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如何打造经济内循环体系:基于锦标赛定价体系经济周期理论视域的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21-01-30 0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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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在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当前情势下,国际大循环战略必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相应地,扩大内需以提升经济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当下政策的重心。就此而言,2005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更进一步地,时下如何实现从外循环到内循环的合理转向?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强化内循环就必然是依靠财政拨款和货币发行来推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13]而这些基建项目大多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出收益,由此就会爆发出系统性风险。这是一些学者对内循环经济建设的主要疑虑所在。但实际上,正如上一部分已经指出的,维持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本上不能依靠货币发行,不能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反,良性的经济内循环根本上应该体现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互动协调,由此形成螺旋式动态发展的经济态势。就此而言,一国的经济增长应该建立在有真实需求的健康产品的生产,这些健康产品能够有效地满足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方面的需求。不过,投资的性质不同于消费和出口,因为投资将会增大未来的产出;相应地,要使得投资是健康的,就必须保障新增的产出能够合理地分解为新的投资、消费、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国产出能够持续增加并且被新的投资、消费、出口合理消耗掉,那么,该国经济就处于持续的增长过程中。[14]

  

   四、经济内循环如何夯实内需

   对任何大国来说,国外市场只能为其生产的产品提供次要的和补充的需求,在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严重窒息经济外循环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这已经在经济发展史中得到充分的证明。[15]相应地,在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一国的产出根本上应该满足国内大众的消费需求,尤其要满足那些体现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投资应该与消费保持大致的相称比例。在这个意义上,一国经济的增长通常也就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意味着,为了保障在内循环中实现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通常就需要国内民众拥有较高的需求水平和消费能力。由此也就进入了关键性问题:如何有效地提高内需?

   首先,要在日趋恶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提高内需,一个直接手段就是将原来的一部分外需转到国内,要抑制对外国非必要产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究其原因,按照“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既然现在“大出”遇到了阻碍,自然那些非必要的“大进”也就应该受到限制。问题在于,要限制“大进”并引导和推进需求品由外到内的转变,关键在于国内能够生产出相关的替代产品。同时,这些产品还不只限于那些奢侈性的消费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现代生产所必需的高新技术的生产资料。相应地,为了实现需求由外到内的转移,就需要突破某些产品和产业在生产上的技术瓶颈,需要加快某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由此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又依赖于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这需要改变当下不合理的教学科研体系,需要优化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和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

   其次,要实现经济从外循环向内循环的有效转向,就需要打造相对完善而系统的生产分工和产业体系。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全球分工所提供的中间产品进行生产和投资,进而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有选择地发展特定产业;但是,随着保护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跟随国家)不断地以某些紧缺产品的断供相要挟,以致中国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在生产上不时地遭遇非常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形下,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就需要本国来提供,企业和产业参与的社会分工就越来越显著地从国际转向到国内,这也是内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问题在于,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是不同的,一些在国内竞争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环境中就可能丧失自生能力;[16]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环境又不是长期以及完全封闭的,这样,那些基于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出来但在国际环境又不具有充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就会随着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变动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相应地,为了保持经济内循环的稳定和发展,就需要对一些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储备体系。

   其三,为促进经济内循环的稳定和扩大,还需要将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结合起来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完全有条件构建相对完整而独立的产业生态系统。究其原因,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需求上,中国社会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和多层次性;同时,这种层次和结构还与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体现在城乡差别上,而且体现在东、中、西的省际差异上,甚至在一些省份以及一些地级市内部也都存在显著差异。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循环圈的变化就需要且可以对产业结构进行全国性布局,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其在空间上的腾挪和转移相结合,由此实现资本和人才在国内的流动以及配置的优化。正是通过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有机结合,才可以为经济内循环夯实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基础,进而形成多层次且连续变动的经济和消费结构。这些都反映出,要构建和完善良性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必然会涉及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生产-消费结构等方面的整体性协调,由此才能形成高度开放、自由流动的国内市场,才能提升现有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有效吸收各种资源的流入,进而才能使社会经济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均衡水平。

   其四,从宏观层面上讲,扩大内需的更为基本途径是缩小收入差距,由此可以提高底层大众的需求以及社会总需求,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基本应用。一般地,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社会经济将会呈现出一种新形态:一方面,国民经济福利水平因消费增加而明显提升,但经济增长速度却由高速转向中低速,进而趋于高水平的福利稳定;另一方面,竞争优势因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而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就需要由粗放式转向节约式,进而趋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国内消费的增加通常会使得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减少,从而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应地,要在增加内需的同时维持乃至提高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正因如此,这两点就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17]基于这一逻辑,如果只见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却不见社会大众福祉的上升,那么就显示出社会制度存在着严重问题,或者至少遭遇到了非常不利的社会形势。

   当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大内需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如果国内存在大量闲置的资本,那么,缩小收入差距通常就只是减少以外汇储备等形式存在的闲置资本而较少会影响到生产和再生产中的资本需求,由此也就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障碍;(2)随着社会消费从富人转向穷人,通常还会伴随着非生产性消费向生产性消费的转移,由此将会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和财富的创造。所有这些都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关键取决于社会产品以及产品剩余被用于何处以及使用的效率如何。纵观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需求不足: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使得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他们能够提升的消费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生产和供给日益集中在高级产品之中,而高级品的炫耀式消费又极大地消耗了社会大众的可支配收入。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样两点:(1)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储蓄,从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信贷受限的情况下自然就无力增加消费;(2)少数富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却无处进行投资,从而大量闲余资金只能投向股市和房市而致使虚拟经济畸形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促使剩余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之中,进而把消费变成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进而可以在更高福利水平上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稳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我们讲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说要刻意地以国内大循环来取代国际大循环,而更主要是在当前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形下中国经济将被迫进行这一转变,并且依旧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空间拓展国外市场以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需求市场,由此实现以内需为主且国内外市场相互补充的双循环战略。事实上,除非是完全封闭的国家或者是那种小型自由经济岛,任何经济循环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内循环或外循环,经济运行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内外经济比重的变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仍然处于并且需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外部市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值此国际形势恶化之际,中国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内循环的提升做前瞻性准备,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国外市场进行转换和腾挪。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年构设并开启的“一带一路”就为这种国外市场的转换和腾挪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机会。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国外市场拓展也日益受到限制,越来越难以通过商品输出消化过量的资本品。相应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对当前中国经济就具有这样一系列的重要意义:(1)它为中国近年来所积累的庞大资本储备获取性的投资增值机会;(2)它有助于消化那些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形成的国内富余但另一些国家缺乏的产能;(3)它有助于对比较优势日趋下降的部分产业进行新布局而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4)它开辟了新商路而改变世界贸易方向以及重塑世界经济格局;(5)它拓展了新的国际市场以缓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围堵。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可以在困境中寻求国际循环的形态转变,从而减轻经济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转变的压力;进而也提醒我们,不能静态和绝对地理解经济外循环和经济内循环,而是寻求在不同环境下经济内外双循环的适宜结构和成分。

  

   五、结语

   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危机理论指出,一国要维持和扩大的生产、投资以及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依赖于充足的资本积累以及相应的储蓄,而生产、投资的维持和扩大又必须存在相应的需求支撑。显然,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难题:消费需求的增加通常就意味着储蓄的减少,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的投资支出。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实现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同时提高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摆脱经济萧条呢?时下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诉诸货币增发。问题是,从长期上看,失去一般等价物功能而由国家机关发行的现代货币(纸币)根本上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财富或价值,它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只体现为实物经济所裹上的一层面纱;相应地,货币增发或许可以利用人们的货币幻觉而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和投资,但根本上无法实质性增加社会的储蓄和资本,也无法实质性提升社会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从而也就无法成为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常规性工具。由此,在经济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就必须寻求扩大消费和投资的更为实质性的其他途径,尤其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这个独特优势。[18]

其实,现实世界中的国家解决消费与储蓄间背反的方式,通常与其产品的需求对象有关。一方面,如果一国产品的需求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市场(即大量出口),那么,产品的需求水平就与其他国家的国民消费能力有关;此时,本国的低工资水平以及相应的低消费能力通常也就不会对该产品的生产和投资构成明显的制约,本国的高工资反而会增加该产品的成本而成为出口的障碍,因而通常就会且实际采取低工资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重商主义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不仅体现在早期西欧各国,也体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和地区为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所采取的基本实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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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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