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与体制性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0 次 更新时间:2007-01-02 0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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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谦  

  

  「内容提要」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建国后至1978年前党在农村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党把它看作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从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运动在不同阶段虽然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触及到当时我国发展战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体制所难以回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社教运动/四清/农业集体化/体制安排

  

  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建国后至1978年前在农村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党把它看作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从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运动在不同阶段虽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触及到当时我国发展战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体制所难以回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试图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分析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体制安排的角度说明其由来。

  

  一

  

  建国后,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及其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同内容,可以把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从建国之初到1959年底。1953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指出,鉴于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党的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①。1955年底,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他要求在合作化过程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因为它“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②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是有效的,它比较成功地满足了大规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整个制度变迁的需要。

  第二阶段大体从1957年到1959年。1956年冬、1957年春,由于三大改造后期存在的“四过”问题,全国一些地区发生闹“退社”风潮,少数农民希望单干,不少合作社要求实行各种诸如“包工到户”、“包产到户”之类分散经营的责任制。在反右运动的氛围中,将城乡中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足之处的批评意见和纠正错误的措施都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由此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而且“以后一年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③据此,1957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城市开展大规模反右运动的同时,在农村开展广泛的以“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的整风”④。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⑤。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提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再教育”,目的“是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运动“应该把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摆在首要的位置”,“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⑥。

  1957年特别是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教以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和农民的自发倾向为主要内容,是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服务的。自1960年起,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仍然不断进行,但就其主要内容和对象看,则已经很不相同了。

  

  二

  

  1960年初至1962年,在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农村,又以整风整社的方式进行了第三阶段的社教运动。

  面对庐山会议后第二次“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经济局面,从1960年始,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发出,标志着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的开始。《紧急指示信》严厉地批评了发端于人民公社化初期并在庐山会议后再次泛滥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提出了包括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12条重大政策。

  进入1961年后,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政策调整的力度,又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政策,要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提高社员自留地比例,至少20年不变;鼓励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允许适当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做过多的限制”;必须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等。经过1961年6月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及《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直至1962年2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相继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完成了一个重大转变。这是农村政策调整的重大成果。与农业调整同时,商业、手工业的调整取得重大成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调整也在稳步深入。

  自1959年底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再次“大跃进”在干部作风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尖锐地、大范围地暴露出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⑦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在肯定人民公社化运动、公共食堂等的前提下,严厉地批评了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开展三反、整风整社等运动,彻底纠正五风等问题。

  1960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⑧;在运动中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改善干部的领导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清理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11月,在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中,专列“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一条,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任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彻底改进干部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干部与群众的关系”⑨。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他认为,“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⑩此后,农村三反运动逐渐成为整风整社运动的重要内容,不单独作为一项运动来进行。

  1961年起,随着农业调整的深入,整风整社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中央要求“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必须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11):“基层组织中出现过的那种打人、捆人、扣口粮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是十分恶劣的违法乱纪行为,更应该严厉制止”(12);要求“坚决改正平调错误,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必须进行到底,不能草率结束”(13)。1961年底,在总结了一年多来农村社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农村的主要任务,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社教“要结合六十条的规定”,“要完全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绝对不许开斗争会”,(14)等等。

  与1957年至1959年前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同,从1960年初开始的以三反、五反运动为初衷和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是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共产风、一平二调的产物,它与贯彻《紧急指示信》和讨论、制定《六十条》相伴随,是当时整个农业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纠“左”的倾向。它的鲜明特点,在于把经济上以至政治上的纠“左”与整顿干部作风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纠正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五风,改变干部作风,推动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农村基层组织中大范围的“五风”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党内缺乏思想准备。“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15)1960年11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16)。12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7)同月,河南信阳地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18)中央肯定了这个报告,要求全国三类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把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后,必然出现过火斗争的问题。“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19),“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20)。

  

  三

  

  1962年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以四清形式进入第四阶段。其内容和侧重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当时大背景的变化。

  60年代初的农业调整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中行政命令、平均主义等弊端,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缓解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生产与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对纠正“一大二公”的弊端和当时严重的“五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大公社体制的“倒退”及鼓励家庭副业等一系列放松控制的重大措施,除稳定和恢复农业外,还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传统认识和体制产生的挑战。获得某种自由空间的农民并不满足“队为基础”,他们自发地越过调整的底线,寻求更加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和集体经济内部的经营、交换形式。于是,包产到户、自负盈亏、农村集市贸易等再次应运而生,并很快扩展到城市,商品经济的暗潮再次涌动,并得到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的认可。显然,农民这些自发的选择与50年代合作化高潮以来所形成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和以政治挂帅、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生产的发展战略并不一致,对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成威胁。所以,即使在1961年底调整的高潮中,包产到户一类做法也是不被认可的。理论上、政策上有限的调整不能满足甚至排斥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矛盾在所难免。

  60年代初调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商品经济的复苏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于活跃市场、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之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仍然停留在传统观点的束缚之中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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