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芒: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3: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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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芒  
转化成为“介入性校规”的内容,而后者因属于规定了学士学位授予行政职权要件的内容,因此需要以规范该行政职权的法规范为根据。这样,【例2】中“不违反”所获得的合法性,则至少在文面上属于“不抵触”属性而非“根据”或“依照”属性。而对此方面校规与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例2】则在明文方面并没有阐述清晰。

  

   2.关键性定位的转变

  

   与【例1】相比,【例2】对校规的定位已经出现一定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是,【例3】“武华玉案”判决则较为清楚地表述了这种转变。

  

   【例3】涉及到的被诉行政行为是,按照校规(《华中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25条第4项)的规定,不授予因课程考试作弊受警告处分者硕士学位的决定。该判决首先沿袭了【例1】中的认定方式,认定高校该行为是可诉,并从法规范授权组的角度认定高校具有被告资格。但判决并没有述说理由,而是直接作出结论,由此可见【例1】中对法解释的理由,已经作为先例在后续的判决中发挥出了法规范属性的作用。

  

   在对于校规的定位方面,【例3】中司法判断的思路表现如下:

  

   其一,“上位法”概念的出现及其定位。

  

   判决明确提出了“上位法”的概念。[16]该判例在“判决要旨”部分指出:“高等学校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的规定,在不与上位法相突的情况下,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17]这是第一次在这类判决内容中使用了“上位法”概念的判例。

  

   这里的“上位法”是指行政法规《学位暂行条例实施办法》[18],其根据是国务院《学位条例》(第1条)。《学位暂行条例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因此,以此条为根据设定了学位授予方面要件的校规,就构成了该行政法规的下位法,设定了这些行政权行使内容的校规便成为“介入性校规”。

  

   其二,被授权裁量中的“自主权”。

  

   在【例3】中,法院认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的规定,有关制定《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且《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解释的复函》的规定不相抵触”。可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成为以《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施行规范,其内容将该法规范所规定的授予学位的要件具体化,因此,作为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也就具有了“介入性校规”的属性,而非高校基于法人的地位所制定规范内部秩序的“自主性校规”。

  

   既然作为高校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已经被认定为是属于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的学位授予要件具体化的校规,即该校规是以《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为根据,那么,判决内容中所指出的该校规与《学位条例》等规定“不相抵触”,就有了与【例1】中校规“不违背”法规范关于授予学位的规定的要求不同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无论是“不相抵触”还是“不违背”,要求的都是校规不得与法规范相矛盾,否则因法规范优位,校规的相应部分归于无效。但是,【例3】与【例1】不同,其所表现出来的是校规不得与作为其根据的法规范相矛盾。而【例1】要求的是校规和法规范即两个并列的规范领域之间不得相矛盾。

  

   具体而言,【例3】要求作为“介入性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25条第4项规定对‘考试舞弊作伪者、课题研究弄虚作假者’不得授予硕士学位的内容”,“不违反”所根据的《学位条例》第2、5条等法规范。属于高校的自主权范围的有关学位授予要件的内容,须以《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为根据。相应的“自主权”就成为由法规范授予的,在设定学位授予要件方面的裁量权。由此,该判决所指出的校规与法规范之间“不相抵触”的关系,便成为在法规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授权(法规范根据)范围之内的自由,即被授予的要件设定方面的自由。概括而言,这是裁量范围之内的自由,只要不违反授权规定,即为合法。

  

   其三,司法判断的“一元校规体系论”。

  

   在学位授予方面,【例3】明显地表现出了自【例1】以来对校规与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定位,其将【例1】中对行政职权边界的审查,即严格区分属于高校自主领域的事项与国家行政权介入的事项的边界,转为将高校自主领域的事项纳入到行政权的范围之内。进一步而言,在对校规定位方面,司法的基本立场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已经从由【例1】所确立的“二元校规体系论”走向了只有“介入性校规”的“一元规范结构论”。

  

   三、判例的到达点

  

   在判例的发展中出现了“二元规范结构论”与“一元规范结构论”之后,笔者发现,后续判例的司法判断基本上是在这两种类型上持续发展。

  

   (一)“一元校规体系论”的延续

  

   【例3】“武华玉案”判决建立了“介入性校规”的“一元规范结构论”之后,在后续判例【例4】和【例5】中,可以看到该类型司法判断方式的延续。

  

   【例4】“谢文杰案”判决所涉及到的也如【例1】那样,被诉的也是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该案判决中,在确认学校颁发毕业证书是否能够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方面,法院依然沿袭之前判断方法,通过法规范授权的方式认定“高等学校依据法律授权对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系代表国家实施行政管理权”。[19]既有判例一直沿用着法规范授权论。

  

   在围绕颁发毕业证书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方面,该案件涉及到的是如何确定补考后是否有成绩的问题。对此,法院认为高校“无正当理由不公布考试成绩,不允许查阅考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作为学生的上诉人“补考成绩应视为合格”。因此,“按规定完成全部学业,考试合格后”,高校“应当为其颁发毕业证书”。

  

   从判决的内容看,该案件并没有涉及到高校设置校规从而对要件进行具体设定的内容,而是在围绕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作出课予义务判决[20]的问题上,指出高校“认为颁发毕业证属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司法审查应该有一定的限度,法院不能直接判令学校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颁发毕业证书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成绩是否合格是判断是否颁发毕业证书这一行政行为的要件之一,因此,成绩是否合格也纳入在此办学自主权之中。法院的判断思路如同【例3】“武华玉案”判决一样,是将此处的办学自主权设定在行政权的要件判断范围之内,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而此案判决与【例3】的区别在于,直接在适用层面承认行政的裁量空间。只是此案中的此裁量被判断应该收缩为零而已。

  

   此后的【例5】“何小强案”判决,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其是【例3】“一元规范结构论”延长线上的一个事例,或者说其再次强调了这种判断模式。

  

   该案件中原告请求审查的,也是高校不授予学士学位证书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但争点之一在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在其校规《华中科技大学授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中第3条第3项规定的“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授予学士学位的要件是否合法。对此,判决书指出:“被上诉人……有权自行制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术标准和规则。……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是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这里,该判决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设置为学士学位要件定位为“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的事项,就与【例3】具有了一致性,即高校在这方面的自主性,是行政权裁量之内设置行为要件的自由。

  

   (二)“二元规范结构论”的再现

  

   扩张行政权的【例3】之后,“一元规范结构论”并没有成为唯一的司法判断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2012年7月发布的“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判决,即【例6】[21],则再现了【例1】建立的“二元规范结构论”。此案判决非常值得关注。

  

   此案中,作为研究生的原告因两次课程论文考试抄袭,被高校依据校规开除学籍,经一、二审和再审败诉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作出(2011)行提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

  

   从该判决所载内容看,【例6】中原被告之间没有对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是否适格,其所作出的被诉开除学生学籍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进行争议,且也未见法院对此进行论证。可见,自【例1】以来,既有判例的法规范授权理论已经产生了规范效力,为行政诉讼当事人乃至法官所普遍接受。由此也可以判断出,法规范授权理论已经因判例而成为一种通说。

  

   在被诉行政行为方面,由于【例6】中被诉的是开除硕士研究生学籍处分的决定,对此,需要观察这项开除学籍的行政行为在构成要件的设置和判断方面所适用的法规范与校规的特征。

  

   该判决与【例1】相比较,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规范中,虽然同样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这项教育部规章,但后者颁布于1990年,而前者则是该规章于2005年的修改版,属于新法。作为新法的该规章增加了高校可以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的内容。该规章第54条第5项规定对于“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学生可以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可见,在成文法方面,2005年的立法扩展了行政权的内涵范围。与此相对应,将该款内容具体化的校规,也应该归入“介入性校规”的范围之内。对应于此,该判决也明示法院审理案件时,“应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并可参考高等学校不违反上位法且已经正式公布的校纪校规”。

  

   【例6】中,在适用事实要件方面存在的一个争议是,作为课程考核形式的课程论文如存在作弊情况,其是否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5项规定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

  

《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53条第5项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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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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