽亡,然叙传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则其所栽不过奏请及策书。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赞乃真太史公语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传》,此其篇具在,而无列缺者也。张晏乃谓褚先生所补,褚先生论著附见《史记》者甚多,试取一二条与此传并观之,则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传》,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书。其十曰《龟策列传》,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补尔。方班固时,东观、兰台所藏十篇,虽有录无书,正如古文尚书,两汉诸儒皆未尝见,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为伪书也。”[8]176-177

《汉书·艺文志》记载《史记》另有十篇“有录无书”,张晏在《汉书·司马迁传》注中说:“迁没之后,《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储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9]颜师古作注时除指出张晏“《兵书》”亡佚有误外,其余皆从张说,认为其中四篇是褚少孙伪作,《史记索隐》、《史记集解》也都从此说,《史记》缺佚十篇的结论似已确凿。至唐代,刘知幾认为:“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2]313宋代以前,关于《史记》“有录无书”的问题,至少存在十篇缺佚或十篇未成两种说法,但王应麟都不认同,他引用吕祖谦的说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对张晏提及的十篇逐一考证,其结论是:一是依据卫宏《汉旧仪注》,十篇中仅有《五帝本纪》缺佚;《三王世家》虽也已不存,但其中记载的仅是奏策罢了,其赞为司马迁所作。二是《景纪》、《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傅靳蒯成列传》都是司马迁自己的手笔。三是认为《礼书》、《乐书》、《律书》中的一部分为司马迁所作,其余则“草具而未成”。四是指出《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除去“褚先生曰”的部分都是司马迁所作。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依据首先是《汉旧仪注》。其次是以“褚先生曰”的部分与司马迁的记载相比较,从褚少孙与司马迁文辞特点差距的角度进行推测。再次是以古文《尚书》的流传情况相类比,推断《史记》十篇没有亡佚的可能性。王应麟在“《太史公》”条下的考证内容皆引吕祖谦《东莱别集》中的内容[10],自己并未发论。面对前人的种种结论,吕祖谦没有实际的证据佐证其观点。但王应麟独引吕说,无疑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从《汉艺文志考证》引吕祖谦考《史记》语以后,关于《史记》十篇缺佚状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直至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都受吕祖谦和王应麟观点的影响,认为《史记》十篇是部分亡佚。近人余嘉锡专作《太史公书亡篇考》[11],对此问题有细致的分析。《汉艺文志考证》对典籍的考证内容于王应麟的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经研究者统计,在他所编类书《玉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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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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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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