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转型经济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4 次 更新时间:2006-12-31 15: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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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提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研究转型经济中企业产权安排的选择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并用它来解释转型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为此,我们给出了一个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在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体系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企业所有制及产权安排的选择将内生地由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来决定。这一新的产权理论推广和改进了传统的产权理论。它显示了不同经济环境将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优选择。它表明只有当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当今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转型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用这个理论得到较好的解释。例如,一个在西方学术界广泛持有的观点是:迅速的私有化是指令型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型的首要步骤。然而,本文所给出的理论却显示: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首先应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民有(私有)产权所有制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将必然会取代其他类型的产权所有。

  

  一. 引 言

  

  转型经济学是当前经济学界的热门领域之一,但这一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产权结构还远未研究清楚。它所借用的理论工具主要依赖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的产权理论及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如现代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是把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它相信界定清楚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是最优的经济制度安排。正是基于这个结论,迅速的私有化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转型的首要步骤。

  然而,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至今仍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以及东欧、俄罗斯采用迅速私有化改革后所导致的经济负增长,使得人们对这个结论的普遍性和适用范围有所怀疑。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保持9.5%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在此期间,非国有经济部份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0%左右。在非国有经济成份中,尽管许多集体企业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1] 但其经济效率接近产权明确的民有产权(Svejnar,1990;Pitt-Putterman,1992)。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及与之伴随的经济高速增长使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为什么在中国,那些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存在,而经济却能持续高速增长(Blanchard-Fischer,1994,第4页)?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采用迅速私有化改革的大多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却问题重重,经历着持续的经济混乱和国民产值的严重下降。从1990到1993年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8.6%,保加利亚下降22.6%,格鲁及亚下降67.4%,匈亚利下降15.4%,立陶宛下降55.8%,波兰下降2.2%,罗马尼亚下降30%,但是同一时期中国却增长了41.4%。这样,产权模糊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采用迅速私有化使得经济大幅度滑坡,这一有趣的对比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

  其实,私有产权是最优的产权安排这一结论是基于许多隐含前提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是转型经济以及其他非规范经济所不具备的。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普遍特徵是假定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所有制)是外生给定的。此外,所有这些理论模式都基于三个隐含基本假设:经济社会具有充份的经济选择自由,采用分散化决策进行生产活动,及具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2] 然而,现实中的经济社会很少能与这些假设相吻合。尽管这些隐含假设条件较为接近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私有经济受到限制、政府大规模的干预经济活动、转型经济或经济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国家,采用这些假设条件是非常不恰当和不现实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和制度的安排被假定是作为外生给定的,制度安排的最佳选择被排除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这样,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情形下的经济制度选择问题。因此,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产权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比东欧、俄罗斯迅速私有化的激进改革方式要成功;以模糊产权为特徵的乡镇企业为什么会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利用传统产权理论来进行迅速私有化的东欧、俄罗斯私有化的改革至今还没有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因。

  既然现有的经济理论工具不能用来研究和指导制度转型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人们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框架,用来研究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产权所有制度安排的选择问题,从而探讨制度转型的策略和方式问题。本文的主要目就是给出这样一个产权理论模型。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所有制的安排是内生的,经济自主化及市场体系完善的不同程度将决定所有制最优安排的不同选择。最优产权安排是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的社会总福利效益的比较来决定的。这样,新的产权理论推广和改进了传统的产权理论。此外,这个理论也为笔者曾提出的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三阶段论(自主化、市场化、民有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和理论基础(见田国强,1994)。

  文中提出的模型概括了非规范经济环境中的一些本质特徵。在模型中,除考虑通常的两种有形的投入资源:资本和劳动,还考虑了另外两种有用的非市场资源:企业管理能力和协调与政府关系的能力。当存在大量行政干预,市场缺乏或远不完善的情况下,后两种资源对有效地进行生产将发挥实质性重要作用。与政府部门具有良好关系可使得一个企业得到更多受到政府部门掌握或控制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一般说来,民营企业家具有相对管理能力的优势,而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管理人员(如地方政府官员、国企经理)则具有协调好与政府部门关系的相对优势。[3] 在模型中,我们将用ρ(0≤ρ≤1)这一参数来概括市场完善、分散化决策及行政干预的程度。这个参数的引入刻画了这两种能力的相对重要性。ρ接近于0表示经济环境是中央集权,管制型经济,市场相当不完善。当ρ=0时,经济系统退化成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所有生产活动由指令性计划来决定,此时企业管理能力不起作用。当ρ=1,意谓着市场体系完善,此时协调与政府关系的能力已不再重要。在模型中,我们了考虑三种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民有、国有、集体所有。民有制能发挥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国有制能发挥官方经理的政府关系能力,集体所有制(收益分享机制)有一种特殊性,即给企业家发挥管理能力的机会,同时又可以利用政府关系能力。本文想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哪一种所有制安排从社会总收益的角度是最优的。[4]

  我们证明了:如果经济自由程度及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即经济环境非常不规范),则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企业更有效,这样国有制将会是最佳的所有制安排形式;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有效;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我们还发现,当经济具有非规范性时,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的不同也将会影响企业产权的所有制安排。这三种所有制都可能是最优的,这将取决于民营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的相对优势大小的比较。

  新的产权理论可以用来讨论非规范经济,特别是转型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革的方式与策略。例如,本文将回答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民有化方式更适合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问题。我们将论证,在机制转型过程中,大规模的民有化改革之前,首先应该进行的是改善经济环境,即承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尽量采取分散化决策方式,运用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田国强(1994)曾论证这是一个经济机制运行良好的四个基本条件。中国经济自主化(即所谓的松绑、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迅速私有化之后的经济大幅度滑坡,也许验证了这些结论的可信性。

  本文的理论结果也许可以用来解答最近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方式的一场学术争论的是非(参见林义夫、蔡肪、李周,1996;张维迎,1996)。在这场争论中,一方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是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是改变企业的产权所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制度。我们的理论结果表明: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首先应改善经济环境。但企业的产权所有制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必然会随后发生变化,民有企业最终将会占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新的理论框架同时还从一种新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能够如此迅速的蓬勃发展。在经济学界,对乡镇企业的高效率已有四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用传统的中国文化加以解释(参见Weitzman-Xu,1994)。第二种从行政结构的角度,基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互相作用的角度进行解释(参见Chang-Wang,1995)。第三种是风险分担理论,讨论在灰色市场和模糊产权的经济环境中,集体所有制产权安排的合理性(参见Li,1995)。第四种是Che-Qian(1995)的解释,他们将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定义为乡镇社区而不是本企业。在本文中,我们将给出另外一种解释,它是基于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对某些非市场资源的利用,而政府行政官员或经济管理人员在这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由于乡镇集体企业在现阶段的蓬勃发展,有人过份地夸大这种产权制度长久优越性。其实,它只是一种过度性产权制度。我们的理论结果告诉我们,尽管许多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在现阶段是最优的产权安排,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更进一步地提高,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它必定由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来替代。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理论结果不仅能解释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会出现比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多得多的贪污、行贿,受贿等权力寻租现象。其实,这些权力寻租现象可看为是一种变相的“集体”合作(利益分享)产权形式。许多政府官员趁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市场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的空隙,通过手中的权力,将国家的资金、资源转移或审批给个人、企业或亲朋好友,以此分享利润或利益,结果产生了许多贪污腐败现象。

  下面,我们将从讨论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开始,论证新的内生型产权安排理论的合理性。第三节建立正式的理论模型。第四节讨论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问题。第五节讨论通过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对比对本文的理论结果进行讨论并给其出政策含义。结束语将在第六节中给出。

  

  二. 传统理论的局限性

  

  本节通过回顾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研究对象来讨论它的局限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为私有经济辩护的,其主要论断是认为私有产权安排是最佳的经济制度安排。但这个理论的成立基于许多隐含的前提假设条件。例如,在论证市场机制的最优性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私有产权、充份的经济自由选择、分散化决策、完善的市场体系、完备的生产和消费信息及无市场交易费用等,作为隐含前提假设条件来讨论各种经济问题和建立各种经济模型。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它所论证的一个基本结果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任何其他协调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部门都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法律和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保护私有产权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工具,企业几乎等同于生产技术,市场的功能和交易过程被简化为单纯价格机制的操作。传统的产权经济理论则主要去掉了市场无交易费用这一不现实的假设,而仍然保留其他假设。产权所有制作为一个研究论题在经济学中也有了很长的历史,并持续到如今,从科斯(1960)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到最近许多关于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5] 主要讨论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私有产权、个人激励、经济效率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它主要强调在经济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界定分明的私有产权对增进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并讨论在私有产权制度结构下的各种不同产权安排形式,及这些不同产权安排下的收益--报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通过比较市场和在各种产权结构下的企业的交易费用或管理费用的大小来决定产权制度的安排和对市场的替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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