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弟: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形成、结构与学术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7: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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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  
etc.)等不同的专刊。

   除了专刊,一些可供研究海关内部工作的著名的文件,如《新关内班诫程》(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In-door Staff)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等,也都属于第四系列。

   第五系列官署系列(Office Series)。132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相当部分为海关解决历年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的文献,例如:1876年古巴的中国移民,通商口岸的鸦片贸易和香港、广东沿海的鸦片走私与海关对策,九龙海关,1876年镇江因外轮停泊与租界等问题引起的外交文书,长江沿线和苏州、杭州的厘金,常关的国内税收,港口疏浚,帆船的登记和管理,1865—1872年的关税修订,湖南岳阳开关报告,盐的生产和税收,以及1911年武昌起义和1933年长城各口商务等专项报告。还有一部分与商业和贸易的规则有关,如海关总税务司署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立良好商业规范的建议书、通商口岸货物装卸章程。反映当时的金融状况,如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和本地货币、马蹄银的重量和价值、铜钱、中国的通货,也都有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报告与灯塔灯船、关员名录、关员组织、各地常关报告、海运部门报告,以及海关关员在内地的旅行见闻有关。

   第六系列总署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10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内容包括电报码文本、海关出版物名单、关于修改长江通航条例的建议、1854年海关建立过程的回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海关和常关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香港和中国海关,以及1911—1933年间总税务司的通告等等。

   第七系列邮政系列(Postal Series)。按清朝邮政由中国海关创办,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由于赫德这一新的任职,此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改称“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1907年清朝建立邮传部,统管交通、船政、铁路、电政等方面的事务,海关兼办邮政的局面不久结束,“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重新改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11基于邮政工作的需要,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96年创建邮政丛书,至1909年停止出版。共出版10个号,涉及邮政业务介绍、各地邮政机构分布、邮政服务职员名单等。

   尽管邮政系列在七大系列中最后形成,却是读者最少且最易受人误解的系列。按滨下武志列出此系列的10种报告,其他人均未提及过。滨下武志读到其中的三项报告,第3号是北京等16地设立书信、包裹等业务及邮寄费用的规定,第4号是1878年设立主要通过轮船招商局处理与海外中国使馆通信工作的文报局的规定,第5号则规定在邮政、电报业务上采用中文发音罗马字化的方式。12笔者读到其中的两项,第6号《邮政地图地名索引》(Index to the Postal Working Maps),1903年出第一版;第10号《邮局名录和邮政指南》(Postal Guide and List of Post Offices),1910年出版,主要介绍各类邮局的工作以及各地邮局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邮政报告的封面标示前后有所不同。第6号标明书是中国海关出版物,依据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命令出版,而第10号标明书是中国邮政出版物,由清朝邮传部编辑。按清朝邮政由海关创办,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直到1911年,海关连同人员、房产等一并移交邮传部。显然,第6号是1896年3月20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以后的产物,而第10号则是邮政归属邮传部以后的产物。令人费解的是1911年5月邮传部始正式接管中国邮政,而在此前近一年的邮政报告已不再用“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径改为“邮传部”了。

   除了以上的7个系列,还有数十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不妨简称为“他类之书”。根据 《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 记载,系列外书有73种。笔者在哈佛大学查到36种,后在上海海关档案室又查到50种,合计已达86种,估计仍不完全。“他类之书”主要有下述门类:

   1.海关法典和工作手册,如海关法规汇编、上海海关工作手册、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以及海关进口、出口和转口的税则和记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的文献集。

   2.海关内部工作文件,涉及税则、统计数据、边疆状况、社会调查等内容。

   3.银行和货币报告,如1901年的中国货币、1905年的银行和物价;

   4.中外关系和朝鲜,如1689—1886年的中外条约和协议、1894—1895年的朝鲜宪政。

   以上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他类之书,一般都是一个编号一本书,但也有少量是一个编号多本书或者装订成多册的。它们是:

   第二系列的《医学报告》,哈佛将80期装订为9巨册;

   第三系列的《中国沿海沿江河的灯塔、灯船、浮标、路灯名录》,哈佛将其装成6册。

   第四系列的《海关职员题名录,1884—1888,1902—1905》,共10册;《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1937—40》,共7册;《总税务司通令》(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始于1861年,结束于1949年,2015年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集》收入,主体部分达42卷,另加1卷索引、3卷副卷,共达46卷(册)。

   他类之书还有《语言自迩集》,3册;《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3册;《关税案牍汇编》,3册;《新关文件录》(Text Book of Modern Documentary Chinese f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2册。

   以上所说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系列外书,约504期(卷)。如加上第一系列,大约1 500期(卷),可以汇集出版者将达到560册左右。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批的日报、月册和月报。因此,旧海关出版物应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大的资料库。

   四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学术价值

   除了卷帙浩繁之外,海关内部出版物具有近代中文文献多不具备的优点:

   第一,系统。自1860年开始,海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的制度,海关总税务司署在此基础上定期编辑发布报告,月有月报、季有季报,年有年报,专题有专题报告,单项活动有单项活动的报告,重要口岸甚至还有日报、周报或旬报。这种定期汇报、发布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49年,其时间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份。在有关中国近代的各种文献中,估计没有比海关内部出版物更为系统的资料了。

   第二,科学。海关出版物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按照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标准,按统一的要求和格式汇总上报的,比清朝官员漫不经心的统计和士大夫的随意性描述明显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其实,中国今天仍在使用的经济、贸易甚至科学的词汇,相当一部分都首先出现在海关内部出版物。由于这些词汇至今仍然使用,海关的各项报告均可拿来就用,不必转换成现代词汇。甚至医学报告也都由海关中的西医医生撰写,完全采用沿用至今的现代医学语言,医学史研究者同样可以拿来就用。

   第三,丰富。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海关内部出版物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的海关史、对外贸易史的基本资料,也是研究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医学史、生态变迁史和地区历史的多方面的资料宝库。以上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他类之书的内容,从部分报告的名称便可想到其内容之无所不包,而第一系列的贸易表格和贸易报告也同样涉及到与贸易有关的一切。甚至研究近代的生态变迁,离开贸易报告也会困难重重。例如,自1860年代开始的长江近10个口岸的贸易报告,每年便有反映当地河段各月份水位涨落的曲线图,有关数据一目了然。而各城市最早的关于气温、降水的记载,最早的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城市地图,黄河、长江、闽江、西江等河流最早用科学方法绘制的河道图,往往都较早见诸各地的贸易报告。

   第四,准确。记载详实精细,且多用数据说明问题,远胜于绝大多数中国文献的笼而统之的描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1889年8月22日和25日,宁波府遭受大风大雨的袭击,良田受淹,灾民众多,乡志、县志、省志以及海关对此均有记载,而内容的丰简、准确程度,相差不啻天地。试引述如下:

   中国地方志的记载:

   秋八月至十月雨不止,禾稼减收。13

   自八月至十月淫雨大水,田禾淹腐。饥,减粮三分,于次年粮内除征。14

   (鄞县)八月,大雨不止,水暴涨,伤禾。15

   海关贸易报告的记载:

   1889年8月22日和25日,8级大风伴以倾盆大雨,使宁波及周边地区大受其害。江河猛涨,水流湍急,冲走宁波城内2座浮桥,淹没外国租界堤岸,流入大街。周围农村遭水淹,多人淹死。24日降雨达10英寸,奉化地区500多幢房屋被水浪冲走,稻、棉等收成严重受损。同年9月20日,再次连续大雨,一直下到10月27日。许多地区洪水泛滥,人死财亡非常大。大部分收成损失,引起老百姓、士绅和官员的困苦和忧虑。米价暴涨,当地官衙每天为乡民所围困,叫嚷豁免捐税或其他方面的救援。许多地方发生动乱,有些富户住宅遭愤懑农民群起抢劫。到11月的上半月,天气良好,使农民获得一半的收成,事态好转,米价回跌。贫困者多有受雇于公益事业。为救济贫困,皇帝和太后发下10万两,本省藩台取出15万两,以及为此目的成立的委员会募集的大量钱款,得以度过随之而来的冬天,困苦减轻,不法行为也罕见。1890年春天以后,即不再有任何非常措施。16

   据上可见,乡志、县志和省志普遍记载简略而又笼统,只提下雨的时间,对水灾只是简单的“禾稼减收”、“伤禾”聊聊数字。这些方志的记载,最长的26个字,最短的只有11个字,且少有定量分析。然而,当年的海关贸易报告,却用了近400字,予以详细的记载。不仅记载了风雨的时间、风力的级别、降雨量和宁波城内被冲走的浮桥数量、奉化县被冲走的房屋数量,还记载了朝廷和浙江省发放的赈济银两的数量,甚至提到乡民包围官衙、富户遭抢劫,以及政府的有效赈济使不法行为大减等内容。

   类似中文文献记载简略且无数据,海关报告记载详细且有数据的例子,还可以找到许多。笔者在多年阅读海关报告和相关的中文文献上形成这样的印象:同样的事件,凡是海关报告有记载的,一般比中文文献的记载详细,且有数量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定的分析。因此,在近代史研究时,凡海关文献有所记载的,一般都应该首先阅读并利用。

   总之,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类似海关出版物这样,在时间上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度,在内容上如此丰富,在分析标准和统计方法上严格按照西方的科学制度,在论述上力求详细且常用数据的文献,却并不多见。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近代其他方面的最庞大、最科学、最系统、最详实的资料宝库。

   注释

1据海关贸易报告《常关贸易统计》(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第3卷扉页所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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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林.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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