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芒: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3:23:18

进入专题: 高校校规   高校诉讼   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定  

朱芒  
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25条也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该案中,高校方面正是认为课程考试也属于这两个校规规定的“剽窃、抄袭”事项,因而作出开除学籍处分。

  

   最高法院从解释规章第54条第5项所列举事项入手,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确定。【例6】指出,就立法本意而言,“第(五)项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系指高等学校学生在毕业论文、学位论文或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著作,以及所承担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形”,而“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试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这样,【例6】将校规的内容是否与法规范一致作为判断是否可以构成行政行为行使合法要件的基准,认为案件涉及到的“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核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作为校规……的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因此,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援引校规的这两个条款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从上述判决内容可以看出,【例6】将“介入性校规”可制定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了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要件的范围之内,而“自主性校规”的事项,则不能进入“介入性校规”的范围之内予以解释,即法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5项)内容具体化的校规(《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53条第5项和《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属于“介入性校规”,而针对课程考核的规定,应该属于“自主性校规”,后者不能替代或进入前者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司法判断逻辑框架中,【例6】再次将“自主性校规”与“介入性校规”置于并行的状态。

  

   与【例2】、【例3】和【例4】相比较,【例6】所持有的这种司法判断逻辑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例1】所确定的“二元规范结构论”的再确认或者回归。尽管由于成文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改,导致【例1】中被认为不应属于“介入性校规”的内容在【例6】中则进入了作为该类校规根据的法规范之中。顺便而言,从这个意义上看,“二元规范结构论”还只是一个形式性的解释规则,其只能针对成文法的文字进行解释,而并不能用于实质性地判断成文法规范表现的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当然,这属于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法学话题了,本文对此不展开分析。

  

   (三)两类规范结构论共存的基础

  

   自【例1】以来,通过《行政诉讼法》中“法规范授权”条款的适用,行政权介入了作为法人的高校之中;围绕该行政权的具体行使内容,以及作为法人高校的自主权行使内容,判例建立起来了两种校规类型,即“介入性校规”和“自主性校规”;在两类校规类型的关系方面,这些判例中则同时存在着两种司法判断逻辑框架。一是承认两种校规类型并存的“二元规范结构论”,二是将前一种类型纳入后者“介入性校规”内的“一元规范结构论”。

  

   在最高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2014年的【例7】和【例8】无疑是取材于【例1】“田永案”和【例5】“何小强案”的共同“母本”裁判文书,但因对“母本”裁判文书剪裁的不同,在内容构成方面也显示出与这两个判决有所不同。由于现阶段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类案件审理时司法应有的判断逻辑框架,因此,可以视其为是最高法院在此领域司法判断的归结点。

  

   【例7】和【例8】是最高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4〕337号),于2014年12月25日发布,编号为38号和39号的指导性案例。由于其同属于高校诉讼的同类案件,所以可以将两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其中蕴含着的最高法院的主张。

  

   由于【例7】和【例8】内容较之同名【例1】和【例5】内容简洁,基本没有显示司法判断中的推论过程,难以如对其他判例那样明了地理解其中的逻辑框架,因此,在解读时必须与上述整个判例发展的过程结合在一起予以理解。

  

   1.确定的法规范授权结论

  

   着眼于结论来看,就被诉的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关系方面而言,两个指导案件都是一如既往地将高校颁发学位证和学业证的行为纳入到行政权的范围之内。对此,【例7】将“母本”裁判文书的相关内容概括为: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奖励或处分的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属于教育行政管理关系,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涉及受教育者基本权利的管理行为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高等学校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与【例1】相比较,【例7】仅仅强调了结论,既没有显示适用的理由和具体对应条款,所以无法清晰表现推导出作为结论高校“有代表国家……的职责”的逻辑过程。[22]同样,其中“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就只能从该案例的“相关法条”部分列出的《教育法》第21、22条和《学位条例》第8条等法条去寻找。因此,这个结论如能成立,其证立过程必须结合【例1】的内容才能显现出来。

  

   在【例8】中,“裁判理由”较之【例7】要具体些,明示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4条第2款等涉及到高校经协议后是否对“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拥有学位审查权的判断根据。而在“相关法条”部分列出的,也只有涉及到此事项的《学位条例》第4条、第8条第1款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但是,就审查行为本身是否属于行政权的问题,【例8】与【例7】一样,也极其简单地表述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被告……具有审查授予普通高校学士学位的法定职权”,但在“相关法条”部分则没有列出《教育法》第21、22条和《学位条例》第8条。因此,着眼于两个判决整体关系而言,根据【例8】所表述的内容以及所列法条等事项,只能理解为该指导性案例是【例7】所表达的规范性内容的延伸,其意味着通过协议的方式,高校在这方面的行政权可以扩展至其他高校的学生,包括民办高校。

  

   2.模糊的论证基础

  

   在行政权与校规的关系方面,【例7】表述的理由也是极为简短:

  

   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有权制定校纪、校规,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但是其制定的校纪、校规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在补考中随身携带纸条的行为属于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但其对原告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该校制定的第068号通知,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故被告所作退学处理决定违法。

  

   这段理由表述的方式,与【例1】相比较,存在着些许的差异:

  

   其一,【例7】指出,制定校规的自主权“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而【例1】则要求该自主权“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例7】将“不违背”修改为“符合”后,从字面文意上理解,该判决要求依照自主权制定的有关考试纪律方面的校规,必须具备成文法上的根据,即必须存在“上位法”。而这样的文意则将全部的校规都纳入了法规范的下位阶,在不区分所根据的是自主权保障条款还是行政权行使条款的前提下,就为【例3】“武华玉案”判决提出的“一元校规体系论”提供了合法存在空间。

  

   其二,【例7】指出,被诉行政行为因案件中的校规“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因而违法。从【例1】可知,该法第29条“规定予以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即这里的“相抵触”实则为“无根据”。同时,【例1】还指出高校作出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而这项内容则并没有进入【例7】。这样的内容差异导致在判断行政权与高校自主权关系紧密相关的“自主性校规”与“介入性校规”之间的关系方面,乃至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究竟是“二元校规体系论”还是“一元校规体系论”的关系方面,呈现不清晰的状态。

  

   总之,在判决理由中,由于逻辑推论过程的抽象模糊化,【例7】所提供的司法判断框架并不精确。从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出发,既可以延续起点判例【例1】呈现的判断方法,即“自主性校规”不能侵入“介入性校规”领域的“二元规范结构论”,同时也可承接自【例3】开始出现的将“自主性校规”置于“介入性校规”之中,作为法规范授权的裁量领域理解的“一元规范结构论”。而如从后者角度进行理解,校规“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因而违法的这段理由,则可理解为属于因超越裁量法规范授予的裁量范围而构成违法。

  

   在【例8】中,针对校规是否有权设置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为学士学位要件的问题,该指导性案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该办法赋予学位授予单位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规定授予学士学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华中科技大学在此授权范围内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教学自主权,自行对其所培养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细化,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的原则性规定。

  

   与【例5】中相同的部分比较,该指导性案例删除了“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是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的定位,没有直接将此归入行政权的构成部分范围内,而是突出了其“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但是,根据这一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学术自治”概念,一方面自然可以将相关的校规归入“自主性校规”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由于该判决将该项要件设置定位为“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教学自主权,自行对其所培养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细化”。对于这样的表述,其结论也同样能够理解为,设置的要件属于颁发学士学位证的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是其内容可以以裁量的方式予以确定。这样的论证框架依然可以在“介入性校规”之内,且其基础为“一元校规体系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高校校规   高校诉讼   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定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780.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