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与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1 次 更新时间:2006-12-31 14: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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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中共正式宣布要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前景与经济改革得失的讨论又热闹起来。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否有通货膨胀?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引起经济崩溃?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今年夏天回中国大陆跑了不少地方,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总的印象是: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变化大得惊人;市场上物资丰富,沿海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市场繁荣的景象给人的感觉真有点象身在香港;可是,社会治安、风气、文明和公德却非常糟糕。回到美国,谈起中国大陆,说好的有,说坏的有,乐观的有,悲观的也有。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大陆的改革?怎么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呢? 在本文中,我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谈谈个人对中国经济市场化前景的看法,然后再谈中国现在及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总的说来,我的看法是:中国市场化的前景光明,但问题也不少,需要尽快加以解决。

  

  一.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

  

  对于中国大陆整体经济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我一直比较乐观。这次大陆考察更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的乐观态度是基于下面几点理由。

  首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让人乐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1979-1992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居同时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首,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近,世界银行运用购买力评估法计算出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已达到1,500到2,400美元之间。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接近这个购买力估计的下限(只要想想每月100美元能在美国过什么日子,人们就会相信这一判断)。如果中国大陆能继续按现在这个速度增长,估计在二十年左右能达到台湾现有水平,也就是人均收入八千到一万美金。

  这些成就是与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从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一个非公有制总产值占50%多的计划和市场混合的经济体制。这种向市场机制转换的过程显然会越来越快。去年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说明中国已在意识形态上很大程度地解决了走市场经济的障碍。特别重要的是,通过这十几年的改革,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前提条件在中国已基本具备。如承认人的自利性,允许经济上的自由选择,实行分散化决策(即中国所说的放权),引进激励相容(即,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竞争市场机制等。

  市场经济学在论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最优资源配置时,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法规、政策条令、预算约束、生产技术水平和价格等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通过改革,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得更加理性了。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特长和门路想尽办法用或者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赚钱。这就是价值观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是在最近几年发生的。1986年我回国探亲时,大多数人还一心想到国营单位去找一份铁饭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担心铁饭碗端不长久,赚钱也不多。于是有的“下海”做生意,有的要找一份能赚更多钱的工作,都在为如何发家致富、为个人的利益和前途而绞尽脑汁。中国政府也已基本上承认(至少是默认)人的自利性和个人利益。其实,承认人的自利性,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的、负责的态度。“自利”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农村生产承包制就是承认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后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改革中所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中国老百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中国经济改革者做了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放宽政策。形像地说,就是“松绑”,即给生产者和消费者较多的选择自由。在农村,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尽管没有拥有权),基本上可以决定种哪种农产品。在城市,人们可以选择继续呆在国营企业吃大锅饭,也可以辞职到非国营企业去工作并承受随时可能失业的风险。经济上的自由选择、自由交换和自愿合作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机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条:信息利用的有效性及市场机制的激励相容性。竞争市场机制利用价格体系有效迅速地传递经济信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分散化决策方式大大地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递的成本,所以更有效地利用了经济信息。正是由于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指令性经济机制主要是用集中化决策方式,而市场机制则主要是用分散化决策方式。通过这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分散化决策方式在中国已取得了很大进步。这包括权力下放、岗位制、取消各种计划、让个人和企业作出消费和生产的决策。

  一个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促使人们努力工作。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不能激发其成员的积极性,反而压抑成员的创造力,制造出一批批的懒人、闲人,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市场机制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它所提供的激励,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了,这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激励相容。能否实现激励相容,关系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存亡。可喜的是,中国现在已建立了许多激励机制,它们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这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高速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述角度看,我对中国市场化的前景保持乐观、具有信心。

  

  二. 中国经济市场化所面临的问题

  

  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不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转型期间不存在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改革前就存在的,有些则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例如:市场机制仍处在初始阶段,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仍脱离市场均衡价格,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仍很低;国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许多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还是用搞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搞市场经济,甚至对向市场机制的转型有抵触情绪;老百姓不能承受失业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痛苦,经济、社会秩序混乱,法规、条例、劳工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房地产)、产权和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等都还不完善,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许多人利用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新老制度交接的空隙阶段进行不公平竞争。例如,利用权力或关系化公为私、贪污,等等,这使得向市场机制的转轨更为困难。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或放慢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

  当然,对经济机制转换的要求并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基于指令性经济所带来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低效率。指令性经济下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市场机制能够较好地解决。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向市场均衡转变的过程中,不能期望市场机制会马上导致很高的经济效益。必须认识到,象失业、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企业的效率等许多问题是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反过来,根据动态过程的稳定性理论,如果初始状态离均衡状态太远,资源的配置也可能不会向均衡状态收敛,从而使得转型失败。因此,一方面,人们需要为机制转轨创造良好的初始条件,使得转轨更为顺利;另一方面,人们必需充份认识到,转轨的代价也许仍是高昂的,转轨的过程是充满痛苦的,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

  下面,我想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中国的教育危机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农村经济改革

  

  我这次回国到湖北和湖南农村一些地方转了转,发现从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改革的角度看,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好得多。这主要是土地的特性所决定的:土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较好地分开。在中国当局坚持公有制的情况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它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最后是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的做法是:生产队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耕畜和农具固定到户使用,国家的征购任务和集体的提留部份分别落实到户,通过经济合同来保证承包任务的完成。这实质上是一种土地租赁制度,它使原有集体财产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集体的不动产(主要是几乎全部耕地以及相当一部份水面、草场、山林和荒滩等),都已承包给农户独立经营,收益的一部份以提留的形式上交集体。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的农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联产责任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承包期过短,从而导致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进行掠夺式生产,使土地的肥力下降。最近几年政府注意到这一问题,延长了承包期,情况已有改善。我所走访的村队,由于承包没有期限,也由于农民有土地的使用权(尽管没有拥有权)、产品的收益权及土地使用的转让(承包)权(必须得到村政府的批准),因此土地所有和土地承包已没有什么差别。我曾问湖南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1949年前和现在他对土地肥力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方面有什么不同。他说,由于土地长期承包到户,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另外,在我走访的地区,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农民弃农经商,对土地需求的压力在下降,农田开始向专业户转移。农村中以村为单位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进行得不错。有意思的是,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农村五保户的待遇是按村里中等平均收入决定的。我所走访的村中,五保户每年每人可分得800到1,000斤粮食和200元左右的现金。我问农民为什么会有动力负担五保户。他们说,一是由于村里是这么规定的,不得不交;二是由于一胎化政策,农民担心自己老了以后可能会变成五保户,也愿意分担供养五保户的费用。

  当然,农村的问题也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不过,这些问题都是政策性或税制方面的,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从短期看,主要表现在农民负担过重,各种苛捐杂税太多。由于税收太高而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种地不划算,有的土地收入还不能支付生产的必要开支和税收。因此,有些地方地荒着农民也不愿意种。以前农民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现在变为:“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税更多”。甚至更有人说:“共产党万‘税’”。这些税是从村政府起层层加上去的。由于基层政府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国家又不给足够的行政开支,只好要农民去负担。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为基层政府提供全部的行政开支,并制定保护农业的优惠政策。保护农业的政策甚至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也是必要的。台湾也有类似政策。另外,要根据农民的收入制定税率,对收入太低的农民要减免税收。农村中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打白条。这引起农民极大反感和不满,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上访、告状、甚至与政府对抗的局面。此外,农村社会治安也是一大问题,偷抢拐骗妇女儿童、赌博和封建帮派迷信都比较严重。

  从长期看,农村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问题。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尽管农村生产技术水平可能下降了(为了减少成本,许多农民不用机器种田,我曾听说有些地方甚至把机器拆成零件分掉了!),但是由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农产量比改革前大大提高,大部份地区农民的温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之后,如果生产科学技术还不能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准不能提高,经济的规模效益得不到发挥,农业产量要再上一个大的台阶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是水利建设问题。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不愿意出钱出力搞公共水利建设。如何设计出一个分担水利设施成本的激励机制,是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

  城乡就业转移是九十年代的农村发展趋势。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一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变革。这就是最近几年来不断高涨的“民工潮”,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认为这是九十年代和下世纪初农村变革和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它对中国尽快实现市场化和工业化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民工流动大潮不断高涨。今年的民工潮来势比以往又更加凶猛,遍及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往年潮头主要涌向岭南,而今年潮势所向涉及西南、中南、华东和京津地区等大半个中国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武昌、广州、成都、重庆、贵阳、南昌、蚌埠。这种流动有三个基本流向: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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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1994年] [第1期(总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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