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财富函数与社会公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5 次 更新时间:2021-01-25 11: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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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扶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缩小贫富差距便成为下一个更艰巨的目标。美国过去一年的社会动荡表明,即使对于最发达的国家,缩小贫富差距依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从历年诺奖获得者的工作显示,经济学对于如何创造财富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但对于财富的分配机制的研究却乏善可陈。

   传统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基于个人总财富的比较。个人财富函数主要由私人资本和现金流两部分组成。前者是虚拟财富,包括股票、债券等未来的权益;后者是实体财富,主要是分红和工资等现金流收入。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实物是财富的主要形态;在现代增长模式下,代表未来权益的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形态。特别是在货币信用化以后,信用财富相对实物财富增长更快。当货币与债务挂钩,每次货币的扩张都成为向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富的过程。由于资本占有不均等,增长的结果必然会造成财富差距扩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私有化的今天,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与财富增长形影相随的不可逆过程。

   根据传统的财富函数,比较贫富差距最常使用的工具,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按照联合国建议:若该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于传统理论中贫富差距主要是通过个体收入度量的,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办法主要都是围绕对高收入者征税。

   在中国,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土地。作为土地价值的载体,住房在个人财富构成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根据2019年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在城市居民房产净值占家庭财富的比重高达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的占比也有52.28%【1】。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升级,拥有住房的居民的财富不断增加。通过二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增长(资产升值),远远高于一次分配环节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住房就像是一道财富鸿沟,将社会划分为贫富两极。特别是由于没有财产税,加上股票等其他资本市场不成熟,住房在中国资本构成中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租赁住房和拥有住房在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财富含义。因此,对私人财产征税,也就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不二选择。

   但如果我们将财富概念扩大,在私人财富之外引入社会财富,用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两个变量描述真实财富,就会发现私人财富差距并不是决定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因素。私人接入社会财富的能力,才是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所谓社会财富,乃是社会资本和其产生的现金流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所有人共享的集体便利(collective utility)的价值,后者是该便利产生的现金流。集体便利是相对于私人便利(private facility)而言的。比如汽车是私人便利,道路就是集体便利;手机是私人便利,网络就是集体便利;电器是私人便利,电网则是集体便利。

   一旦私人便利接入集体便利,财富的差距就会剧烈变化。假设A的汽车价值为1,B的汽车价值为10,按照传统的理论两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就是1:10。但如果考虑到价值为100的道路,A和B的财富差距就缩小为101:110。如果个人财富差距不变,道路升级为价值1000 的高速公路,两个人的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缩小到1001:1010。显然,社会财富的多寡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要更显著。

   一旦我们将“社会财富”引入财富函数,就会发现传统研究贫富差距的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导。接入社会财富的便利程度差异,成为决定财富差异更主要的变量。社会财富作为一个集体便利,根据不同的人接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你是靠徒步、马车还是汽车出行,公共财富——道路——对你的价值完全不同。如果你只能步行,道路越好,你和有车的人贫富差距甚至会更大。城市作为社会财富最密集的地区,能否接入集体便利(也称作public goods),个人的贫富程度会有根本不同。如果把社会财富比作城市电力系统,住房就是接入这一系统的“插座”。

   在社会财富与土地高度相关的中国,作为私人进入社会财富的接入器,才是住房更主要的功能。拥有住房,也就拥有接入城市财富的“插座”。哪怕你的“插座”本身不如别人,但你与其它有房的人的财富差距立刻就会缩小。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在城市拥有10万元的套房,而你的邻居住的是100万豪宅价,你和邻居私人财富相差10倍,但如果你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都在同一所价值上亿的学校,你和邻居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到接近1:1。严格地讲,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是不同的量纲,不能简单加总,社会财富不只是学校,但上述比喻仍可以直观地解释为何拥不拥有住宅,对贫富差距的缩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新的财富函数中,个人财富的多寡就不再是决定贫富差距的唯一变量,甚至不再是主要因素。对于财富差距而言,个体接入社会财富的便利性变得更为敏感。是否拥有公平的接入社会财富的制度接口,会更显著地影响个人的财富。现实中,几乎所有“平台”的改进,都具有缩小私人财富差距的效果:当通讯系统从4G升级到5G时,小米和苹果手机的价值差距便会缩小;当电视节目选择增加、水平提升,不同电视机间价值的差距便会缩小;当道路升级为高速路后,桑塔纳和宝马之间价值的差距便会缩小……这一新的财富函数,为解决贫富差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务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住房挂钩,住房因此成为中国接入社会财富的主要接口。只要人人拥有住宅,哪怕我们不“劫富济贫”,不必对豪宅征税,只要全面提升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差距就可以显著缩小甚至消除。只要能做到集体便利并为集体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财富不断扩大本身,就可以使贫富差距缩小。这也是为什么住房一定要广覆盖——因为住房在中国是接入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接口,只有公平地拥有住房,才能公平地接入社会财富。

   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靠技术、不是靠关税、更不是靠制裁,而是看谁能更加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谁的社会制度更持久。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家信用间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贫富差距不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非经济要素,而是现代信用经济最底层的变量,它为稳定的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的基石。一个稳定的而持久的无人格社会,才可能进行跨越个体生命的长周期的交易,才会给资产赋予更好的信用(体现为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估值(体现为更高的市盈率)。

   由于社会财富大部分是由具有“平台”性质的组织提供的,私人提供的社会财富必定是有人格的,“平台”的创始人个体的生命的周期,就决定了私有的社会财富必定缺少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由于社会财富的聚敛速度远远大于私人财富的聚敛速度,“平台”是私有还是公有,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充分条件;而能否让所有人有同等的接入公共财富的机会,则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把公众拥有“平台”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把私人拥有“平台”的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前者的财富增长自然会缩小贫富差距,后者的财富增长就一定伴随贫富差距。显然社会主义的增长中,“公平”是内生的;资本主义的增长中,“不公平”是内生的。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当“不公平”内置于增长机制时,只靠税收等外部工具是不可能矫正贫富差距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1)不断将“平台”公有,2)建立起让所有人公平接入社会财富的接口(比如住房),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下(“平台”私有)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这就是大众住宅背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注释:

   【1】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家庭财富调研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房产占比居高不下》,2019年10月30日 07:45???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本文选自作者即将于外研社出版的专著《大庇天下:住房与财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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