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志勇:走在“双一流”奋进的道路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1: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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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志勇  

  

   一、双一流

   2015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的构想。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全国137所高校入选。2020年9月18日,清华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专家评议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参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经过五年建设,清华大学在引领性、独特性和贡献度方面,展现了我国“双一流”建设新高度,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方面始终走在最前列,引领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发展模式变革,贡献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旗帜作用。综合实力和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标志性成果突出。办学质量、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声誉持续提升,全面、高质量完成了“双一流”建设任务。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在人数规模、资金投入、高水平实验室建设、论文发表数量和学术干劲上,确实进展神速,令世界瞩目。近年来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波巨浪。当然,也有评论说,是否达标“双一流”,最好是独立评估机构在校外做,让人家说,以免瓜田李下之嫌。也有观点认为,即便人家不说,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梳理回顾奋斗历程,盘点总结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走向“双一流”,不仅仅是成就,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

  

   二、一流的挑战

   大学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最不同凡响的组织之一,是思想、科学技术的前沿,是社会道德正义的培育和守护者,是社会变革的引擎和未来世界的孵化器。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高等教育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建设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大学本身的使命,也是国家的发展诉求。大学要敢于争当先进,勇戴桂冠,有“无我”、“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清华师生来说,在庆贺双一流建设成就之时,更应该感到的是人民给予的信任、国家赋予的重任和自身肩负的责任。

   对于什么是一流,社会上众说纷纭。但大道至简,顾名思义,一流就是最好,就是登封造极、最高层次的标准。过去“四个现代化”的标准,“两弹一星”、“863工程”等都是为跟踪世界发展前沿提出来的,有目标、有方向、有比对,是后进追赶先进,并不谈一流。赶上以后,并驾齐驱,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一流了。按照辩证法,事物发展到了极致,就应该警惕是否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曾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永不骄傲,不为“一流”的名头所累。每一次的成功,就是一次事实上的“归零”,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进入“双一流”行列之时,就是开始自主创新新征程的新“零”点。

   站在科学的前沿,进行前人未有的探索,无有可比,标准自然也就难以划定了。花钱多,可以说资源丰富,在新方向上重点投入,挺进尖端;花钱少,可以说经济高效,不浪费资源,性价比高。发表文章多,可以说研究第一,成绩明显;发表文章少,可以说不做低水平重复,而是篇篇精品,质量优先。真正的一流,只有自己知道,是寒江孤钓、十年辛苦,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所谓高处不胜寒。一流的科学和思想,需要许许多多这样默默无闻的前沿探路者,做社会甚至同行们都不能理解的研究。

   经常,前沿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需要有自己的共同体,一起用“天书”的方法来讨论“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大师”云集效应。熟悉科学史的人都看到过一张192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次索尔维会议(Solvay Conference)上物理学家们的合影。出现在照片上的29个科学家中,有17个获得过或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绝大多数人不懂的问题,是20世纪科学进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们汇聚一堂,庆祝物理学在19世纪登峰造极的成就的同时,竟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在胜利的陶醉和思想碰撞的会议上,出现了爱因斯坦和玻尔(N.Bohr)之争,继而催生出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有意思的是,这29个人中,当时没有得奖的、特别是后来也始终没有得奖的科学家算不算一流呢?他们是听众,能听懂讨论,也贡献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当有争论的时候,谁来评判这两大派别中的“第一”呢?按惯性思维,当然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是相对论的创始人,也是早期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基于普朗克的黑体辐射研究,他在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解释了时间和空间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可以说是发展了牛顿力学,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开创性思维。

   但是,爱因斯坦不相信后来哥本哈根学派代表玻尔的新量子力学。玻尔认为核外电子辐射的能量会同时降到低能级上,吸收的能量会跳到高能级的轨道上。这套电子云理论不能描述单个电子的轨迹,只能用概率的方法描述电子云的行为,也无法精确描述和预测单个电子的运动,按经典物理思维,是不完备的理论。因此,爱因斯坦一直不能接受玻尔的理论。他在1919年给波恩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对新量子论的成功感到羞愧,如果真是像新量子论描述的那样,自然世界就变得没有确定性了。我不相信我们无法精确地预测电子的运动,就只有证明它具有自由意志。”1926年,他又写信给波恩:”我无论如何都相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当实验中已经发现,当粒子成对按不同方向变化的比例是非线性、不均等的时候,他又在1949年给贝索的信中写到:“我不是反感量子力学用概率统计的方式分析微观粒子的运动,而是反感他们把这种不确定的概率,当成世界应有的本质。”他还提出了自己对量子纠缠问题的解释。研究发现粒子衰变成为处于叠加态两个纠缠粒子的时候,一旦被观测,波函数坍塌,就有一个确定向上,另外一个就肯定会向下的时候,爱因斯坦还不认输,他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观察一个量子的特点,同时知道另一个状态,并不是诡魅的超距作用,就像随机往两个盒子里放一对手套,另一个拿到南极。当打开盒子知道了其中的一个是左手套,就自然知道远在南极那个是右手套,是推理作用的结果。或者说,一定还有一个隐变量,在两个粒子的行为状态之间起到沟通的作用。1935年,爱因斯坦联合罗森等人,提出EPR佯缪理论,质疑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认为量子不能超光速运行(定域论),实验结果不会因为地点和人的观察而改变(实在论),即所谓定域实在论。直到1964年,北爱尔兰物理学家贝尔的贝尔不等式的提出,证明了爱因斯坦所假设的隐变量不存在,才算理论上论证了爱因斯坦的错误。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5月,中国科学家潘建伟领导和参与的10万人的自由意志检验,也证明了爱因斯坦理论的错误。

   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作为学界顶级泰斗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做了很多努力批评和否定新量子力学,如果他来对玻尔进行评估,他当然会明确地认为玻尔错误。在这样一个前沿性问题的探索过程中,该让谁来决定谁是一流呢?如果让他们相互打分来分配研究资源,会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才和傻瓜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不等号,谁都不知道哪天不等号会消失,所谓的标准也就是无所谓标准了。

   对“一流”的评价,往往斥诸于数字,这也是近年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数字不能太过于当真。在甲午战争前,清王朝的海军按炮舰吨位、军队规模等标准计算,在世界上排名第8。但其主力舰队在大东沟黄海海面与排名第11的日本海军相遇,激战五小时,五艘主力舰全部战沉,1000多名官兵阵亡,后来北洋水师的剩余力量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中日最终签订马关条约,宣告30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简单的排名并不是真正的实力,很可能是一个虚幻的美丽泡沫,容易破灭。真正的实力,来自强大的基础和底蕴,来自改革,来自差异性,来自深藏于体制机制之中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当前的大学排名,一部分依赖数据,一部分依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诸如“今日美国”(USA Today)等机构作出的高校排名。其排名依据往往是从生源、资金、师生比、学生就业收入等数据进行比较,这种方式曾被一些西方大学的校长诟病。他们认为,传统名校限制生源,选最聪明和家境好的学生入学,这些学生不教也会出路更好,并不全是大学的功劳。另外,60%的打分来自知名人士的感觉,他们不少会照顾自己学校,或是按自己20到30年前的印象评分。加上不同学校的公关宣传力度不一样,很多排名并不能反映高校现有的实力。不少中国学生冲着一些名校而去,交了大笔学费,结果发现所在的系所只是一个“空壳”,只好以“好的学校交往的人层次高”来自我安慰,但细问起来,自己层次不高的并交不到高水平的朋友。笔者就曾问过一些美国大学的系主任和院长:你一个“一人学科”,也没有多少学生和发表的成果,怎么能在美国排到前几名呢?他告诉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多,他自己当然把自己的分打得很高。所以说,“一流”的评价,其实很有难度,难以做到准确,也不需苛求。有的是真一流,滥竽充数的也不少。在探索前沿的阵地,重要的不是排名,是高密度的知识力、能够参与对话的能力,是强有力的创新文化,是多元与包容、无等级限制、能够发挥一流群体能力的制度环境。如何创造这样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共同体,才是一流高校最重要的挑战,要做到这些,需要假以时日,也不是外人能够轻易看透的。

  

   三、一流的特质

   “一流”没有标准,但有特质。一流的高等学校一定是一流人才的集聚地,一流思想和研究的碰撞之地。“一流”不仅仅是论文的数量、投入的资金、庞大的学生群,更重要的是无可比拟的群体创新力(innovative synergy),这些能力与以下因素相关。

   一流的高校,必有一流的价值标准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就是我们说的除了体制机制外的“软环境”,鼓励创新、容忍不同。前任哈佛大学校长凯瑟琳?佛斯特说过,“大学的成功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正是我们的不同在支撑着我们的强大。”知识密集度和经验密集度高的优秀人才,在一流的环境里,能够感到如鱼得水,有支持、有互动、有挑战、有激励,能够完成他想要完成的工作,不无端受制于莫名其妙的限制。

   一流的高校,必然有众多热爱知识、追求真理,努力用知识和技术造福人类文明的有奉献精神的人。学术界也有过优秀的学生该学习什么专业的讨论。在经典物理学统领科学的时候,学生优选学科的顺序是: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底层是历史和艺术。商业本就不是一个学问,是人际关系和交易能力。进入20世纪末叶,私有化、市场化和跨国公司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企业高管的工资水平,对高等学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时优秀学生在选专业时,次序变成了:商、法、医、工、理、社科、人文、艺术。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学习的目标被功利化了,就像古时候所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宰相门”一样,为的是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光宗耀祖,而不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

一流的高校,必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引路人。一方面有科学的前沿和永不休止的创新前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有强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作为社会文明的守夜人和社会体制机制变革的开路人。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尚的政治道德和思想情操。科学技术是工具,既有强大的改造社会的能力,也有强大的破坏能力。在科学技术与市场结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有国家利用尖端武器侵略他国主权,也有组织用有缺陷或不成熟的能源、数据甚至基因技术掠夺社会财富、奴役他人,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当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守夜人,需要有强大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来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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