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新货殖列传”之“状元下海:张謇与大生集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22: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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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4月24日凌晨,紫禁城万籁俱寂,太和殿外伫立着等待宣召的十名新科进士。他们神情肃穆,但内心却无比兴奋与焦灼。状元,这是何等的荣耀?多少人梦寐以求!焉能不激动万分?午门钟鼓齐鸣,传胪大典开始。皇帝平常礼仪上的中和韶乐,重大礼节专用的丹陛大乐,同时奏响。

   年已不惑的张謇,心潮起伏。他十六岁时一举考中秀才,意气风发,立志科举成名。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中道辍学,当了十年的幕僚。虽然此后也顺利中举,但一连四次在最高层的会试中的败落,却不禁使他心灰意懒,加之饱看宦海之险恶,科举之腐败,他已对功名利禄渐生厌倦。此次进京会考,实是父命难违……

   “一甲一名,张謇……”

   似乎从遥远的旷野传来一声悠扬的喧呼,张謇浑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迎来一束束欣羡杂以嫉妒和失望的目光时,他的脑海已是一片空白。

   一年之后的冬天,在长江北岸的通州城里,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着一个爆炸性新闻:洋鬼子的奇技淫巧将在通州出现,大生纱厂即将成立,而主事者竟然是新科状元张謇!

  

   一、创办大生纱厂

   话说张謇状元及第,入了翰林院不久,老父逝世,遂匆匆回籍奔丧守制,这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俯首屈膝签定城下之盟,九州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国耻家痛使新科状元悲愤交加,苦苦思索着人生之路和救国救民的真谛。他决定走实业救国道路,立志要在南通创办纱厂。

  

   绅领商办

   有人对张謇的决定暗中生疑: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向中国大量倾销棉纱,上海等地纱价不断下跌;此时办纱厂有利可图吗?南通向来闭塞,不比江南市场环境好,在这里办厂,能立得住脚吗?

   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张謇也并非轻举妄动之辈。他在南通做了周详的考察。虽然目前棉纱市场疲软,但是南通一带机纱市场前景看好,这里洋纱尚未充斥,而织户众多,棉纱需求广阔,且南通广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为纱厂提供充裕而廉价的产业后备军。

   但张謇不曾料到,贵为状元,下海办事业竟是如此艰辛。

   传统士绅,高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素以清高自命,转而经商,退居四民之末,这其中观念的转变首先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张謇是奉旨办厂,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经办商务。但他从一开始就决意将纱厂办成商办工厂,因为洋务运动期间创设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大多宣告失败。张謇希望能摆脱腐败的官僚体制的直接干预。

  

   张骞将他的纱厂取名为“大生”,寓意“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他希望以通州为基地,通过发展新工业,从家乡走向全国,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大生纱厂由通州、上海各三名董事即“通沪六董”协商认办,预定招股六千共六十万两白银。但招股不易,不久两名董事知难而退,相继辞职。纯粹商办的方案遂成泡影。

   退而求其次,办厂方案改为官商合办。但是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随时有可能受到官府的直接干预与控制,腐败与垄断随时会侵蚀企业的机体,因此商民纷纷反对。左右为难之际,张謇在张之洞、刘坤一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绅领商办”。

   上海商务局将搁置在黄埔江畔多年的进口机器折价25万两,以官股的形式出让给大生纱厂,到期领取官利,官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纱厂仍用商办形式经营。以张謇为首的士绅在其中的作用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也就是说,通过开明绅士的威望与影响,取得官府的间接支持和保护,沟通官与商之间的联系。

   这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官府的消极干预,同时也避免了纯粹商办企业羸弱无助的缺陷。对于大生纱厂而言,由于张謇的作用,“绅领商办”无疑优越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纯粹商办,不啻为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既具备了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又能获得来自官府的特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某种程度而言,“绅领商办”是张謇对民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种贡献,毕竟,它是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中国早期企业形式基础上的创新与进步。

  

   志比城坚

   经营模式虽已确立,但实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远远超过想象。绅领商办的形式虽然一般商人乐于接受,但资金的筹措仍非常有限,通州本地资金甚微,而上海商界对通州办厂似乎有些不屑一顾。地方官员,虽然对新科状元以礼相待,空头承诺不少,实际的支持并不多,有的通州地方官吏还暗中阻挠。当时资本稀缺,融资成本高昂。好不容易筹集了6万现金,1897年12月开始在通州城北的乱坟荒野上建造厂基,筑路架桥,雇工、材料、运输等开支浩繁,很快便花销一空。张謇只得赶赴上海再筹资金。此时,这位纱厂创办人,只能依靠卖字得来的旅费狼狈启程。

   张謇四处奔走,足迹广涉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各地,周旋于官衙之间,游说商民之中,就像化缘的和尚,遇庙必拜,逢人作揖,费尽唇舌。大生纱厂装机建厂、试机开车,每走一步,都极艰难,张謇随时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此期间,风言风语不断传来,讥讽有之;叹惋有之。张謇面临沉重的压力,修建厂房进展缓慢,有人冷眼旁观,幸灾乐祸,恨不能见它立即夭折;厂房建成,有人冷言冷语:“厂囱虽高,何时出烟?”试机之后,人们仍然怀疑:“引擎虽动,何时出纱?”

   直到1899年4月,纱厂正式开车出纱,流言蜚语才不攻自破。而为了早日出纱,取信于人,张謇是将价值8万两的棉花转运上海出卖才解决了开车出纱的燃眉之急。开车之后,资金告罄,无力续购棉花。张謇又一次四处奔走求援。大生纱厂筹建至此,张謇的状元光环与社会关系网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此时也如同强驽之末,软弱无力。张謇为之心力交瘁。为了大生纱厂,这位状元公为此付出的心血不知是当年应考的多少倍。

   将近五年了,数不清有多少次碰壁。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也考虑过辞职,甚至求助于贷款条件苛刻的外国资本。此时,张謇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闭厂,以还股东。”也就是说,在最大限度内加快资金周转,使纱厂拼着一口气,度过生死之关。如实在行不通,则就生死由天了。

   天无绝人之路,张謇的得力助手沈燮均把自己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了大生纱厂,终于使张謇的背水一战成功,总算立住了阵脚。1899年夏,棉纱行情一直看涨。在通海地区,小农家庭手工制作的土纱越来越受到机纱的排挤,织户纷纷改用机纱。市场上,十二支纱的价格,批发达65两,零售达67两,大生纱厂的产品,初一投放市场就很快畅销。纱厂的资金周转逐渐宽松,收购原料,就地进行,源源不断。

   张謇信心倍增。这位士大夫出身的企业家,亲手制定了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管理制度。他拟定的“厂约”,是中国民族企业早期比较完整的治厂章程。

   厂内凡执事者概称先生,摒弃传统的老爷称谓,这在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厂约实行明确的分工,责任落实到人,考核奖惩严明,杜绝彼此推诿;总理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错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推行技术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同时,高薪延聘英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保证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

   开车不久的八月,产品就供不应求,纱尚未纺出,已预购一空。投产第一年,获利银12万两,第二年获利银15万两。大生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张謇陶醉而止步不前,他的气魄更宏伟,目光更远大。

  

   二、创建大生企业集团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时,张謇挟大生一役初战告捷的余勇,又先后创建一系列以大生为轴心的企业群。1900年,张謇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决心将海门荒滩建设成良棉基地,为纱厂供应原料。垦牧公司在集股筹资方面,较当年大生纱厂的创建相对顺利,到1901年7月集股已达14万元,顺利开工。但是,早期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说大生纱厂是如履薄冰地走过来,那么,垦牧公司则是在狂风骤雨中拼搏出来的。

  

   与人争,与天斗

   垦牧公司一开始就处于与传统势力相对立的位置。在海门荒滩上,蓄草煎盐的粗放生产方式,只能生产质量低劣的海盐。但盐为专卖商品,官吏能契以寻租,贪污受贿,从中渔利。这样一块肥肉他们怎愿轻易放弃呢?张謇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多方奔波,才将种种人为障碍逐一排除,将其宏大计划一步步向前推进。

   垦牧公司的建设不仅要与人相争,而且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拼搏。把辽阔的海涂荒滩化为良田,谈何容易?海滩盐碱地,先要蓄淡,继要种青,方能杀碱。这就需要兴修水利,筑路修堤,开渠平地,工程十分艰巨。1905年夏天,数千民工不畏艰险,建成七条长堤、开挖了部分河渠,开垦了7000亩土地,但不幸在一场大风暴中全部化为乌有,牧场羊群也悉数散亡。

   狂风巨潮使不少股东纷纷撤资而去,但张謇坚定不移,他总结经验,继续前行。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如既往,和青壮年一样,顶风寒,冒酷暑,坐着一辆独轮小车,在崎岖不平的垦区颠簸而行,在芦苇丛中艰难跋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酷暑天,海涛汹涌,巨大的海潮挟狂风之威,如巨龙翻滚,疯狂地冲击着海堤。张謇不顾左右的苦劝,以有病之躯,“出入于狂风急浪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他踉踉跄跄巡视工地,指挥民工加固堤岸,抢险救灾。

   近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10年,千里斥卤瘠土变成了膏腴良田,耕地面积达3万多亩。昔日的荒滩上建起了繁忙的村镇,六七千应募而来的劳动者,在此组成了一个新型的农工商一体的小区。垦牧公司向世人显示了骄人的成就,为大生纱厂提供价廉质优的棉花。

  

   在此期间,张謇又创设了一系列企业:1902年开办大兴面厂,利用纱厂的剩余动力磨粉,供应纱厂浆纱和工人食用;同年开办广生榨油公司,利用纱厂轧花棉籽制油自用;次年设大隆皂厂,以充分利用油厂的下脚料;为有效地解决运输瓶颈,1904年创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南通天生港轮埠,此后还建成泽生水利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外江三轮公司、船闸公司等;1906年设立资生铁厂,专为大生纱厂修配机件;其他如染织考工所,是为纱厂发展服务的实验与研究机构,懋生房地产公司是为各厂职工修建商品房;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开设大生二厂。

  

   自下而上的救国方略

   张謇马不停蹄地投资办厂,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实业发展宏愿,同时这也与他的政治理想紧密相关。19世纪20世纪之交,爱国志士在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发动各种各样的变革与改良运动。张謇搏击于商海之中,也热情地关注和参与着政治变革,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戊戍变法期间,适逢张謇进京,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随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苦难的华夏大地,连年动荡不安。张謇忧日甚。作为传统士绅,他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思图强而忧愤;作为实业家,他更加务实地探索救国之途。在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让他痛心疾首之后,他用自己的实践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之路。他意识到只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才是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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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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