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党规与社会主义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 次 更新时间:2021-02-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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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1]

   ——习近平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2]

   ——《十九大报告》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是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顺应新时代而生。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首次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和“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基本法治原则。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随后的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从制度层面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国家机构之中。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重申十八大以来的大政方针并将其系统化。至此,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清晰可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取决于两个判断:首先,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法治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走法治道路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党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与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差别突出表现在党和法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怎么解决党和法的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方向:“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是公法理论的常识。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明确指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宪法是公法、政治法,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自然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政治决定宪治,而非宪治决定政治。有些法律人主张现代法治与政治无关,将资本主义法治看作客观的、科学的、中立的、因而是普适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政治包装成普世的。

   法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法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不同国家的法治总是围绕该国的需要而进行设计的,反映该国当时政治力量的平衡。昂格尔的研究表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治型法治是非常罕见的历史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君主制的官僚政治、贵族特权及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反复斗争和妥协之上,这种妥协对自治型法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多元利益集团、多头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特有的法律秩序,同时这种自治型法治也为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保障。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探索过资本主义法治道路。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政治在中国行不通,资本主义法治也就无法建立。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同于旧中国家族型统治的君主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多头政体,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领导型法治,是对自治型法治的否定和对礼法并治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产党对人民的领导是伯恩斯所说的变革型领导: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变革型领导也是一种道德领导,因为领导者以某种方式满足追随者的动机,为追随者的利益而行动。领导型法治需要一个在德能上先进的领导党引导社会进步,并且需要以法治的形式保证领导党在德能上是先进的。

   自治型法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法治,比较成熟。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是主流,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发达。人们自然认为自治型法治与国家强大之间有因果关系,自治型法治也就拥有了话语霸权,自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自治型法治模式,似乎只有这一种法治模式可以选择。社会主义国家走自治型法治道路就必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否定自治型法治道路。共产党的领导与自治型法治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法治模式的选择常常采取回避的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不能正视共产党的领导在法治中的地位,将共产党的领导放在法律之外。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将共产党的领导权纳入到法治的轨道,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走不上法治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法治发展史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之上,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是明确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原则。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领导党的本质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唯一执政。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持领导党的本色。《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是革命党,首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革旧政权的命,然后通过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直至消灭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成为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和执政党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基础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所以是领导党。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由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工人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后,继续领导社会革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无论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取得政权后继续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过程中,共产党都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在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后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可以长期执政和唯一执政,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

   第一,从党的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后来又进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唯一执政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基础上继续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不断自我革命进行社会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不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从党章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总纲开篇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总纲最后也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些宣示都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党领导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第三,从宪法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是领导党。1949年建国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75年和1978年宪法都在总纲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还有五个地方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是明确陈述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是陈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第三是宣示未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四是陈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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