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王阳明的良知学系统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1-02-08 22: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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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  

   孟子首创的“良知”概念对儒家心学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其含义既指“是非之心”的道德意识,又指“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道德直觉,而这种良知直觉能力不依赖于后天的经验意识。为论证上述观点,孟子在有关“孺子入井”的典型案例中,生动地描述了良知意识的运作机制,强调伴随良知意识的道德行为必源自“怵惕恻隐”之心的直接发动,而不能有任何其他的非道德动机——诸如“内交于孺子之父母”“要誉于乡党朋友”或“恶其声而然”(《孟子·公孙丑上》)等。根据孟子对人之为人的基本德性——仁义礼智的规定性描述,“恻隐之心”为“仁”,“是非之心”为“智”,故在孟子那里,良知不仅是一个有关是非的概念,更是一种基本的德性存在,其中内含“仁—智”合一的特质。推而言之,良知具有统括仁义礼智四项基本德性的特质,而且是区别于生物或动物等其他存在的依据所在,人若无此恻隐之心等本心,便是“非人也”(同上)。孟子有关良知的这些说法,构成儒家性善论的理论基础,揭示了“由心善证性善”(徐复观语)的重要理路。然而无论是“心善”还是“性善”,必涉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良知如何证成等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意识都不能脱离人的存在而论,如果良知就是人的存在,那么,有关良知存在与道德意识之关系等问题则有待解决,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系统理论建构要等到阳明学出现之后。

  

   孟子的良知概念到了王阳明(1472—1529)那里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和拓展,发展出一套良知心学理论。尽管阳明晚年仍坚持孟子对良知的两项最原初的定义:“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传习录》中,179),即坚持以是非之心以及“不学不虑”作为良知的基本特质;然而,阳明学的良知论在肯定良知是一种道德意识的同时,发展出良知更是一种道德实在的观点,强调良知不仅是心体,更是犹如天理一般的存在——如良知即心体,良知即天理,这说明良知不仅是一种主观的道德意识,更是客观实在的理性本体——“良知本体”。阳明基于良知本体的立场,进而展开了有关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良知自觉、良知无知等一系列观点的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一套良知学系统,极大地丰富了儒家心学传统,并在本体工夫论领域建构了一套致良知工夫理论,对儒家修身传统作了深入的理论推进。以上这些良知论述构成了阳明良知学的一套理论系统,故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学可称为阳明良知学。

  

   《传习录》问题由来阳明良知学这一理论系统的关键在于良知问题。尽管良知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但近年来有一些新的研究动向。有观点认为,阳明学意义上的良知不是一种单纯的以外物为对象的意念或意向,而是意识对自身的一种“自知”,质言之,是“一种对意念的当下直接的觉察”,它是内在于每个意念中的内在意识,又以良知本体为自身的根源和本质;并认定良知自知论对于审视中国心学传统具有独特意义。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运用现象学的意识分析方法提出了上述论点并作了仔细论证。

  

   的确,对阳明而言,良知不是一种有关事实的经验知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知觉,而是关乎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理性如何挺立的问题,它更是阳明经历“千死百难”之后获得的一种生命体验。这发生于阳明37岁的“龙场悟道”,有迹象表明,当时阳明对良知即心之本体已有根本的了悟,只是将此诉诸文字并且理论化为“致良知”,则在十余年后的49岁之时。据阳明晚年的回忆:“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这是阳明晚年的夫子自道,我们对此不必置疑。

  

   龙场悟道三年后的1511年,王阳明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论及“不睹不闻”“戒慎恐惧”的问题,指出:“所谓寂然不动之体,当自知之矣。”这是阳明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自知”一词,尽管这里并未明确点出“自知”者的主体便是良知这层意思,不过就“寂然不动之体”而言,它显然指天命之性等本体意义上的性体;对此能有所察觉自省,则非一般意义上的自发式意向性意识所使然,而应当就是指良知本体才具备的意志能力,因为意志才能通过自我决定而表现为“戒慎恐惧”等实践行为。次年1512年底,阳明与其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则对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必展现为良知自知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表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8)

  

   在此,阳明首先肯定良知就是“心之本体”。所谓“本体”,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一般理解为本然状态或存在本质这两种含义。这里的“本体”系于良知这一主语之下,应指良知是构成意识(心)的本质实在,换言之,“心之本体”即心体,而心体即良知,这一良知存在表现出“自然知”的特征,所以阳明断言“自然知”便是不假外求的“良知”本身。对此若作概念化表述,即可说“良知自知”。理由很简单,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即是“良知”,故“自然会知”的“自知”主体必是良知本身。

   王阳明那么,良知本体何以在“见父”“见兄”等伦理情境中,会当即不由自主地触发孝悌等道德情感的自知判断?这涉及“良知自知”究为何指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知者自知“良知”首先涉及何谓“知”的问题,故我们的话题有必要从孔子讲起,因为在孔子,仁与知作为一对概念,被屡屡提起,在孔门中有深入讨论。

  

   在先秦时代,“知”的含义基本上有两种:一是心知义,涵指知觉、认知;一是德性义,通“智”字,如“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众所周知,在《论语》“樊迟问仁”章,孔子在回答什么是“仁”、什么是“知”的问题时,分别用“爱人”和“知人”这两个说法进行了回应(《论语·颜渊》)。这里的“人”,是指与“己”相对的“他人”,或是指更宽泛的“他者”,孟子据此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著名命题。如果说“爱人”是指对他人的“爱”,那么相应地,“知人”便意味着对他人的“知”,如此,作为德性的“知”展现为以他人为对象的德行。然而,根据《荀子·子道》的记录,孔子曾就何谓“知”和“仁”的问题,分别向子路、子贡、颜渊提问,三人的回答依次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知者知人,仁者爱人”;“知者自知,仁者自爱”。这里,子贡的回答几乎重复了孔子的原话,姑且不论;子路回答“知”是“使人知己”,意谓使人知道或了解“自己”,这个说法不见于《论语》,似是子路的独特见解。要之,对于上述三人的回答,孔子都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但其层次有高下之分,依次是:“可谓士矣”,“可谓士君子矣”,“可谓明君子矣”。可见,颜渊的答案赢得了孔子的最高赞赏。那么,“仁者自爱”且不论,“知者自知”究为何意呢?

  

   从“仁、知”并列的语境看,这段对话中的“知”应是特指德性意义上的对是非具有认知、意识等能力,而不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感知或知觉等能力。故“知者自知”强调的是:“知”是反向自身的一种内含道德评价的认知和判断。故孔子对颜渊的自知能力及其道德品格极为赞许:“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传·系辞下传》)按王阳明的理解,此“知”必是良知无疑,因为只有良知才能真正使人做到自知己过,而且知之不再重犯第二次错误,这就需要道德之知的高度自觉,此即后面将涉及的良知自知、良知自觉的问题。

  

   关于“自”字,不用多说,根据《说文·自部》的字义解释,指鼻之谓“自”,即“自己”之义,属反身代词,这是先秦时代的通行之义。依此,自知作为一种认知,它指向自身而又源于自身的意识发动。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知仅指自己知道,如自己知道什么是“仁”——有关仁的事实性知识,或者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到“仁”——有关仁的实践知识;二是,自知是指自己反向意识到自己内心发动的意向性活动,是一种根源于自己的内在意识,如自己能意识到内心不仅有“仁”的存在,更能觉察到“仁”(包括非“仁”)所展现出来的意识活动。大体而言,第一层含义属道德认识论,第二层含义涉及道德心理学及其与道德主体的关系问题。故第二层含义略呈复杂性:一方面,自知是指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一种意识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自知的意识能力有别于外向性意识而必有根源性,是源自内心的某种存在(如良知实在)的意识动力。故自知是发自内心又反向自身的一种反向性意识,关注内心世界的活动正在发生或将发生什么,这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认知外物为主的对象性意识,而这种对象性的认知活动所关注的问题是:这是什么。进言之,自知是自己内心意识一旦启动之后,即刻对这一行为意识做出反省自察,而这种反省具有内在性与当下性,因而是一种直接当下的自我反省意识。

  

   当然,在先秦时代,“知”主要是指心知(如荀子或稷下道家等)的认知能力,这里不遑举例。然而,获孔子高度肯定的“知者自知”则表明:“知”既以自己为对象,同时又以自己为根源,凸显出“知”具有道德反省的反向性特征。那么,如果我们将“知者自知”置入孔子思想的脉络中,能否获得早期儒学的理论印证呢?事实上,在孔子的修身理论中可发现两个特殊概念与此密切相关,即“内自省”和“内自讼”。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此“内自省”就是指向内的自我反省,其意与“自知”相当接近。“内自省”无疑是内心反省,内含对行为意识的自我反思。但在孔子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难,他甚至悲观地断言:“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这是坦承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能真正做到内自讼的人。

  

   朱子释“内自讼”曰:“口不言而心自咎也”,并指出:“人有过而能自知者鲜矣,知过而能内自讼者为尤鲜。”这是说,一个人能真正自知其过错是很少见的,更何况知道自己犯错之后,能作出自我反省者则更为罕见。在此,朱子点出“自知”是“内自讼”的前提,表明他对孔子的“知者自知”说应有充分的肯定和了解,根据朱子的解释,我们也可理解孔子为何强调“知者自知”的思想缘由。

  

   原来,源于自身而又反向自身的自知是通向“内自省”“内自讼”这类道德修身实践的重要前提。从意识分析看,这类道德反省的特征是根源于自己内心的“内自省”,是指向自身的自反性意识,又是内心意识在道德层面上对自我的审视。无疑地,孔子的自省自讼构成了儒学修身学的重要传统,后为孟子心学所继承。如下所述,阳明学的“良知自知”论是对德性意义上的以自我为对象的自反性意识的独特思考,由此提出的致良知学说也是对儒学修身传统的理论拓展。

   良知独知应指出,自知己过而后内自讼的修身理论,可与孔子之后的儒家“慎独”学说联系起来看,于是可发现两者在指向内心专一这层意义上,存在理论相关度。重要的是,慎独说经由朱子再诠释,到了阳明学那里,出现了“良知独知”说,与“良知自知”共同构成了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涵。因此,不妨从“慎独”谈起。

  

众所周知,《大学》《中庸》都有“君子慎其独”的“慎独”说,构成儒家修身学的重要传统。竹简和帛书的两部《五行》篇都有关于“慎独”的记载,有“慎其心”“独其心”之说,表明“慎独”指向内心活动。从哲学上对“慎独”说作出创造性诠释者非朱子莫属。他释“独”为“独知”,是儒学史上的一大创造性诠释。其释《中庸》“慎独”曰:“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其释《大学》“慎独”亦曰:“独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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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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