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78 次 更新时间:2006-12-31 09: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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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鹏  

  

  【内容提要】 作者对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在当前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存在4 种不同的途径,但在这个进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作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开放的和健康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必须也应该可以避免的。作者还指出,脱离理论史、学科史而构建新理论、新学派的尝试,要经过竞争而得到优于其他途径的优势地位这样一个较长过程。借助科学哲学的成果,对于学科史以及理论发展史进行重塑,才是切实可行的创建中国学派的第一步。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史;中国学派;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过去20 年的研究表明,谦虚和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我们在屈身于科学的外套之中时,应该避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1]随着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成为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强烈愿望。[2]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更加主动地投身到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中来,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3]总结起来,目前国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主要存在4 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范本,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英国学派为目标寻求非美国化的道路;三是以西方理论发展过程为范本,以西方科学发展经验指导学科建设;四是以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为基础,结合政治文化传统来创立自己的理论。 第一种途径实际上是实证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渗透,它强调知识和客观世界的分立,相信通过特定定义的科学方法,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无限逼近,从而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衡量不同理论的标准就在于客观性和普遍性。第二种途径以非美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经验为榜样,希望有一种区别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道路。[4]第三种途径不再局限于美国经验,而试图立足于整个西方科学发展的模式,在理论的竞争和理论的演化问题上,强调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强调理论优势地位的建立、维持和发展受到社会过程的制约和影响。[5]第四种途径是从中国国内研究传统出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外交实践),试图在承继以往对于国际问题研究传统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在理论上有所突破。[6]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前提下,这4 种不同的取向对于一种开放和多元的中国理论的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同时,这4 种途径也都有着自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评价上述4 种建设中国理论的努力,试图找出这几种途径各自存在的不足,并且在结论部分就此提出当前需要解决的紧迫任务。

  

  一 科学主义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范本,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尝试构建中国学派的第一种途径。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呼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越发高涨,这一方面是来源于对现阶段研究成果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一批受过美国政治学教育的学者逐渐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7]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主张,来源于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定位:国际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也必然要具备科学性;同时,也受到了学者对于自身科学家身份认同的影响。如果以国内学者阎学通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为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8]导致客观知识。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来自于研究过程的科学性,而不是研究结果的可接受性或正确与否。[9]在关于科学以及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中,很难找到和阎学通的论述完全一致的理论支持。与阎学通的模式惟一比较类似的是波普(Popper)的科学发现逻辑,经过猜测-反驳-新猜测-新反驳的模式,不断逼近客观实在,科学家以实验和事实为依据,将自己置身于理论之外。阎学通在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上,似乎并没有超越波普。他的科学研究模式,主要停留在证实到结论这样一个简单循环过程,在预测以及预测被事实反驳问题上,他把预测失败看作是科学研究的必要代价,是科学研究的特性。这样的做法隐含着把承认失败或者研究错误看作科学家独有的美德,而非普通人或者非科学研究者可能的特性,[10]这和波普关于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几分相似。

  出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主张的重视,我们把目前过于简单化和缺乏理论支撑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一步,以波普的理论为基础,把科学研究建立在波普对于分界问题(demar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以及归纳问题(induction)的论述上。在波普看来,只有能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和可靠的:这说明我们能够找出理论中的缺陷,从错误中吸取经验,从而获得知识的进步。科学研究与非科学(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或者马克思主义)之间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永远都能被证实,而无法被证伪。证伪是科学的最高原则,“科学程序的其他原则都必须确保不会让任何的科学陈述免于被证伪”。[11]科学研究的过程是猜测-反驳(证伪)-改进猜测-再反驳(再证伪)的过程,这也是科学知识增长的逻辑。

  然而波普的理论,一直面临着种种的批评。杜海姆(Duhem)依据物理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指出科学理论从来就不可能被实验所完全证伪。实验所验证的从来都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群(a group of theories),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理论能够被检验,从而也不存在对单个理论的证伪问题,因此单个理论实际上是无法通过波普的程序而获得其科学性的。[12]波普的理论无法解释科学史中诸多的问题,特别是现实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家在理论明显被证伪的情况下,仍然会坚持已有的理论,而不愿意接受替代理论,科学家甚至会修改不利的证据或者直接抹杀反例而不是放弃或者修改自己的理论,科学家甚至会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反对意见。从逻辑上说,证伪作为衡量科学性的标准,使得任何一个单称陈述得到了反对一个全称陈述的优越性,这也是没有依据的。这为我们运用波普的理论得到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制造了不小的难题。同时,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面对的封闭自然系统,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开放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经验与方法的适用性如何得到证明。但是,严格按照波普的理论来构建一种科学知识,毕竟让我们的努力有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理论依据,而不是将科学性的构想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研究以及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感性了解基础之上。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以及整个学科的科学建设时,无论是面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找不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类似于卡普兰(Kaplan)在1966 年近乎宗教狂热的对于科学的信仰。更有学者过分强调科学研究并且以此作为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落后现状的惟一途径,认为反对特定定义的科学方法,就是对科学研究有偏见。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对自然科学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缺乏基本的认识,尚欠缺科学哲学的必要知识,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发展,也缺少深入的了解。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够系统地阐明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和标准,其科学性的依据是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必须指出的是,不具体分析科学规则、科学方法的发展历程、适用条件而一味以此为标准来批评中国或者其他美国主流以外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做法,其自身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对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一种将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完全等同起来的思路,其内在发展逻辑必然与中国学派的建立背道而驰。

  

  二 从英国学派到中国学派?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于英国学派的日益了解,借鉴英国学派的视角、方法以及学科建构经验来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成为部分中国学者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期待一种非美国理论的中国学者而言,英国学派的示范和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对于英国学派的关注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联系起来,期待从中得到对于学科建设有益的借鉴,[13]这成为尝试构建中国学派的第二种途径。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国际法的强调以及对文化、传统差异性的尊重,这些对仍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尤其是对于期待走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美国影响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会有强烈的吸引力,能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

  对于试图借鉴英国学派的经验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不打算做深入的探讨。但是就目前对英国学派介绍和认识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英国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从英国学派的形成到学者对于学派的认同,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较小规模的英国国际关系学术圈以及传承性的学术传统。这两点对于形成和保持其学术传统至关重要,[15]而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是否存在这两个因素,少有学者涉及。第二是如何全面地了解英国学派及其主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于其中某种倾向。布赞(Barry Buzan)试图发展英国学派并使之成为能够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话的尝试,但这并不代表英国学派学者对于今后学派发展的基本共识。布赞尝试着通过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搭建与美国结构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学者对话的桥梁;牛津大学的安德鲁(Andrew Hurrell)试图极力维护英国学派的传统性而强调历史方法的重要性;埃克赛特大学的史密斯(Steve Smith)已经花了近20 年强调英美学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性导致了学科建设的差异;谢非尔德大学的怀特(Colin Wight)继承了史密斯对于认识论的关注,将重点放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上。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与美国主流对话都不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大理论也并非是学派发展的必要部分。

  中国学者在借鉴英国学派的发展历程中还必须注意到的是,英国学派内部对于自身的认同上也存在着诸多的分歧:苏甘纳米(Suganami)曾经比较系统在回顾了“英国学派”这一概念从20 世纪80 年代初被提出到最终被广泛接受的曲折过程。在当代英国学者中,当提 姆• 邓恩(Tim Dunne)将“国际社会”作为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以及核心特征系统地加以历史回顾时,不列斯托尔(Bristol)的理查德•利特(Richard Little)明确提出英国学派的首要特征并非“国际社会”,而是英国学者长期以来通过本体论和方法论术语发展多元研究途径的研究传统。这样的论述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如当代英国学派中一个代表人物史密斯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没有涉及对国际社会的研究。这样的论述也深刻揭示了现今英国学派内部的分歧:史密斯能够成为英国学派的重要人物,可是继承了史密斯学术传统的怀特在身份上却颇受争议,甚至不被布赞列入英国学派范围之内。[16]英国学派以后的发展,是否会如同美国学界一样出现一个主流和边缘化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面了解英国学派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很难避免陷入构造一个中国化、简单化的“英国学派”并拿来借鉴。毕竟,虚构一种理论或者学派然后加以分析,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并非罕见。[17]回到建构中国理论的问题上来,在借鉴英国学派的同时,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英国学派迄今仍然不为美国主流所承认的现实。美国的建构主义被视做英国学派的潜在盟友,可是连主流建构主义者对于英国学派要求沟通的呼声都显得不甚积极,[18]那么以英国学派的经验作为中国理论的借鉴,我们期待的最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三 西方经验与中国理论的创立

  

  第三种尝试途径是试图超越单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经验,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这种尝试,借助于波普之后科学哲学家所使用的术语及理论,比如“不可通约性”、“理论硬核”、“核心问题”、“科学革命”、“科学研究纲领”来论述原创性理论建构的一般性逻辑。同时试图超越国别的分歧,综合西方理论发展的过程,赋予理论建构过程现实的依据。以秦亚青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运用这样的术语系统而清晰的阐明了独创性理论创建的逻辑:“不可通约”的“核心问题”经过社会选择的过程产生不同的“理论硬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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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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