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3 14: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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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  

   摘 要:

   中国近现代民族议题的基本问题意识是探寻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建设“多民族中国”的可能路径,而对历史上多民族体系形成和演变过程的描述与阐释则是这项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晚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知识精英主导或参与的民族史重建工作的意义所在。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20世纪重要的民族史论著,提炼了三种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和演变逻辑的叙事方案。尽管这三种方案在叙事结构和价值立场上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却隐含了共同的理论焦虑——汉族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与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张力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理解和讨论中国的民族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过去的30年间,“何为中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议题。有趣的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并不在“中”的含义上,而是集中于“边”的界定。“边疆”与“民族”日益成为理解“何为中国”(葛兆光,2014)和“什么是中国人”(王明珂,1997:7-17)的关键概念,甚至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Dunnell and Millward,2004:3)。

  

     如果从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脉络来理解,这的确可以被称为一次“转向”,并且它与社会科学范式转移的整体背景密不可分(姚大力,2007)。但如果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转型和政治思想变迁的脉络中来看,那么从边疆和民族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实在算不上一个新现象。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边疆和民族是相当热门的议题,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个变局的核心正是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让位于全新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体制。换言之,民族问题是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内生变量,相关讨论的核心关切是探寻在“民族—国家”背景下建设“多民族中国”的可能路径(王娟,2019)。

  

     本文关于20世纪“民族史”重建工作的讨论,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展开的。“民族史”这一概念是在近代历史学兴起后才产生的。在中国传统史学里,相关内容主要存在于以下几类文献中:一是正史中的“四夷传”(胡鸿,2017:133-162),二是涉及非汉民族世居地域的地方志(白寿彝,1987;王明珂,2009:72-76),三是以民族历史事件为内容的纪事本末书(白寿彝,1987)。这三类文献所记载的史实都是传统中国天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晚清以来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传统史学的立意与范式遭到颠覆性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四夷传”等文类亦失去了存续的土壤。从20世纪初开始,作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的历史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体系的起源与演变的论著开始出现,并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叙事方案。在某种意义上,新式民族史观的形成与演变正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建设“多民族中国”的努力在政治思想层面上的体现。因此,梳理和分析这项由汉语知识精英主导并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民族史重建工作,能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民族议题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本文将从以下六个小节展开:第一小节将对中国近现代民族议题产生的背景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史观所涉及的核心理论问题;第二、三、四、五小节将梳理清朝末年以来重要的民族史文献,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三种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与演进的叙事方案;最后一节将对三种叙事方案进行对比和总结,并对其中所体现的近现代中国民族议题的基本问题意识予以讨论。

  

   “外”与“内”的关联和冲突:近现代中国民族议题的基础性背景

  

  

   “民族”并非汉语的传统概念,直到19世纪末,这一概念才从日本传入中国并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但自进入中国开始,这个概念就存在两种含义:一是与“国民”(nation)对应,即“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用法所采用的含义,包含了近现代中国版图内的全部人口;二是与血缘、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亦即“族群”(ethnic group)对应,也就是“汉民族”“藏民族”“蒙古民族”“苗夷民族”等概念所采用的含义,反映的是中国内部人口与文化的多元性。

  

   “民族”一词的双重含义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秩序重建中所包含的对外和对内两个面向。当“民族”指代全体国民时,它具有明显的外向性,其隐含的关怀是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需要在一个由诸民族构成的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与此相对,当“民族”指代汉、藏、蒙古、苗等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血缘和文化共性的群体时,它则是内向的,关注的问题是以“民族—国家”形态重建的新中国如何安置其内部的多元性。

  

     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虽涉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但它们却存在实质性的紧密关联,而正是这一关联及其内含的矛盾构成了理解近现代中国民族议题的基础性背景。

  

   (一)外部秩序的变化:从“天下”到“列国”

  

     传统中国的世界观被称为“天下模式”,这是一个单中心、等级式的秩序体系。在这一概念图式下,华夏作为天下的中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被视为一般性的文明形态,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目标和终点,而非华夏者皆为“蛮夷”,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特殊形态。同时,华夏与“蛮夷”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可变的,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是“蛮夷”通过归化而逐渐蜕去各自的特殊性,最后成为华夏。

  

     正如王赓武(Wang,1968:36-47)所言,这种世界观的核心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迷思”,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近代以前东亚大陆文明历史的总结。在数千年的变迁中,形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群体不断扩张,吸纳与同化周边人群,并始终占据着已知世界的文明高峰。即使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北方游牧族群的军事征服,但华夏仍可凭借其文化优势实现“以夏变夷”。

  

     中国近代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正是天下观念的崩解和由“列国”构成的新世界的形成(罗志田,2007)。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对这一变化最有影响的论述莫过于费正清(Fairbank,1968:257-275)所描述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变。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则更具本土色彩,例如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2013)将此变局概述为“一统垂裳之世”与“列国并立之世”的对比。1899年,梁启超(2015a)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邦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而在汉语世界里,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说法是毛泽东(1991)在1935年提出的“世界民族之林”的比喻。

  

     无论如何描述这一转变,这个新世界观的核心都是华夏之优越性的丧失。首先,华夏不再被视为一般性文明,它被降格为众多文明形态中的一种,中国也不再是“中央之国”,它只是“列国”的一员。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由“列国”构成的“新世界”中,中国处于落后的位置,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杨度(1986)的名篇《金铁主义说》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阐释,他将20世纪初的世界描述为由西方列强主导的“野蛮世界”,而中国若想在这个“野蛮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丢弃固有的文明传统,将自身转变为与西方列强相同的“经济战争国”。这一论述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世界的变化,接受了这个新的外部秩序,并且还努力按照新标准来改造自身。

  

   (二)内部秩序的重塑:从“夷夏”到“民族”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外部秩序的变化和中国人对这一新秩序的内化推动了内部秩序的重塑。罗志田(2014)将这一现象称为“国家目标的外倾”,即清末以降的诸项政治变革尽管皆为中国之内政,但都具有明确的外向性目标。在这些改革中,对传统的“华夏—蛮夷”观念的改造最具矛盾性。

  

     实际上,对“外”与“内”的区分本身就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因为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内”和“外”都是相对的概念。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内—外”边界的绝对化。中国人开始学会用“国家”和“民族”等新观念来观察世界,由此形成了对自身与他者的新定义。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发生的转变是“蛮夷”这一概念的分化和具体化。在政治领域,伴随着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原来被视为“蛮夷”的人群被强行区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内”的范围,与“华夏”共同构成了“中国”;另一类则属于“外”的范围,也就是新世界体系中的“外国”。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文明观念上,原来处于天下体系最外缘的欧美诸国从“外夷”转变为“列国”乃至“列强”。他们不仅脱离了“蛮夷”之列,获得了“泰西”之美称,而且以“民族”的形象成为新世界成员的典范。

  

     中国内部民族观念的出现只是上述外部秩序变化的“副产品”。正是在与“泰西”诸民族的对话和对抗中,华夏开始将自身理解为一个具有独特(而非一般性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汉族”。同时,中国内部的“蛮夷”也开始被分类为多种不同的“民族”,并在与汉族并列的体系中被定义为“少数民族”。

  

     在这里,“副产品”的比喻是重要的。它想要表达的是,中国内部“汉族—少数民族”这一新结构的出现并非源自内生的思想资源或政治竞争,而更多地是在形式上对外部秩序的模仿。在实质上,它仍继承了传统的“华夏—蛮夷”秩序的等级结构。

  

   (三)“外”与“内”的关联和冲突

  

     由此可见,近现代中国的内、外秩序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紧密关联:外部秩序的重塑和中国进入世界的需要推动了内部秩序的改造。因此,就民族议题而言,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中国境内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汉族、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如何与世界各民族相互竞争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对中国近现代民族议题的讨论呈现出两个相矛盾的面向。一方面,在面对“野蛮世界”时,中国必须呈现为一个统一且同质的整体以参与国际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汉族”这两个概念往往重叠在一起,整体更多地以“华夏”或“汉”的形象出现,而少数民族在整体中的存在被无意识地忽略或有意识地隐藏。这既是传统的“华夏—蛮夷”秩序在近现代背景下的延续,也是“民族—国家”体制所带来的逻辑后果。

  

  另一方面,在面对中国内部的多样性和多民族王朝的历史遗产时,“汉”与“非汉”的关系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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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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