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1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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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是一篇综合性的简短论析,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当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完全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的强力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此上,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的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走向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借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藉此形成一个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内卷型商品化、资本与劳动双密集的中级模式、资本密集型、内卷vs.创新、自由民主主义与革命群众主义之间

  

   “内卷化” 最近在学术界和公共网站上成为一个特别“热门”的关键词,跨越众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乡村、经济、社会、治理、教育,乃至于心理、文化、人生观等,触发了笔者的一些进一步的思考。本文是一篇简化的综合讨论,既来自不少笔者已有的研究,也来自一些尚待深入探索的初步论析。[1]

   本文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现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完全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的强势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此上,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的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走向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借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藉此形成一个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发展道路。

  

   一、人多地少的农业内卷化

  

   迄今关于内卷化的论述主要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笔者论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由于其“内卷”(或“过密”)状态,甚至能够抵御、排除质变。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高度依赖辅助性、副业性的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经济便是最好的例子:棉农们以18倍的按亩劳动投入来获取仅数倍于水稻的每亩收益的回报,形成一个农业与手工副业紧密结合的顽固生产体系,完全消灭了之前还可以看到的一些较大规模、依赖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场。其中的关键机制在,一个小农户家庭相对一块小耕地而言,凭借自身的(仅具低机会成本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能够承担比雇工的营利型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地价,藉此完全排除了后者。那样的农业甚至能够顽强抵制机械化的进入。

   内卷化农业生产所导致的不是亚当·斯密所概括的不同地区、国家以及城乡之间的双向平等互利贸易的市场经济,而仅是本书所论证的“内卷型商品化”,即单向的、主要由贫穷的农村向城镇输出细粮、高值农产品如肉禽鱼、优质棉花、纱、蚕丝等,较少有由城镇反向农村输入的产品——基本限于一些日常用品,如糖、盐、酱油、食油等(黄宗智2014a,第2卷[1992]:77-92页,尤见表5.4、6.2、6.3、6.4、6.6),远远不像处于农业革命和初始工业革命的18世纪初便已呈现在英国那样的、由斯密所描述和概括的城乡双向贸易(包括城镇向农村销售的诸如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Weatherhill 1993:尤见219-220页,表10.2及10.4)。正是那样的双向市场经济导致斯密概括的产业化生产中的分工,推动了劳均生产率的大规模上升,和其后的资本主义型发展。(Smith 1976[1776])

   与其不同,内卷型商品化所导致的不是18、19世纪英国那样的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变化,而是两者紧紧地长期卷在一起的局面。在18世纪英国农业出现的先是传统范围内(限于有机能源)的“农业革命”——主要源自伴随圈地而来的更多的牲畜(特别是马)养育和使用。随后则是,伴随资本主义和现代农业(以及使用矿石[煤炭]能源)的兴起,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以及(以马力计算的)机械的投入。但中国则长期仍然是原来高度内卷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紧紧结合的(笔者称作)“两柄拐杖”型的内卷化“糊口”农业,没有进入现代型的质变。

   在一个今天仍然是(相对可用资源而言)极高人口密度的中国来说,在众多领域中都会呈现类似的改(量)而不变(质)的现象。一个比较广泛的实例是,改革以来借助超过之前的劳动法律规定的工时来用工,最终形成通过用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来聘请没有或少有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合同工”,借此来达到比使用正规职工的企业更高的利润率,迫使它们也要么使用同样的“内卷”策略,要么无法与其竞争。如今那样的“非正规”劳动力已经达到城镇职工总数的75%。(黄宗智2020c)对处于那样的(“996”)用工状态下的职工们来说,“内卷化”概括当然会引起其感同身受的共鸣。

   同一机制也可见于以应试为主的教育界。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的递减机会,学校大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高的“劳动”来应试,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对其自身的质量评估,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高度内卷化,基本排除了更多关注创新(而非死记)的教育改革。对来自那样的高压下的学生们来说,其对内卷化概括的感受无疑也会和上述的职工们同样有如身受。

   以上说明的机制也许是如今“内卷化”所以成为一个引起众多人们共鸣的关键词的原因。

  

   二、官僚主义的内卷化

  

   另一普遍呈现“内卷化”现象的是官僚领域。首先,中国长期以来的国家一直相对高度集权化。这不仅是源自传统的皇帝治理体系,更是来自现代以来面对西方的侵略而迫使中国革命采纳高度集权的革命党来应付远比中国先进的敌人的军力和财力。伴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可避免地由上而下的相对高度集权化治理体系,包括惯常使用由上而下的“组织”和“动员”民众,将其划分为积极、中间、和落后的分子,来应对革命的需要。那样的“群众路线”传统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要点,也是一种历史必须。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化倾向问题的处理方法,除了党内的纪律之外,主要是借助群众运动的配合来整党,试图克服过度官僚主义化的倾向。在胜利和掌权全国后,官僚主义倾向当然难免更加严重。其后,伴随计划经济的设定,官僚们所管辖的范围更大规模扩张,也更加精细化。那样的庞然大物,不可避免地更附带一系列人们普遍认作“官僚主义”的常见弊端:如媚上欺下、蔑视民众、脱离实际、重形式过于实质、一刀切、僵硬化和墨守成规等,当然也包括一定程度的腐败(进而导致党内非常严肃的反腐纪律,最终形成严厉的“双规”制度)。官僚主义问题甚至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导因和初衷。

   在改革期间,国家已经转向依赖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层制专业化来应对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倾向。但即便如此,其由上而下的集权化治理态度根深蒂固,所管控的范围虽然伴随去计划经济的改革而有一定的压缩,但也加上了众多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新专业性管辖领域。长期以来的一些官僚主义弊端难免依然存续。“官僚主义”贬词仍然是人们惯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

   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旧式的官僚制度还是新式科层制化的体系都带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即便是创建现代理性科层制理想类型理论的韦伯本人,在其晚期也特别突出了其科层制所附带的“铁笼”型(官僚主义)倾向弊端,因此而探索、创建了“领导型民主”leadership democracy的新设想来应对该问题,提倡借助明智领导人的权力来抑制现代科层制所附带的铁笼倾向和问题。(黄宗智、尤陈俊、赵珊编,待刊:尤见导论和白德瑞、赖骏楠两文)

   说到底,官僚主义是一个强烈倾向内卷化的体系。它倾向维持现有规则和做法,将自身视作处于民众之上的掌权/统治者,特别不容易进入质性的改革。它具有顽固的自我维护倾向,在这方面与内卷化的农业体系比较相似,会自然抵制质性的变革。这应该可以说是所有官僚制度,无论中西还是古今,所不可避免的倾向。

   现今中西之间的不同首先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达国家,其治理财力和资源相对稀缺,但其官僚制度需要应对的民众则多得多,其所管辖的范围也相对仍然要大得多。同时,对民众来说,能够借助来抵御官僚主义的个人权利又较薄弱、模糊。结果是,弊端也相对更加严峻,内卷化倾向因此也更强烈。毋庸说,在中国的客观大环境中,官僚主义管理的弊端也可以较广泛地见于模仿其模式的众多政府之外的私营企业和学校管理等领域。

   以笔者比较熟悉的高校管理体系为例:中美的一个关键不同是,美国的高校管理重心主要在最基层的系一级,无论是教员的学术成绩的审核评估,还是新教员的聘请,还是学生的分数和学位,主要权力都在本系的教授们。其体系的一个关键信念是,那样才会达到真正专业化的执行,才是应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它是美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优点。中国则不同,主要权力不在教员们而在教育管理机关。正是在后者那里,由负担沉重又多有不懂学术也不懂专业的官员们来制定越来越多的一刀切规定和要求。譬如,采纳自以为乃是“科学的”量化管理,设定研究生们(和讲师们)的论文发表量化指标,包括对各种不同刊物的量化等级划分,实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做法。结果是,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们被迫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官僚们设定的要求,而且,有意无意中仅能遵照本领域的“主流”倾向来做研究,不然便更难在“核心”刊物发表。许多学生/青年学者会取巧地采用某种时髦的引进的“理论”与/或技术来写不用花太多功夫的论文。结果是,排除真正创新性的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探索。学术研究也因此越来越内卷化,只见量的膨胀,罕见实质性的提高和创新。

   更有进者,在国家有意识地借助个人利益激励为润滑剂来尽可能破除管理体系的僵硬化倾向下,还会冒出远比西方科层制下要常见得多的地方官僚和与基层社会中的逐利势力结合的现象。尤其是在不符实际的政策实施中,两者一旦拼合,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实施的常态,逐步排除其他的可能。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农村政策和治理中特别明显:国家投入越来越多,但成效越来越低。它是农村调查人员常见、常讨论的问题。那也是可以用“内卷化”官僚主义来概括的一种腐化症状。

  

   三、去内卷化的小农农业

  

   面对以上讨论的巨大内卷化现实,人们较难看到、体会到“去内卷化”的正面现象。但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走向来说,对后者的认识也许比对内卷化的认识更为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去内卷化的机制才可能真正认识内卷化的含义。

在农业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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