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5年日本战败，宣告了其“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标志着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战败投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至目前的“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阶段。这一发展演变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日本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以及路径选择的改变。纵观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追求“大国化”的历史基因一以贯之，从未消退，这促使我们就日本未来走向作持续深入的思考与探析。
关键词：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吉田路线/正常国家化
国家战略，一般是指国家为达生存与繁荣之目的，不拘平时与战时，全面调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加以统筹运用的“科学”与“艺术”。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包括形势判断、确立目标、制订计划、政策落实等主要环节，涉及以自身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以内外形势研判为前提的实施路径的选择等关键要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基于对过去的反思，结合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内现状，确立了新的国家战略，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同步调整。据此，本文将战后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尝试对主导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作出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日本的未来走向。
一、“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
1945年日本战败，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失败，也宣告了战前“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继“明治开国”之后又一次道路抉择，而主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后，从1946年吉田茂首次组阁，到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再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
(一)日本走“经济中心”导向型和平发展道路是现实的选择
日本明治维新后持续在海外进行军事扩张，对邻国实施侵略，通过战争掠夺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和市场。二战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日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军事立国”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①从国内看，日本战败后经济衰败，民生凋敝，民众普遍向往和平，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军事立国”路线为主流民意所不容。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有待处置的战败国日本重新走“军事立国”道路。在东西方冷战帷幕拉开之前，削弱日本、防止其东山再起，是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这一时期，吉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认识到，不仅亚洲邻国，即使“盟国似乎都把日本看作是破坏和平的好战民族”。因此，“为了使盟国消除这种误会，并承认日本国民是爱好和平的国民，在(1946年颁布的)宪法中列入放弃战争的规定是非常恰当的”。②
现实严格限定了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国家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济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发展经济，提出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1947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开始施行《日本国宪法》，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这部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③和平宪法成为保障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高法律依据，也使得战后日本得以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的“军事立国”平稳转向“经济中心”。
(二)追随与借助是该战略的基本思路
这一阶段日本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获得发言权。为此，从吉田茂开始，战后历届内阁高度重视经济复兴与增长，先后制定实施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复兴政策、确立“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扶植下的有利外部环境拼抢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内的各种发展机遇。在对外战略层面，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之下的日本确立了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基本路线。此时的日本因战败而丧失了主权，但围绕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现实又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的思考与筹划从未停歇，并就此与美国进行了频密沟通与讨价还价。
作为战后日本与美国等48个战胜国片面媾和的产物，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标志着日本最终选择加入西方阵营，并将以此为立足点，致力于重返国际社会、开拓海外市场。而此后几小时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则意味着日本在通过《旧金山和约》解决了战后领土边界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进而以牺牲部分主权(允许美军基地驻留、镇压日本“暴乱与骚动”)为代价，换取了被占领状态的结束，并与美国化宿敌为盟友、被纳入后者的全球与地区战略轨道，从此仰仗其庇护。此后，1960年1月《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标志着日本沿既定方向再向前迈进了一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不仅使日美关系的“对等性”有所增强，也使条约从单纯军事性质扩充为兼具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质。新条约第二条专门就经济合作作出规定：日美“将通过加强两国的各种自由制度，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制度所根据的原则，并且通过促进稳定和福利的条件，对进一步发展和平和友好的国际关系做出贡献。两国将设法消除在它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④
(三)在迅速恢复与壮大经济实力方面，该战略取得非凡成功
在“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指引下，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实现腾飞。在经过大约十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后，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据统计，从1946年至197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11倍，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其间，从1960年至1970年，GNP年均增长率达11.3%，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16%。1968年，日本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至1972年，日本GNP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9.4%，至1974年，出口总额占到7%。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但增长速度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对于这一阶段的日本而言，与美国结盟使其得以兼顾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将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国力的战略思路与获得安全庇护、重返国际社会、获得技术转让和扩大出口市场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世界分裂、东西对抗、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使得日本借助与西方阵营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利用美国的战略需求，通过安保体制将国家安全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走“重经济、轻军备”之路，将节省下来的防务开支用于经济建设成为可能。与美国结盟，不仅意味着获得安全保障，也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便利化，意味着日本可以直接、充分地利用来自美国的全方位支持——从资金援助到技术转让到市场开放。吉田茂就曾提出：“为了不断地发展经济，必须吸收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而想要扩大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则只有以世界各国中经济最富裕、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为对象。尤其是，日本如果考虑到为今后国内建设所必需的外资的吸收问题，特别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宫泽喜一在分析日美结盟的战略收益时也强调：“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考虑，美国不能置日本于真空状态而不顾；日本则需要重建今后的经济。从双方的立场看，唯有选择日美安保条约才是上策。”⑤
(四)在追赶美欧的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后，该战略面临调整压力
战后日本“走上了日美结盟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国的力量，并不惜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对冷战格局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使日本在冷战格局下定位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有效利用他国力量为本国国家战略服务的实例是极为罕见的”⑥。“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在较短时间内造就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几乎与此同时，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来自日本国内的质疑，面对调整的压力。概言之，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该战略本身在成就经济腾飞的同时，也给日本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制约。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认为，“吉田路线”体现了“商人式的国际政治观”，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当时日本国内对“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的主流评判。在把旧金山片面媾和视为吉田外交头号功绩的同时，高坂认为“吉田路线”的保守倾向扼杀了战后日本人民选择新价值体系的可能性，认为虽然媾和从总体上看利大于弊，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了与东方阵营对立、冲绳为美军所控制、对华政策追随美国等代价。此外，日本国内围绕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这也是吉田忽视社会民意、仅执着于经济发展目标而留下的败笔。⑦
第二，日本在积聚了相当的经济能量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吉田路线”没能就此给出答案。⑧高坂认为，经济优先主义虽然使日本实现了繁荣，但对美从属却束缚了日本外交的独立性，国际活动空间变得狭窄，国民的精神目标也因安于现状而逐渐丧失。“虽然拥有了如此巨大的国力，日本却在迷惘应将之运用于何方。”高坂警示日本社会，《日美安全条约》不可能永世不变，日本只有增强自身国力，才能避免一旦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后难以自立的局面。为此，他主张日本以“海洋国家”为标准，超越作为岛国的过去，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⑨高坂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精英层对社会经济发达而精神空虚的担忧，以及对增强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期待。⑩但客观而言，这一问题可能原本就不在“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的设计范围之内，而是在该战略引领日本实现长足发展之后所必然面对的问题。换言之，“日本向何处去”问题的提出，恰恰寓意着“吉田路线”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即将功成身退。日本在呼唤新的国家战略。
二、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至90年代初冷战结束，最终明确将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日本新的战略诉求主要通过要求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国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酝酿修宪等对内对外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不过，在这一阶段，与“正常国家”化这一新目标本身的鲜明度相比，日本新国家战略的展开尚缺乏体系完整性，政策路径选择的主体部分尚未完全敲定。
(一)“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推动日本诉求升级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继续领先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983年，日本贸易黑字超过联邦德国、资本输出超过英国，此后长期保持着世界第一贸易黑字大国、经常收支黑字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地位。1985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同期美国沦为世界最大海外债务国)；1987年人均GNP超过美国；1988年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1989年人均GNP达到24499美元，列世界第一位。1986-1988年，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连续三年超过1300亿美元，大大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1986年底，日本迎来战后持续时间仅次于伊奘诺景气的平成景气。至此，日本经济达到了战后以来的顶点，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对核心利益的界定趋于扩大，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在这一时期，“日本不甘心居于美国之下，正在各个领域与美国争第一”。“日本报刊上经常看到‘美国霸权地位崩溃’、‘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21世纪是日本的时代’等字眼，并声称‘日本的生产率继续上升’、将成为世界第一。”(11)此后，冷战与日本的昭和时代几乎同步结束，“告别战后”、“迈入新时代”的气氛开始弥漫整个日本社会。据1991年11月《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针对“今后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52%的日本人回答，“不仅在经济方面，还应该在政治方面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关于“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成为领袖”的提问，给予肯定回答的日本人占72%，予以否定的只有18%。(12)
进入这一时期，日本朝野都不再满足于只做经济大国，而是渴望成为世界一流的“政治大国”。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后，明确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990年5月，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撰文《剧烈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提出日美欧构建“三极体制”、共同领导世界的主张。1993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率众退党、另组新生党的前夜，推出其重要政治论著——《日本改造计划》，其中写道：“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6%，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位。日美两国的GNP占世界的将近一半。而且，日本与欧洲、美国并立，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就是说，日本的举动已影响到世界各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13)
(二)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对日本战略调整构成重要动因
基于日本战略文化中“外压应对式决策”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从酝酿阶段开始即受到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14)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发起攻势，大有在全球范围内排斥美国势力与影响之势。里根政府为扭转军事战略上的不利处境，迫切要求日本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分担防务责任，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扩张。1982年4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日，强调“随着日本所发挥作用的扩大，它的责任也会相应增大”，“日本不能逃避发挥政治作用”。(15)美国的要求与日本政坛主导势力的愿望一拍即合。日本决策层认为，“为美国分担责任”既可以维持西方阵营对苏的战略优势，维护有利于日美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国际体系，又能帮助日本进一步提高在同盟及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在国际上树立起政治大国的形象。因此，日本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做出了积极回应。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及国力结构、发展态势的国际比较，同样成为日本大国志向膨胀的重要源泉。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经济要素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重要性凸显，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位置时的重要性上升，这使得国力结构以经济技术见长的日本处于有利位置。从理论上看，在一个自助型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如何“自助”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最终比军事竞争更重要”，因为“强大的经济力量能够轻易地转化为军事力量”，反之则不可能。(16)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与美国之比从1991年的58.76%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71.74%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期，日本GDP从俄罗斯的约七倍逐年增大到1995年的约13倍，对中国则保持在七倍以上。巡览世界主要战略力量，日本发展优势明显，上升势头迅猛。1994年9月8日，日本外务省就“入常”问题向国内有关机构散发题为《改组联合国安理会——我国应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文件，详细阐述了日本政府的相关见解。其中，日本“应当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主要理由之一，即是“现任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力相对下降”，联合国要成为真正有实效的国际组织，需要更多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17)
(三)实现“正常国家”(18)化成为日本新的国家战略目标
经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酝酿，日本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在冷战后最终确立。日本对这一目标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海部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提出“日本将动用它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积极角色，以期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同年7月，海部在美国《外交》季刊撰文《日本的构想》，全面阐述日本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构想，认为90年代将成为国际秩序的转折点，日本必须在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国际秩序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在日本官方文件中，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提出，“如今的日本正处于能够对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相关的所有方面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位置”。(19)1992年版《外交蓝皮书》进一步指出，日本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军控与裁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上的积极参与表明，它的行为已经实质性影响到所有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相关的问题。(20)
第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时期，《日本改造计划》、《剧烈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等各界重要言论，均把日本定位于“与美国、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栗山提出，1988年世界GNP为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欧共体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三者比例为5∶5∶3。由此可见，日本“依靠经济力量再度作为5∶5∶3的一员，处于负责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地位”，而“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并单方面维护这一秩序的时代已成为历史”。(21)“5∶5∶3”系1922年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对美、英、日拥有主力舰的比例规定。栗山援引这段历史作比，意在说明日本已重获大国地位，自当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日本支持联合国改革，并希望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在联合国会议上表明“入常”诉求。1993年第48届联大会议前夕，日本正式向联大提交了题为《日本关于安理会议席平衡分配与扩大的意见》的报告。
第三，着手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酝酿修改和平宪法。鉴于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战后日本长期维系的埋头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内向型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决策的速度与效率亟须提高，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国际大竞争”，日本在90年代实施了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通过改革，日本确立了“政治主导”体制，首相和内阁的制度化权力显著增强，包括强化了内阁职能、首相作为行政首脑的领导作用和决策机制，充实辅助内阁和首相的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及重组省厅等行政部门，以适应“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的需要。通过改革，维系自民党派阀政治、分权结构的制度基础随之消失，党内权力向以总裁、干事长为核心的中央执行部集中。由此，集国会重要党团领袖与制度化权力显著增强的内阁首长于一体的“首相主导体制”最终确立。(22)
这一时期，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在1992年相继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1993年，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从“国际贡献”角度为“修宪”提出依据——“宪法当然也应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然而，“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与国际环境对应的明确规定”。为此，小泽主张，宪法应当在第九条的两款之后增加第三款，规定“前两项不妨碍为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自卫队”开赴海外，以及将自卫队“专守防卫战略”改为“创造和平战略”。(23)
(四)“正常国家”化战略尚缺乏体系完整性
总体来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正常国家”化或曰“政治大国”化战略的展开还主要停留在战略构想与目标宣示阶段。首先，在日本为战略转型进行的体制性、制度性准备工作中，这一阶段触及的主要还是对内“自我矫畸”较浅的层面，即“矫正”小泽一郎所谓日本战后体制中那些明显“不正常”的部分。(24)这一局面的形成，除国内因素外，还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日本的战略展开受到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的严格束缚。在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日本始终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军事威胁，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日本对国际权力的追求实际上只能限定在西方阵营范围内。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又受到来自美国的战略打压。
其次，日本选择何种政策手段，即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也尚未定型。及至冷战结束之初，日本战略精英层“尽管就要在世界上谋求体面的地位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谋求体面地位的方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加强日美安保体制，还是走独立防卫路线，或是走把日美安保体制与多边措施相结合的路线”，其说不一。(25)其中的关键点有二：一是对日美同盟的定位，二是与此直接相关的日本安全军事政策。在这一阶段，日本国内的“战略论争”基本上是两大观点相互对立。第一种观点是继续坚持“吉田路线”，即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谋求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的主要精力继续用于经济建设，同时适度增加国防预算，以有效对抗苏联威胁，更好地发挥作为美国盟国的作用。第二种观点是修改“吉田路线”，即改变军事上从属于美国的状态，逐渐提高日本在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性。中曾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尽管第一种观点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观点明显呈现上升趋势。(26)
三、“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烈波动，日本经济步入“失去的十年”，加之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对外部环境与自身评估经历了从山巅到谷底的“云泥之变”。但是，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路径选择日渐清晰，“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由此具备了体系完整性。
(一)日本对形势的认知更现实，而追求目标的意志更坚定
90年代中期，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出现重大转折，从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迅速转向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此前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加深增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分享，这使得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更加安全和友善，安全挑战来自不与国际社会共享经济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边缘国家”。(27)然而，种族冲突多点爆发、安全热点轮番涌动，使得日本战略精英层很快意识到，冷战后世界远比几年前苏联解体之初所预想的要更为艰险、复杂。
泡沫经济崩溃、增长失速，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自身的趋势，更是将此前日本国内的乐观氛围一扫而光。在冷战后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下，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间，中国等“多强”各国相对于“一超”美国的GDP占比普遍上升，而日本成为唯一的例外。(28)与此相应，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1999年形成、2008年起每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这一全球治理新平台的出现，不仅使得日本在日美同盟之外的另一大外交支柱——七国集团的全球作用被削弱，而且20个成员国中亚洲国家占了约三分之一，也标志着日本长年保持的“亚洲代表”身份不再。(29)
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感知与战略反应都经历了急剧起伏，而且呈现反向运动。换言之，自我感知的“差评”与战略目标的欲求度同时都在增强。一方面，日本国内社会思潮中民族主义的影响持续扩大，同时，基调从曾经“高昂的民族主义”转向“悲情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更加执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来自国际社会的尊重”更加重视，开始将其明确纳入国家核心利益。前首相中曾根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明确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当追求实现自我。这是更为理想的生存方式，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30)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在其论著《战略外交原论——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中提出，“对日本而言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是‘兵’、‘食’、‘信’”。“兵”、“食”、“信”也就是安全、繁荣与价值观。(31)
(二)“战略增长点”集中于政治安全领域的突破
依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压力”的概念，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来自于它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压力，而所承受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它对国家战略的选择。就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所承受的“结构压力”出现了两点重要变化：一是压力本身未减反增；二是主要压力源出现转移，从美国转向整体国际局势，转向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国化”战略目标本身不会出现变化，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一点，通过对日本国内国家战略研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各主权国家像过去那样仅仅把战略目标限定在确保本国的和平与繁荣之上，那么地球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本身的维持与发展将变得困难，进而也就无法确保本国的安宁”。鉴于“只有实现了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才可能实现”，所以，“仅仅把本国利益纳入视野的一国繁荣的国家战略，从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已经不再适用”。(32)而在十多年之后，日本战略精英层对国家战略的描述则逐渐演变成为“将外交、同盟政策与国防政策相互组合、为实现生存与繁荣而采取的方策”。“其制定与实施由三个环节(阶段)组成：一是准确认识外部环境、形势，二是界定对本国生存与繁荣生死攸关的利益，三是将实现上述利益的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合理的组合。”(33)
从中不难发现，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余年间，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视角和重点出现重要变化，即，从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转变为强调外交、同盟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以及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威的获取。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战略思路的引领下，自桥本龙太郎以来的日本历届内阁均致力于自主防卫能力的构筑，而手法主要倚重“软件”的强化，即通过打破战后以来的政治政策束缚来释放军事能量。(34)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内阁以来，日本三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无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协助美国反恐。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面对经济、社会、能源等诸多政策难题，但也丝毫没有放松“安全进取”的姿态。(35)2012年年底二次执政的首相安倍借助行政权力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而以既成事实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为“抢跑的政策”寻求法律背书。
(三)将“建设性追随”美国确定为基本路径选择
早在冷战末期，贸易摩擦引发的日美矛盾即伴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的缓和而趋于激化。苏联解体后，日美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状态。“在冷战结束至1995年的亚太国际体系中，日本的相对物质力量能力已跃居第二，这也奠定了它在结构中位列第二的相对位置。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军费支出方面，日本与美国的比率整体上都在增大，因此它与霸权国美国的物质力量能力差距在逐步缩小”。对此，“美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霸权护持，因此它将视日本为自身霸权的严重威胁与挑战”。而日本“鉴于其相对位置的提升，必将寻求更多的国际权力，对外战略目标也将得到拓展”。“面对霸权国美国的打压，日本会有较强的制衡意图，因为美国是它寻求更多国际权力的最大外部障碍。”(36)
1994年8月，作为日本首相咨询机构的防卫问题恳谈会向首相村山富市提交的政策建言《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通称“樋口报告”)印证了这种理论分析。报告首先建议日本政府采取“能动的、建设性的安保政策”、推动“多边安保合作”，其次才是“充实日美安保合作的机能”。(37)这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普遍看作是日本要在安全上“脱美”的迹象，也由此触发了1995年秋季开始的、旨在“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奈倡议”进程。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承受的“结构压力”增大，压力源同时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制衡的标的也随之转移，逐步锁定加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奠定了日本重返追随美国路线的战略基础。而以1995年为转折点，日美经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又为两国改善关系、深化安全合作创造了契机。两国贸易摩擦趋缓不单是美国加大外压、日本自我约束导致的政策性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日美经济关系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反映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意味着日本发展失速、对美国构成的“经济威胁”开始减弱，美国对日本战略心态趋于平和。以1996年4月17日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签署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同盟为标志，日本重新回归追随美国战略。特别是2001年小泉内阁以后，日本开始了对美深度追随、“建设性追随”之旅，即在追随的过程中提出日方的意见、影响美国的决策、实现日本的利益。
四 日本国家战略发展演变引发的若干思考
综上所述，在经过短暂的战后过渡期后，以1947年和平宪法施行、1951年《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的签署为开端，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演变。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日本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其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实现战略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也随之发生改变。
纵观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追求“大国化”的基因似乎是一直存在、贯穿三大阶段的。这促使我们思考，首先，战后“经济中心”导向型阶段与此后酝酿转型阶段、“大国化”目标导向型阶段之间，是否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那么它主要是客观形成的结果还是主观设计的产物？吉田茂在提出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安全庇护之际曾表示，“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按照战后“吉田路线者”们的说法，日本走“重经济、轻军备”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先要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然后以此为后盾，谋求其他问题的解决。那么，“正常国家”化是否从一开始就包含在“其他问题”之中？
其次，日本国家战略现行调整方向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1)追求包括军事大国在内的政治大国目标，是否是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积极和平主义”倡导者将“消极和平主义”定义为“日本越是非武装化，世界就越和平”的错误逻辑，那么反之，是否“日本越武装化，世界就越和平”？(2)假设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全面“正常国家”化符合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那么，现行政策路径是否真的有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毕竟，日本深化对美国的追随，不管怎么具有“建设性”，但它首先是“追随”，它意味着日本将被更牢固地嵌入美国的战略轨道。(3)从日本自身的基本国情看，通过“强军路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否可行？不仅人口问题、财政赤字的制约都对此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更关键的是，主流民意是否支撑这一路线？
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曾认为，日本战略文化在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转型，日本已经成为和平国家，“非暴力”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和认同，因此它在冷战后既不会追求中等强国的自主防卫态势，也不会担当“军事超级大国”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38)但现实已证明了这一论断的谬误。日本正在巧妙地借壳日美同盟，追求远远超出中等强国之上的自主防卫态势。不过，彼得·卡赞斯坦在一点上是正确的：经过战后70年的浸染，和平主义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社会、渗入多数民众的观念之中，体现这种观念的主流民意对统治层任何带有极端倾向的战略抉择都会构成根本性制约。这一点，恐怕是“吉田路线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The defeat in WWII in 1945 marked the failure of Japanese former national strategy based on total militarism The system of a newly emerged national strategy,characteriz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ation,was initially built in Japan with the enactment of Japanese Constitution in 1947 and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and Japan-U.S.Security Treaty in 1951.The Japanese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post-war era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historical stages.The first is from the end of WWII to the end of 1970s,characterized with the building-up of a national strategy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ation,the second is 1980s and the first half of 1990s,characterized with strategic transition and the setting-up of new goals.The third i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90s until now,characterized with the strategic pursuit of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 strategy is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leading to the changes of Japanese way of defining core national interest,strategic goals and approaches.Throughout the process,Japanese pursuit of becoming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seems to be a consistent constitu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which has inspired our further reflection on Japanes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注释：
①1957年9月，岸信介内阁期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称日本在战后失去了46%的“国土”。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军国主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韩润棠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21页。
③http://web-japan.org/factsheet/ch/pdf/C09_consti.pdf.
④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jyoyaku.html.
⑤转引自富森睿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吴晓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⑥田庆立：《战后初期日本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及其原因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⑦参见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⑧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构成促其反思“吉田路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明美国将对亚洲实施战略收缩，要求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义——“美国将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同时希望由亚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责任，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直接推动了日本加紧思考在安全军事上“何去何从”。
⑨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諭社、1969年、174頁。
(11)凌星光：《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日本研究》1985年第4期。
(12)参见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13)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
(14)在美国学术界对日本战略调整深层动力的探讨中，肯尼思·派尔论证了“在整个近代史上，外部压力决定性地造就了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运行方式、制度、原则与规范决定性地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的国际行为和国内政治结构”。参见：Kenneth B.Pyle,Japan Rising: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7; Kenneth B.Pyle,"Profound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Vol.32,No.2,2006,p.393。转引自马千里：《冷战后日本大战略调整研究——基于结构压力与战略文化的考察》，http://www.jylw.com/49/wz1927249.html。
(15)转引自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8页。
(16)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1993,p.60.
(17)『軍事民諭』1995年1月号、73頁。
(18)这一概念由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首次提出，实际是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所提“政治大国”(或曰“国际国家”)概念的延伸，二者内涵高度一致。它不仅是小泽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冷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保守势力的共同心态。
(19)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contents-1.htm
(20)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2/h04-contents-1.htm
(21)栗山尚一「激動の90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ー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ヘ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ー」、『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年5月号。
(22)参见张伯玉：《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
(23)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75頁。
(24)小泽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尽管日本克服了战后的经济混乱，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长期持续的“经济优于政治”原则，导致日本在政治上与“正常国家”渐行渐远，成了一个“单肺国家”，即“非正常的国家”。
(25)猪口孝「視野不良が晴ゎれるまであと10年かかる」、『ェコノミスト』1996年1月9日。
(26)参见凌星光：《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日本研究》1985年第4期。
(27)Yutaka Kawashima,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151.
(2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年、2010年、2013年，日本GDP与美国之比持续下滑到47.15%、38.06%、29.17%，而同期中国GDP与美国之比持续上升到12.10%、41.12%、54.65%，与日本之比上升到25.66%、108.05%、187.32%。
(29)参见杨伯江：《国家权力转移与日本的战略回应》，《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
(30)中曽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37頁。
(31)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諭—A Grand Strategy of Japan for the 21st Century—』、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61頁。
(32)西川吉光『ポスト冷戦の国際政治と日本の国家戦略』、晃洋書房、1993年、6頁。
(33)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諭—A Grand Strategy of Japan for the 21st Century—」、31頁。
(34)当然“硬件”的强化也受到重视。譬如“9·11”事件后，日本虽然没有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但军费的使用明显向武器研发和远洋海上行动倾斜。参见：Daniel M.Kliman,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world: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Land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raeger Publishers,2006。
(35)David Fouse,"Japan Unlikely to Redirect Defense Policy",PacNet,Pacific Forum CSIS,May 5,2011.
(36)马千里：《冷战后日本大战略调整研究——基于结构压力与战略文化的考察》，http://www.jylw.com/49/wz1927249.html。
(37)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SC/19940812.O1J.html.
(38)参见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京)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