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0: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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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本文为郑佳明先生2021年元月10日在船山学院石头记梅花社暨“王船山与湖湘文化”主题读书会上的演讲记录稿。

  

   前言

   越表扬啊,心越虚,刚才各位都讲得非常透彻,我呢,实际上不能说没有认真准备,但是认真准备了呢,还是感觉到心里很虚。主要因为我是业余的,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业余的球队能打过专业的呢?所以我只是一个态度比较好。

   如果我讲的不好呢,首先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遇人不淑,但是我还是认真的在学。彭永呢,把我看作我们这个读书群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在这儿呢要说两句感谢的话。第一要感谢衡阳的同志们,为咱们这个学习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要感谢王兴国老师、王泽应老师,还有熊考核老师、朱迪光老师,周建刚老师,都要感谢,能出席我们这样的一个读书会非常不容易。

   彭永呢问我说,我讲个什么题目?我呢,那个时候正在忙别的事儿,我就讲了一个题目,叫做“船山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后来静下心来一想,觉得有点造次,这个题目太大,可能讲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最后我想着把这个题目缩小,我现在讲的什么题目呢?讲个“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这里头呢,就涉及到开始建刚教授讲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用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观点,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哲学进行定义。其实我查了一下,古代没有认识论这一说。我们这个认识论,其实是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有一个人,把这个认识论和传统文化把它等同起来,讲知行关系和认识论。这个人是谁呢?毛主席。毛主席在他的这个《实践论》里面,下面加了一行小字,他讲的实践论,就是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讲知行的关系。

   这是我看一个材料,毛主席是在……(王兴国老师帮助调整话筒,“谢谢,这是多高的待遇呀?”)王老师,他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他跟我住的相隔不过一百米。我有时候遇到问题,我就上他家去请教他。(王)兴国老师是把学问真正做进去的,他是著作等身的,他研究王船山的著作非常多,最近出的这本(《王船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王船山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我慢慢的都从头看到尾,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当然也是为了今天到这里来(做讲座),做一点功课。

   所以毛主席讲的这个认识论,和知行观可以划等号,这个咱们就有把握,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讲湘学认识论,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这样口子就小了。但是问题是,小了以后它还有很大,还是大的不得了,那也要讲几天。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提一个纲,讲一点思想。要是引文的话,像他们这样引的话,咱们就搞不成器。

  

   船山知行观之所以重要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认识论呢?向各位老师请教。王兴国老师他写了船山有七个观,知行观、理欲观、家国观,等等,这么多看法,这么多观点。这个知行观、这个认识论呢,大贯穿船山其它所有观点的,是船山最重要的观点。因为船山最突出的是哲学,我们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哲学家。哲学里面的话呢,他最突出的是认识论,最突出的是知行观。我认为知行观之重要,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呢,他这个知行观呢,带动了而且贯穿了他所有的其他观点。因为认识论呢,它是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怎么看这个时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船山最关切最焦虑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的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这个“开生面”的起点,这是一点。

   第二点,他这个认识论,和他后来的价值观有关系。他的价值观有两点最突出,一点就是刚才王泽应讲到的,一个是人民的观念,一个是民族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它是“古今通义”也好,它是“一时之义”也好,“一人之义”也好,其实他是讲人民的观点,不能为了一个君王,为了一个万历皇帝,让这个国家,让这个民族,让这个老百姓受苦。这里边他讲的是人民的价值观,这是船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后来我们为什么说他“兴民权”,说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那么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民的观点。第二个观点是民族的观点,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包括讲到了《黄书》是他的价值观里面另外一种支撑点。那么这两个大的支撑点,他的起点,贯穿这两个新的认识是什么?是认识论。他怎么看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他的纠错和纠偏。刚才建刚讲了十六个字,非常好。他实际上对阳明是纠错,他实际上对程朱他是纠偏,他是建立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他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纠错和纠偏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认识论来。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他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这样的思想,他也有很多的批判。他认为朱熹的话,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把知和行的关系割裂开了,分成两截了。这个是贺麟说的,贺麟把他这么概括的。他分成两截以后,他把这两截,两个端点的距离拉得很长。

   所以格物穷理啊,你去读十年寒窗苦,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你还找不到这个理,这个理很难找,所以这个时候要存天理去人欲,一辈子都要去读书啊,去思考。这个东西对不对呢?他有他的道理,理学讲这个东西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他把知看得太重了,把行看得很轻。更不要说程朱也好,陆王也好,他们讲的行,主要是道德实践,主要是伦理践行,这个都有原话。他们讲的这个行,与毛主席讲的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心学呢,他把知和行这两个东西的距离给缩短了,他说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他举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好色,好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的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他看见美色的时候,他心里头一动,起心动念,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行了。变坏蛋,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变坏蛋了,是吧,开始了,是吧?后来把坏的心又收回来,这个时候,《中庸》啊,《中庸》里面专门讲“过,犹不及”,要取中间,中间还有那个心思的时候,又把它搞回来了。这个时候人的话,他就是控制欲念,进步了,对吧?所以王阳明的心学,他仍然认为知和行是两样东西。既然是两样东西的话呢,就是说你得同时发生,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这个心呢,就到了静,达到理了。心外无理嘛,我这个理就是这样来的嘛。

   王船山对这个心学不太感兴趣,他的批评很严厉,刚才这个谁,建刚说几乎是破口大骂,是吧?他对心学批的很厉害,这就是因为他认为王学的末流,王学有很多人,一代一代,传得走样了,最后他使明朝垮掉了。明朝的思想,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这两个思想都使明朝的这个学界和明朝的官场,出现了一种“虚”和“空”,这样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这两样东西在官场和学界弥漫开来之后,对明朝形成最大的影响,就是脱离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明朝看着看着烂下去,大家都不管。一直到崇祯皇帝去上吊了,左良玉手里还有一百万兵,他也不去勤王。所有的人都不负责任,都不管事,只顾自己。他这个只顾自己还有其他的原因,宦官横行,太监横行,这谁有积极性啊?还有东林党人、复社等等,这些党人们互相争来争去的,你说谁有积极性啊。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他从哲学上讲,宋明理学它走到了尽头。

   所以王船山的话呢,王船山他这个认识论实际上是纠偏、纠错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始终在讲王船山是返本开新,我们始终讲王船山的话,他是别开生面。他的“开生面”的起点,从认识论开始。

  

   船山知行观的“与时俱进”

   王船山他的话呢,他的认识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与时俱进。他真正做到了日日新,苟日新,不断地更新。

   他在总结明王朝为什么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停滞不前。虽然这个时候有一大批的徐光启啊接受西学影响,有这样的一些个外来的思想过来,但是整个朝廷沉闷,不往前走,结果到最后,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天崩地裂,两个大的农民起义,再加上一个异族入侵,发生巨变。这个时候,王船山他的认识论,他的思想,有一个东西,叫做应变,就是怎么对待变化?其实他这个思想,为什么曾国藩,为什么后来谭嗣同,为什么我们毛主席(都有继承),就是他这里面呢,他对《周易》是非常有研究的,他就研究这个变化。还有刚才(王)泽应教授讲的《春秋》,《春秋》是讲变,《春秋》是讲变革的理论,既讲忠君、忠孝,又讲变革。

   我这几天我在想一个事儿,我想请教大家,就是说魏源和王船山有什么关系?我在知网上查,没查到关系。但是我查到魏源,他跟刘逢禄呢,这个学《春秋》。王船山家里头是治《春秋》的,从胡安国开始,一直到王船山,是吧?那么湖湘文化里边对《春秋》是情有独钟的。最后的这个谁呀?魏源,他和刘逢禄的儿子,和刘逢禄的侄子,他们一起在和邓显鹤他们在研究船山的书,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么实际上刘逢禄他是魏源的老师,魏源的思想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康、梁。所以康梁啊,康有为啊,他们两个是搞《春秋》的。所以这一条线上下来,是吧?这是湖湘文化里边讲“变”的这么一个线索。所以湖湘文化他这种“应变”的特色,跟认识论有关。所以像王船山,他最后讲到“知行互资”,互资,就是互相支持和互相进行修正和辩证。

   那么其实毛主席后来讲两个飞跃,毛主席讲两个飞跃,也是讲知和行的互动。知和行互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当我们感性认识取得了理性认识的成果之后,理性认识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这个时候又有新的认识。毛主席说“往复无穷”。

   前天《湖南日报》发了我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说“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我在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我引用了毛主席这句话。那么其实呢,湖湘认识论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变,变革,革命。所以近代历史上,从陶澍这些人,搞《皇朝经世文编》,搞《海国图志》,然后到曾国藩他们这些人。曾国藩是个变革的人,你别看他是保守主义,他是以保守来获取朝廷的支持,获取政治和谐、社会的资源,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创新的人。他的所有的那些行为,当时都是引起争议的。最后他在那以少胜多呀。谭嗣同是个创新的人,黄兴、蔡锷、宋教仁是创新的人,毛泽东更不要说。所以这个王船山的认识论里边,他对湖南人应对近代历史的变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因为他是哲学,是认识论,所以他具有统合能力。凡是读了船山的哲学思想,这些人,开窍,明理,找到了新的思路。

   我大概讲这么几层意思呢,是想说明一下,这个王船山的认识论,王船山的知行观,他对湖湘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题目。

  

   船山知行观的“返本开新”

   那么船山呢,他在这个认识论上,还做了几件事儿。

第一件事,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知行观里面的合理成分。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返本开新,返到哪儿去了?他返到了孔子这儿。孔子之前,咱们中国有没有这个认识论呢?基本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在商的时候,咱们是信天命,信神,那是个神治的时代。到了周的时候,咱们信礼。这个礼呢,本身它是一个形式,它这里边的知呢,有这个字,这个字是知什么呢?知礼。就是说你知道这些礼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行是行什么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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