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郑玄的“法”与“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 次 更新时间:2021-02-03 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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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进入专栏)  

  

   汉世今文经学把经理解为常道、常法。若《白虎通》云:“经,常也。” 刘熙《释名》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赵岐注云:“经,常也。” 五经所载即是常道、常法,虽然八卦出于伏羲,《尧典》乃是绍述尧法,韶乐出于虞舜,《禹贡》乃是禹地,《商颂》皆为殷诗,时世不同,但既经孔子删削,则经义、经制并无矛盾,且构成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通过经师解释,可以施诸政教,塑造家国。及至汉末,郑玄编注群经,为了弥合经书异义,把经书所载各自还其时世,因此,经学成为不同时期的圣人之法,那么,经书所载的“多元的圣人之法”,是否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贯穿其中,以统率群经之道呢?这种把经书理解为“法”的方式,对中国文明带来何种影响?

  

一,理解经学的方式:圣人之法

   “经”之有“学”,自孔子始。盖以孔子于先王所遗之典章,删《诗》、《书》,定《礼》、《乐》,阐《易》,作《春秋》,虽《春秋》独为孔子之作,但夫子笔削所据,仍是鲁史旧文,即史官之所记录者也。

   是故所谓“经学”者,其文献基础,是孔子笔削所成的经书,其实质内容,即经“学”之所在,是孔子及其弟子相传的儒者解释经书所造成的学术。也就是说,经学,就文献言之,是围绕经书所进行的解释,就学术言之,是解经中形成的学问,就性质言之,是圣人之法。自西京以降,对“经学”的理解,主要是从“法”的角度进行理解。

   西汉早期今文家说理解经学,是以经学为孔子立法。孔子有德无位,而作《春秋》以立一王大法。《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赵岐注云:“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 其意是孔子有圣德而无王位,有圣德则必立一代法典,无王位则不能见诸施行。因此,“素王说”的内在依据,是尧舜三代,每一代圣王都有致天下太平的一代法典,到了孔子,因为不得王位,所以只能以王心加于鲁史,“作《春秋》”以为一代之法,以俟后世。两汉的“素王”之说,皆出于此。《左传序》言:“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疏广引诸说云: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这都是在“法”的意义上理解经学。

   而对《春秋》一经,为孔子之立法,更是汉世之通论。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 董子言“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把《春秋》看成孔子之“法”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壶遂直言《春秋》是孔子的“一王之法”,最见汉人对《春秋》的普遍认识。应劭《风俗通义》云孔子,“制《春秋》之义,著王者之法。” 其说正是对《太史公自序》的回应。

   而且,汉人之尊经,正以汉无圣帝,而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故所谓“独尊儒术”,即表现在罢黜百家而立五经博士,而立五经博士,正因为孔子删削制作之经,乃是“为汉制法”。《春秋公羊传》徐疏云:

   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案《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

   《春秋》为汉制法,正是言孔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以待汉世之用。而《春秋》之外的《诗》、《书》、《礼》、《乐》、《易》,虽然不是孔子所“作”,但经孔子删削发明而成为经,其题目、旨意虽然不同,但与《春秋》没有矛盾,共同构成一套孔子之“法”以面对后世。

   在这样的理论中,孔子之前的历代圣王,每一代圣王皆制作礼乐,不相沿袭,皆有其圣王之“法”,这些法,正是经中所载内容。《庄子•天运》借孔老对话以述其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聃回答:“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说六经是“先王之陈迹”,即是先王之“法”已行,惟有历史遗存见于此文献之中。《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至楚,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谏止昭王,有云:“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 所云“三五之法”,也是先代圣王之法也。《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赵岐注云:“孔子之门徒,颂述宓戲以来,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 依赵岐之见,孔子及门徒所述者之所以自伏羲始,以《易》始于伏羲,之所以至于周公,以诸经皆多有周法,因此,伏羲至于周公,乃孔子以前六经之法所形成的时期。又,《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 此文理解三代,而言“法度”,理解孔子所作,而言“陈后王之法”,是以法理解六经也。

   可以说,从“法”的角度来理解六经,六经不仅是六本书构成的文献系统,而且从性质上言,包含着自伏羲至孔子的多种圣人之法。把经理解为圣人之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孔子之前,有多种圣人之法。每一代圣王受命而有天下,必制作一代大典,故五帝三王,礼乐不相沿袭,经典多述其意:

   《礼记•大传》: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每一代圣王兴起,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制作礼乐,因此,自伏羲之后,尤其是三王之时,“法”的多元化,一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庄子•天运》借老聃之口所云“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正是在“法”的多元化基础上,将“先王”历史化,而形成以六经为“陈迹”的认识。而当汉武帝要寻求长久治安之道时,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史记•平准书》引汉武帝之言云:“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 武帝向董仲舒策问第三策,亦云:“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汉武帝所面对的不是经学理论,而是现实政治。现实政治要由乱而治,必须探究五帝三王时代治乱之由。而五帝三王,皆立一代法度,但都各不相同,而且,都曾大治天下,又都治久而崩。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时,力陈五帝三王治法不同,而皆遵一个共同的“道”。董子云:“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而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上,董子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子对策之后,武帝罢黜诸子博士,独立五经,自此打开了中国文明的新格局。而董子的对策,背后是汉代今文经学对经学中“法”与“道”的理解。

   在这种理解中,“法”随时而变,每一代圣王受命,都改制立法,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等内容,董仲舒甚至区分了“继治世”与“继乱世”的差别,云“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其“继乱世”者,董子云:“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而“继治世”者,如舜继尧,禹继舜,董子云:“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白虎通•三正》亦云:“是以舜、禹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 无论是继治世,还是继乱世,每一代圣王,都立一代法度。

   而“道”则是永恒不变的。如董子所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今文经学的理解中,这一永恒不变的“道”,经过孔子的总结,而落实在孔子删削、制作的经书之中。两汉经学特重孔子作为“素王”之义,如果说孔子之前历代圣王的立法,都曾致一代太平,那么,这些圣王之法,也都已经落在历史世界之中,但孔子作为“素王”,因为有德无位,其一王之法便不在历史经验,而纯为理论。同时,又因为孔子的“圣人”身位,生民未有,贤于尧舜,且孔子的立法,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无论是从圣人的身位言,还是从圣人之法的性质言,孔子都综合前圣之大成。因此,今文经学所理解的孔子“一王之法”、“为汉制法”,都内在地包含了“道”本身。

   可以说,两汉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之前的历代圣王都有自己的圣王之法,而到了孔子,有圣德而无王位,故综合前代圣王之法而删削、制作六经,六经既是前代圣王之法的集合,又是孔子的素王之法。前代圣王之法,法各不同,但经过孔子之手,先王之法同归,一统于六经,百圣同归,一统于孔子。统言之,先王之“法”虽时变,而“道”无古今,两汉今文经学用一个孔子之“法”,去囊括先王之法与道,共在于六经之中。此为今文经学消弭“法”的时代性与“道”的永恒性之法。

   至于汉末,郑玄对经学性质的理解,仍然是将经学理解为“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又,郑玄《释废疾》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 若其所欲改,则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 郑玄《驳五经异义》又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 是言虞、夏、殷皆有一代之法也。当郑玄把许多经文并不明言归属于何时的内容,注解为虞夏之制、殷制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把经书的性质,理解为圣人之法。

   但是,郑玄对“法”的理解,与两汉今文经学的最明确的差别,在于郑玄将“法”落实为“礼”。郑玄《周礼序》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 是以《周礼》为周公法之大端。郑玄又把《周礼》定为礼经,《仪礼》定为曲礼,使“礼经”真正落实为经国大典。而且,郑玄有以《周礼》为本,注解三礼,并以礼笺诗、解群经,使群经都以“礼”为基础,由此,把经学理解为“圣人之法”,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圣人所制作之礼。两汉今文经学彰显五经,合道于经中,尊经即是崇道,五帝三王之法不同,但皆荟聚经书之中。而郑玄以礼注经,则经书中呈现为五帝三王各不相同的圣人之法,并且是以礼为本的圣人之法。

   当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大行于天下,五帝三王礼乐各异,而在不同的礼乐之中,是否有一个共同的“道”,又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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