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区块链在智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6 次 更新时间:2021-01-25 2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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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使用价值是商品给人们提供的某种功能性的属性。马克思的区分具有经典意义,然而这一区分在解释最新的一些变化时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谁来定义无差别的劳动?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劳动都可能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到底是人的劳动还是机器的劳动?机器的劳动能否算劳动?当机器提高生产率后劳动时间缩短了,那么商品的价值是不是一定就降低了?再如,公司往往会在商品上附加很多属性,如农民种出来的蔬果在被整体收购时,价格是非常低的。然而,在运输过程中会形成运输成本,同时,商家用精美的礼盒将蔬果包装起来,从而提高售价。那么,这一增值的部分能不能简单地用劳动来定义。当然,如果对劳动做扩大化解释,也可以用劳动中的增值服务来定义,但问题是,这部分增值服务的劳动跟最初的生产劳动能不能等价?

   在收藏品市场上,商品的价值变化会更加明显。画家的同一幅作品在当时的价值和两百年后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凝结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为什么在两百年之后就翻了好几倍呢?当然,这里仍然可以用劳动解释,即这里的劳动是保管者和收藏家对作品赋予的价值。保存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劳动,同时营销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劳动。但是,这一解释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劳动解释能否被无限地扩大化,同时,这些附加属性与生产劳动是否有本质区别?因此,劳动定义的方法对工业品定价会相对容易,然而对服务定价会特别困难。服务过程大多提供的是无形商品,对服务的评价往往需要考虑客户的体验感,如艺术品的价值往往需要依靠个体的审美能力。梵高的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是在梵高所处的时代,他的作品却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同。由此来看,价值的定义中不仅涉及劳动时间,还涉及市场认同度以及市场运作等因素。

   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的价值定义会更加困难。对于公司价值的合理定义及其背后的依据有哪些?判断一只股票价值的参考标准有哪些?如在疫苗事件爆发前,长生生物公司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市场和投资前景:从在售疫苗的签发数量来看,该公司在国内居于第二位。疫苗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当长生生物涉案人员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事拘留后,多家证券公司给予长生生物的估值为零。这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定义该公司生产疫苗价值的劳动属性未变,但是公司的股价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典作家那里,这类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价值和价格的区分来实现的。如恩格斯指出,“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恩格斯阐明的是价格的异化,即其对价值的偏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价格异化看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极具穿透性,然而从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需要充分运用资本的力量,并有效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定义的一些新成果。因此,关于价值的定义需要一个综合框架,即必要劳动时间仅仅是一个方面,还应该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

   价值定义的霸权则更多体现在实际运行层面,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拥有很强的定价权,可以利用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组织利用定价霸权形成了以金融资本为纽带、以科技合作为特征的国际垄断新形势。在现实过程中,类似的定价霸权是普遍存在的,即使不存在明显的垄断公司,仍然有一些隐形冠军公司掌握着价格霸权,如德国就具备大量的隐形冠军公司。在分工细化的小领域,这些隐形冠军公司就具有价值定义的霸权。由于这些隐形冠军公司具有某种优势,致使其产品在领域内具有定义价格的能力。这些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隐形冠军公司,往往可以在流通环节实现对价值的垄断。由此,这些公司通过提升价格来增加公司利润,并以此来打败竞争者,苹果公司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实践者。苹果手机之所以比同类型手机价格昂贵,是由于苹果公司重新定义了手机价值:乔布斯重构了苹果公司的流行文化,并且通过饥饿营销、粉丝经济等营销方式放大了苹果公司产品的价值。

   第二,知识产权是优势公司确保价值定义霸权的一种重要工具。优势公司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对竞争对手的发展进行限制,如具有优势地位的公司可以利用先发优势对本领域的未来发展情况进行专利布局和专利储备。后发公司在新兴领域的科技研发中所能做的大多为如下几种选择:第一,绕过这一技术方案,进行其他可能性研发;第二,向优势公司购买专利的授权;第三,跟优势公司成为更加密切的伙伴,成为它的中下游公司;第四,被优势公司收购,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实践中,优势公司会运用先发地位来构筑“护城河”,如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被微软收购,但其仍然可以凭借数量庞大的优质专利盈利。从知识产权的内在特性来看,知识产权产品的非排他性和知识产权垄断之间的矛盾,就是价值定义霸权最明显的体现。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这种价值定义霸权保证其在全球经济体中的领先地位。研究显示,从事高技术复杂度、高附加值的上游公司在国际分工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以苹果手机为例,尽管其在中国大陆完成组装,并且部分配件跟中国大陆也有关系,但中国大陆在苹果手机上只能获取不到5%的利润,而苹果手机的美国母公司却利用专利和营销掌握了价值定义的霸权,始终可以拿到最大部分的利润。

   第三,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其拥有大量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平台型公司有着密切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自身的发展问题,二是发达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垄断。跨国公司掌握着数量巨大的知识产权,并且通过高额的技术垄断利润获得技术创新的持续动力和资金来源。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那么其很难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垄断就意味着定义价值的能力。因此,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其实都是平台型公司,典型代表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并不直接生产手机,而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和生态系统,其重心是产品研发和消费者维护,而产品的制造完全交由代工厂来完成。此外,苹果公司建立了iTunes、APP Store等在线服务平台,通过增加用户的正向使用体验强化用户对平台的使用熟练度。通过与消费者、开发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多方互动,苹果公司掌握了价值定义权并形成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垄断。谷歌则希望构建一个包括TensorFlow框架和TPU芯片的新人工智能平台。同时,谷歌母公司Alphabet希望在Google X实验室的强力支撑下,构建一个包含生命科学、智能家居等内容的综合性人工智能发展平台。中国的BAT巨头同样是平台型公司。此外,不少新型公司在发展初期就具有很强的平台特性,如共享出行领域的滴滴打车、民宿方面的爱彼迎、电子商务方面的新兴公司拼多多等。

   综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价值定义的困难和霸权,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从区块链上寻找出路。

  

   四、价值归生产者:节省交易成本和科斯定律

   区块链对这种平台型公司的价值定义霸权会形成有效限制。平台是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性产物,其作为专业化的中介,最大的意义是规模效应,可以将同质的、利他的、服务性的优势通过规模效应展现出来。通过平台,每个个体的价值可以更有效率地提升。然而,如前所述,平台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定义的霸权。正如西方左翼加速主义的提倡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所指出的,在大数据时代,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垄断。一旦平台处于垄断地位,往往可以利用这样的地位实现价格的垄断。当然,垄断平台同样面临新闯入者的挑战,如在中国电商领域,阿里是最大的平台型公司,而京东、拼多多、网易严选等作为闯入者与阿里展开竞争。区块链对于平台型公司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点:

   第一,区块链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构洞。区块链所定义的价值互联网,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可以形成基于区块链的多中心社会平台。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追溯成本和执行成本的降低,完整、真实、连贯地记录顾客的消费信息和服务信息,从而使得电子化消费更加透明。同时,区块链可以实现中介平台的多中心化和社会化。之前的中介是由中介服务商以及服务人员构成的,而在区块链平台上,算法和区块链架构就成为最大的中介。由于所有的商品都在链上,所以许多合约可以智能地加以执行,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消除结构洞。结构洞是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伯特假设甲和乙之间存在信息差,此时如果丙同时认识甲和乙,那么丙就可以在甲和乙的交易中获得新的价值,也就是说,丙作为经纪人,可以从中利用信息差收到一笔价值不菲的佣金,丙所处的位置就是结构洞。

   在以区块链为中心的智能社会中,从事中介服务的劳动者个体的数量会减少。尽管区块链架构的开发和维护本身需要技术人员,然而这些技术人员的数量是相对有限的。从本质上说,处于结构洞位置上的中介所获得的利润,实际上是利用交易中的非冗余信息而降低的交易成本,但是中介组织获得的利润同时增加了新的交易成本。而区块链使信息公开透明,从而消除了结构洞并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区块链平台,人们可以更快捷、超低成本地获得全面、真实的信息,而对信息流通产生阻碍的结构洞不再存在或大大减少。

   第二,区块链可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建立联系,并通过协商民主和代理人机制等框架直接参与经济分配。如前所述,之前商品的经营者在流通环节会获取更大份额的价值。在很多生产环节,平台只是发挥促进要素流动的组织功能,但却占据大部分的利润并形成新的霸权。在这样一种商品的流动过程中,生产者感到不公平,但是却无力抗拒平台强大的垄断效应。而在区块链时代,生产者的利益可以得到更多保障。因为减去过多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只需要把商品加上相应格式和内容的合约放在区块链上就可以直接获得收益。特别是对一些不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商品,如电子音乐或网络小说等,这种社会平台模式会更加有效。智能合约的形式可以降低合同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这就减少了大量的中介以及交易成本。

   区块链的核心价值和意义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记账。区块链可以分为三种: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比特币是公有链的代表形态,其强调将交易信息发给所有人。这一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比较接近协商民主的本意。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协商民主就是让所有的参与人对整个过程拥有信息的知情权和决定权。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有链却受到成本和技术的限制。如果把交易信息发给所有人,那么参与者数量增加导致的信息过载会压垮整个区块链架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使所有人都来参与记账?实际上,更为可行的折中方案是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代理人代为记账和监管。当然,这里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参与人对代理人的限制,如随机动态抽取代理人,以及不定期随机更换代理人等。代理人的存在可以有效减少参与人数。并且,通过关键参与人的参与,可以减少信息成本。区块链共识机制中的授权权益证明机制(Delegated Proof of Stake,缩写DPoS)便充分利用了代理人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区块链技术的产生和发明过程实际上也运用了代议制民主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区块链会更加有助于协商民主的实施,然而全民参与的信息成本之高仍然会超出信息系统的负载。因此,通过技术设计引入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将区块链与现行民主制度加以结合也是区块链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区块链的技术框架下,参与人及其代理人参与了整个政治过程,提升了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欺诈行为也可以减少。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指出,高层次的参与活动可以使个人更加充分地理解公共领域的问题。罗伯特·达尔在研究公民的有效参与时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认为通过建立自治和合作组织,可以保障个人更大程度地通过投票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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