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我的老师,我的世界——怀念苏国勋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7 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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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若是没有日常世事中这些欢快的场景,若没有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思考和知识环绕着自己,若是换成了今天年轻人正在遭遇的冷冰冰、阴沉沉、苦哈哈的评估制度,我还会不会选择这样的职业。这并不是说,学问不是件苦差事,苏老师熟读韦伯的书,他必然知道像韦伯那样孜孜以求、踽踽独行的学术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从没有天然地觉得学术研究只是苦行僧们的行当,若是学无所乐,怕是孔子百分之一的想法都领会不到吧。

   苏老师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纽带,文化,无论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凝塑成的人格,就化在他的身上。记得十几年前他脑出血的那次,他住在海军医院里,我去陪床,见他刚从危险中脱出身来,就带上耳机听起了音乐。我好奇,把他的耳机摘下来,一边说这会影响到他的康复,一边也想知道他究竟在听什么曲子。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他病痛中特意让师母拿来这张CD,陪着自己。我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病床上他躬起身,生怕麻烦学生和同事。他向我讲起这首曲子,也讲起那个自称为“第三罗马”的、以救赎为神圣使命的民族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

   五

   什么是学?什么是问?学问的根本,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老师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没有想得清楚,想得明白?还有什么问题还在犹疑,还在追问?学者的心路历程既在生活里,也在著说里,是在由生活凝结成的著说里。

   《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我看过三、四遍。最早是在本科的时候,结识苏老师的日子里又看过,再后来,自己教书或是写韦伯文章时再看过。老师就是一本书,初识他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印象,交往多了也只是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只有你走进他,他把你当作知音和知心,他的世界才会敞开,才会展现出来,才会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才会有陶熔鼓铸的思想力度。而他的著作,便是他最为完整的心路。

   学界常说,《理性化及其限制》是大陆学界最早、最系统、最深刻的韦伯研究力作。这样的评价一点儿也不过分,但也没有说到根本。这本著作,不只是具有仅就专业研究的意义,而是对一个历经磨难的文明来说,或由这一文明塑造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何以处于这个时代并担负起这个时代的命运的探索。我不得不想再次引用苏老师在全书开篇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句,它曾出现在《韦伯传》中:

   这样的人,总是如此时刻出现:

   时代行将终结,其价值

   将重新评估,于是

   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荷,

   把它拥入自己深邃的心怀。

   苏老师的韦伯研究,不单是出于自己的纯然兴趣,更不是为了从韦伯那里获得一种映照自己的印证。苏老师是80年代的学人,我知道,这一代人经历过翻卷的历史,他们身上的烙印是永远洗不掉的。他们生在有着强烈对比的时代里,在前与后、古与今、中与西之间,连同每个人宽广而粗粝的经历,切肤的疼痛与喜悦,都会驻扎在他们的怀疑和思考之中。苏老师的学问中有“我”,但这个“我”,不是那个自我保全、自我确认的“我”,而是融合了文明、历史与现时代的“我”;这个“我”,始终在追问之中,一切都要重估,一切都刚刚开始。

   “以行动化解紧张”,是本书的“宣言”。从韦伯那里,苏老师看到了这一代中国人同声同气的诉求,在“除魅的时代”里,在“理性的预言”中,每个人都是“宗教上的盲音”(religiously unmusical),他如何寻得自己的信仰与行动,如何面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如何完成自己和人类的救赎?字里行间,苏老师每时每刻都有一种现身的带入感:时代里的中国人是紧迫的,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以往不堪,也看到了必将进入的现代世界,更看到了理性化的必然限制,所有困难都摆在眼前。而这一切,也一定将再次激活西方文明的古老问题,沉思生命和行动生命会再度结合。

   苏老师急切而又耐心地解读韦伯,他首先从宗教社会学入手,从理性化的维度出发来反观人类诸文明的基因及其演化而来的社会形态,同时也要返回问题的缘起,来界定理性化命题中的基本范畴:入世或出世、禁欲主义或神秘主义、楷模先知或伦理先知、此岸或彼岸、责任伦理或信念伦理……接下来,他要追踪诸文明的宗教史起源,进行发生学的因果分析,逐步将实质分析引入到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与新教的“天职观”的对比之中,辨析出入世禁欲主义社会伦理化的理性原则。

   然而,既然要从行动及其意义出发,就必入“支配”问题的领地,必入“合法性”的领地。苏老师明确指出:“他(韦伯)的关于统治的三个纯粹类型不仅把统治与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类型联系起来,而且还与某种经济体系,乃至与特定的文明类型联系起来。政治、经济、宗教、法律,乃至一切文明,都是人的社会行动造成的结果,因此要建造涵盖社会历史的结构类型,最终还要与社会行动类型联系起来”。(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203页)这既是韦伯有关如何破解社会之整全构造的伟大事业,也是他在“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中而面临的极端困难。也正是从韦伯那里,苏老师读出了自己的时代问题:如何从多元的因果关系出发来理解现时代的生成性结构,又如何去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行动抉择!

   正因如此,在本书的最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便扑面而来。严格说来,这全然不是一种方法的问题,即便说是方法,也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方法。“学术作为天职”,一个处于现时代中的人,他必须解决社会认识中的“客观有效性”的问题,努力做到“理智上的诚实”,又要在信仰和政治上坚守自己的价值,将自由意志的信念问题纳入到作为历史之客观可能性的责任原则中来。只有在苏老师投入性的理解中,我们才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时代的人,需要有何种的勇气将理智与激情、责任与信念、认识与决断矛盾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唯有凭借一己之力,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承担。

   正文的结尾处,苏老师引用了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一文结尾处所引用的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

   新的冲动将我召唤,

   我急忙追去,吸他永恒的光辉,

   我的前面是白昼,背后是夜晚,

   头上是天空,脚下是一片海波。

   三十多年前,苏老师就用他的著作告诉我们:只有成为“时代之子”,只有成为“现代文明之子”,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不仅是一门学科而已,而是积聚着所有文明根脉和历史实在的“时代科学”,必须让一个人的全部心灵和行动,去承载一切文明历史的过去和将来。苏老师,是按照如此理解的韦伯精神来要求自己的,他也靠着自身探索的行动意义来引导我们,教育我们。他既不是一个观念论者,也不是一个实在论者,他从不超出自己来要求别人,奢望其他,他对自己坚守的信念和价值也从没有做过一丝的调和。

   他行走的足迹,从未偏斜,所以他的脚步,才值得追随。

   六

   没有苏老师的影响,我不会有勇气去处理有关“失范”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不会知道从涂尔干那里提出的“失范”究竟意味着什么。还记得,苏老师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他认真而兴奋的样子。在打印稿上,满是修改和批注的笔迹。我知道,他看得用心,仿佛两个促膝谈心的朋友,从夜黑到天亮,谁都不想停歇。

   不过,苏老师也告诉我们,纯粹的理论是完成不了教育的,特别对受到中国文化养育的人来说,只有“理智德性”,并不会造就出好的学者。苏老师的韦伯研究,就不是纯靠读书来实现的。他曾跟我讲过,当年他跟随陈元晖先生攻读博士,原本是社会心理学的题目,后转为以韦伯为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的氛围颇为诡异,社会学本就纠缠着姓社姓资的问题,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中,有位长辈曾公开发出警告,做韦伯研究,必涉及方向问题,“苏同志”要听好,别最后弄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学问本就不在襁褓之中,领风气者,从来便是勇气在先的。苏老师当然不信那个邪,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对社会切肤的体悟,才写就出这部里程碑式的论著。

   苏老师一生阅历丰富,阅人无数,在人生经验上是取之不竭的宝库。他1961年进大学读书,后来在中学执教,是老资格的教导主任。改革开放,他以近四十的年纪攻读硕士博士,时代为他烙下的痕迹是最深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了,只要是逗他高兴,满上酒,他就来了兴致,娓娓道来。

   80年代,学界风云际会,学人层出不穷,苏老师作为青年学者群体中的“苏大哥”,既是领路的人,也是护航的人。他总是怀念那个时代,穷是真穷,乐是真乐,上课住宿经常搬来搬去打游击,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情却从来不减。那时候,“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从四面八方汇聚了一批青年学人,以三联书店为基地,也挨家挨户地串;大家为各套丛书的选目和标题争吵热议,得了稿费就招呼弟兄胡吃海喝……

   苏老师讲事,更讲人。讲事,就够有意思的了,因为我们这些小辈的读书人读的只是一本书,可从不知这书哪儿来的。苏老师常说,译书不易,选书更难。一套丛书的结构,是应着学者对于时代的判断而来的,编委会的意图并未停留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如何走入现代世界的面向上,而更加从文化中国的问题出发,去充分认识西方思想对于现代世界的反思、批判和重估。而且,这样的结构也需要分列进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着重于不同脉络的思想经典,“新知文库”则在于铺展现代世界之多重构成的知识点,“人文研究丛书”所要呈现的,是中国学人对此类关键问题的系统研究。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任何一本书,都不是天然摆在那里的,都必须纳入到时代的思想结构和精神气质当中。

   学术需要谋局,需要布篇,苏老师时刻提醒我们,读书既得进,也得出。进之为进,就是要像他的著作那样,由表及里,见微知著;出之为出,则要在大的知识谱系和思想脉络中来确定位置,从与时代的休戚相关中来寻得意味。此番箴言,够后学们体会一辈子的。

   苏老师讲人,就更有风味了。他从老一代学人讲起,贺麟、王太庆、李泽厚、汝信、叶秀山……品评后终是敬意;他也讲他的同龄友伴,大夏天如何光着膀子修改稿子挥汗如雨,江湖中如何常有不速之客来编委会叫板斗法……有时候,他也会讲到学界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他从来不想我们这些听者有什么成见,站哪个队,而是像老父亲那样,讲给儿孙的故事,只为他们去领略什么是人情世故,只为他们见证什么是明志正心。

   今天的大多学者只会在被窝里做学问,藏着掖着,还好像自得了天地似的。苏老师这代人的学问,却是在风雨里的,他们本就经过了磨难,又几经事变,在不同的年代里有过多少生死抉择般的考验。就像韦伯那样,学问和人心、学问和政治时常牵绊在一起,思想和行动须臾不可分离。他们行走过真实的江湖和山林,才真正知道,做一件事,需要呼前应后、纵横捭阖,而守一颗心,却要有不可夺其志的气概。

   真正的学者,是在他的时代里的,属于他的时代。80年代末,苏老师去莫斯科访学,见证了宏大历史的激变,又顺访美国,从知识分子的纠葛中看到了多变的人心,一年后回到祖国,则在周遭中而沉潜,将他的事业投入到最为朴素的学术和文化建设中。每每谈及这段经历,他总会从容一笑,时代就在他的神情里,挥之不去。

   七

   所有跟“老苏”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对人宽厚豁达,为己刚直坚毅。苏老师是极朴素的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也容纳各种各样的观点,在他面前,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可他的眼里也从来容不得沙子,各种机巧的心思、虚荣的欲望都会被他心底直透出来的光亮,照射得全无踪影。

   与苏老师交往三十年,我们从来没有被“用”过一次。相反,他总是在启发、呵护甚至照料着我们。记得应星挂职重庆云阳,决定以在地的材料做博士论文,苏老师却不顾自己的年事,千里迢迢去三峡实地,他说不看一眼,总不放心。有一年,他去港台访问,书店里看到了一本涂尔干研究的书,便买来送给我,我一看价钱,大概有800港币之巨,那可是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中国人的学问,是用心养成的,是用心换来的,如今想起这些事,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多想再去老师家吃饭聊天,老师说的话,师母做的菜,都是一样的味道,那是生活里最普通的味道,可回味却最长久。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就是读书”。

   老师走了,这是他临终前几天说得最多的话。

   次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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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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