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1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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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新近的“集体产权改革”(黄宗智,待刊b:第10章),和新型社区合作社的实验和呼声也是。[3] 新兴的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农村社区的合作社(亦称“集体经济组织”),不是过去模仿美国的、脱离中国实际和多是企业型的“专业合作社”,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需要的做法。之前的专业合作社在中国所导致的是众多虚、假、伪的、为争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营利型合作社,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所起作用比较有限。(黄宗智2015;亦见黄宗智2020a:第10章)应该说明,上述的新兴实验绝对不是一种“回归”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而是新型的、基于改革中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综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的优点来克服眼前弱点的动向。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符合中国国情的“东亚”基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来为农产品提供“纵向一体化”的加工、运输、销售服务,由国家来设立全国规模的现代化批发服务市场,配合农村社区合作社来建设完整的加工、运输和销售服务的物流体系,使得农民能够占到比现今要高比例的农产品中的收益——而不是依赖目前的高成本低效的部门营利性批发市场,和昂贵的千千万万小商小贩+大商业资本所组成的纵向一体化服务, 或同样是高成本低效的旧供销社服务体系。中国可以借此来推进“振兴中国乡村”,协助国家建设(自然)村村户户通路的基础设施,大规模发展农村和城镇的相互商品流通,建立一个可以更完全依赖中国自身的“内循环”经济体系。服务于农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合作社,才是真正能够协助新型小农户应对“大市场”的办法。(黄宗智2015;黄宗智2020a:第15章;黄宗智,待刊 b:第9章)

   国家需要将这些已经在社会相当广泛兴起的半自发性现象,更积极地使用国家资源来引导和推进。这不是一个西方的“无为”国家建构,或“国家”vs.“社会”二元对立建构所能认识和理解的做法;它是个源自中国传统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和运作机制的动向。本文提倡的是更广泛地借助如此的历史和社会资源来应对今天的治理需求。它能够成为克服农业和官僚主义内卷化弊端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模式。

  

   五、农业与工业发展型式的共通性

  

   一如以上论析的从内卷化进入“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中级型去内卷化农业那样,中国改革期间的工业发展无疑同样也多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半“去内卷化”的发展。在其初期阶段,借助的主要是中国的丰富廉价劳动力。之后,在国家积极扶持之下,进入了一定的“产业升级”,逐渐越来越多地进入相对科技与资金密集型的生产,虽然,仍然带有之前的劳动密集型特色。

   一个能阐明这个问题的实例是中国手机产业中,依赖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度资本密集创新技术和设计+(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链模式。苹果公司掌控的是苹果手机的高端技术、总体设计和品牌,富士康提供的是一定程度的资本和零部件生产的技术以及手机的(涉及五、六十道不同工序的)装配。为了节省成本,富士康采用的劳动管理模式是一种极其高度威权化(乃至于军营化)的、使人联想到极端的命令型“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迫使其工人接纳(基本是996型的)的高度内卷化工作节奏。

   在那样的苹果+富士康+中国工人结合的产业链运作模式中,苹果公司占据的是全链条中最高回报的(研发和)设计和销售的利润,两头都达到不止30%,富士康所占据的则是其较低收益的中间环节(一般不超过7%),而中国提供的则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即便如此,中国的地方政府还要通过与国内众多其他地方的竞争来为其提供廉价土地、贷款和税收优惠,包括就地过关等特权,才能将富士康和苹果吸引到郑州和东莞等地来建立超巨型的工厂。其中,中国所占据的利润比例仅是全链条中的最低部分。(黄宗智,待刊b:尤见第8章)

   正是那样的组织和机制,促使苹果公司能够凭借生产全球的仅约10%的手机,但获取全球所有手机利润的高达90%的份额。(Barboza 2016)正是那样的高利润率,促使苹果公司成为全球股值最大的公司,成为所有上市公司中最被羡慕的成功模式。当然,这不仅是苹果,也是谷歌和微软等众多美国信息、电子产业公司所采用的基本相似的营业模式,将低收入的环节外包来节省劳动费用,借此来提高自身的利润率。它不仅是中国,也是其前的后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发展经历中的一个重要共同。(陈帅2020)

   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比拟于中国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两者是同一类型的既借助原来的廉价劳动力,又借助新型的资金和技术,由两者结合所形成的半新半旧的中级去内卷化发展模式。它和依赖更高度资本化和尖端技术和设计的美国模式是不同的。对后发达的人口相对高密度的国家来说,如此的部分去内卷化、部分仍然内卷化的生产模式是个几乎不可避免的演变过程。

  

   六、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中国无疑应该争取进入产业链条中不仅是资本密集度和回报更高的 “升级”,更是迈向占据更多相关产业中的发明和设计的高端。

   那是个与创新密不可分的关键领域。回顾历史,我们首先可以再次返回到农业。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的更新主要可见于现有框架中的进一步精细化,乃至于内卷化。它是一种前现代的、不带质变的量变;与农业转现代工业化的质变相比,它是一种逐步进入“内卷化”的演变。这是个与中国农耕社会较早发达 (譬如,在汉代便使用的抛物线形翻泥板铁犁,欧洲要到18世纪才有) ,较早成熟直接相关的历史(黄宗智2014a,第二卷[1992]:280及其后)。

   这就和“后发”的前现代英国和美国的农业历史经验截然不同。后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占具特别有利地位的部分原因是其(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较晚发展而又较早进入现代工业化。其土地资源相对丰剩当然也是个关键因素:18世纪英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乃是中国当时的100倍。作为新大陆的美国,当然更加如此——今天,美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约2700亩,乃是中国的270倍。

   在那样的地多人少情况下,其进入现代化所呈现的主要是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不是单位土地的生产率。它很自然地会更多聚焦于机械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化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到中国(和东亚),相对美国来说,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1970年,中国每公顷使用的化肥量已经达到157公斤、日本则是更高的386公斤,偏重的是提高相对稀缺的土地的单位生产率,而美国则才89公斤。但在拖拉机使用方面,情况则正好相反:1970年,中国每960男劳动力才一台,日本45男劳动力一台,美国则已经是每1个男劳动力一台。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主要是(笔者称作)“小而精”的农业,美国的则主要是“大而粗”的模式。(黄宗智2014c:表1;亦见黄宗智2020a:第11章,表1)

   正是那样的客观背景,造成了美国(农业)机械产业不断创新的主要动力。美国1970年所使用的耕地和播种机,一天可以耕种240亩地(40英亩),到2005年,其所广泛使用的机械一天可以种2520亩(420英亩),到2010年,更达到5670亩(945英亩),是1970年机械的24倍。其最新、最大的农业机械价格高达50万美元一台。同年,收割机的效率/功能也达到1970年的12倍。(USDA 2013:23;亦见黄宗智,2020d:130)我们由此可见,美国农业的特色是在农业机械方面不断地更新,而其背后的主要动力,正是其地多人少的基本国情/资源禀赋,推动了其在这方面的不断创新。[4]

   同一机制可以见于美国的制造和信息产业。在全球之中,美国是投资于基础研究最多、最高比例的国家。(陈帅2020)在非农产业方面,关键的投入当然不是土地,而是类似的(金融)资本。后者在非农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相当于农业中土地(加机械)所扮演的角色。正是那样的投资,包括其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历史条件,促使它能够在全球科技产业中占据至为资本密集的技术和设计创新的前沿,也是收益率最高的顶端。这不是要说美国远优于中国,而是说,它的“基本国情”(资源禀赋)十分不同于中国。其新大陆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其高度发达的金融资本体系当然也如此。

   这里需要指出,那样的不同国情当然也是美国教育体系特别强调创新和个性的一个重要动因。它的高等教育制度之特别强调创新,也和上面提到的自治、自由基本管理模式相关,而中国则迄今仍然比较偏重“应试”多于创新,官僚主义化治理多于院校和专业教员们的自治。这是和其内卷化农业和内卷化官僚主义传统相关联的实际,一定程度上当然也和其新近的半“去内卷化”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农业和工业相关。

   过去的学术在“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括中,多将其与“演化”evolution、“革命”revolution三大“-volution”词并列或相对立。但与内卷化真正相对立的其实更是“创新”innovation。那才是中国和美国这方面的主要不同。在展望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加大对创新的关注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那样的发展,除了国家的投入和引导之外,无疑还需要更多依赖人民的创新能力,更大范围地赋权、赋能予人民。它需要更多采纳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来激发更多的创新。而且,不仅在理工领域如此,在社科和文史晢领域也如此。那样才有可能创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和学术。

   当然,在那样的过程中,党的扶持和引导显然也不可或缺。如今,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已经鲜明地突出了此点,特别强调对诸如半导体、5G、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国家投入。那是明智的、由政党国家来引领的计划,所需要添加的是在高等院校教育和各种研究机构中的配套更新和改革措施。

   这一切绝对不是要说美国是多么优越于中国,而是要说,中国绝对不可试图简单模仿美国模式。中国需要的是创建符合其自身历史和基本国情(资源禀赋)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去内卷化演变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模仿任何现有模式的事,而是要脚踏实地地摸索出、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发展道路的问题。

   国家近几十年来确实有一些政策过度简单地试图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模式和理论。上面提到的“专业合作社”便是一个实例;强调规模化农业,忽视小农农业也是;忽视农村社区所可能起的作用也是。

   有的研究者更简单地接纳了英美新自由主义 “无为”国家的自我理想化,和其对实际的单一面化的虚构。那样的虚构背后的历史,实际上先是重商主义时期的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战争而高度干预经济的国家,而后是凭侵略和攫取资源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后来系统占据全球霸权——特别是金融霸权——的国家。(黄宗智,待刊b: 第8章)一定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想象和虚构,促使人们忽视更贴近中国实际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以及简约治理、第三领域等传统和现实,乃至于中国革命传统中的一些重要优点,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无视中国实际的错误。

要试图模仿“自由民主主义”的“无为”国家,实际上等于是抛弃任何可能追上西方的可能。即便是在日本和韩国的资本主义型的所谓“东亚发展模式”中,国家也显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即所谓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以上论述的引进国际资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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