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以理性思维谋求中日关系的跨世纪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 次 更新时间:2021-01-23 00:05:52

进入专题: 理性思维   中日关系  

杨伯江  

   新中国50年的对日关系分为三大阶段:1949—1972年两极对峙时期, 日本追随美反共遏制政策, 中日基本处于相互对立状态; 1972 —1989年两极多元时期,两国突破两极格局的藩篱复交,经贸、资金、技术诸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冷战后,在多极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进入摩擦与协调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阶段。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以巨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为舞台,以经济全球化催生的国际关系新形态为背景,在形态上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与空前的复杂性,并直接构成对旧有模式与政策思路的历史性挑战。在亚太及世界形势发展的助推下,中日当前共同面临着如何“立足于长远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注:《江泽民会见小渊惠三》,新华通讯社1999年7月9日北京电。)的关键时刻。

   一、解读《中日联合宣言》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开局良好,1989年后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援助,几年间关系发展顺利平稳。1994年日本批准台湾徐立德借广岛亚运会之机访日,中日关系开始陷入曲折迂回、摩擦不断的局面,1996年成为“自复交后形势最险恶的一年”。1998年秋中国领导人访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为两国关系重开一片新天地。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呈现三大基本走向:

   (一)传统双边轨道与大国多边关系网加速并轨,构成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源自侵略战争的歉疚感构成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1972年与中国复交除外部因素与战略考虑外,也有2000多年交往史所积淀的“大陆情结”背景。吉田茂1952年与台“复交”时曾感叹,“归根到底,还是希望能与作为邻邦的中国全面建立政治的、和平的及贸易的关系”。佐藤内阁倒台后,面对国内“亲华”、“友华”力量的巨大压力,田中角荣发挥了提闸泻洪的历史作用,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自80年代后期始,随着冷战缓和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中日关系开始呈现“多边化”趋势。此前,中日摩擦常因诸如教科书、光华寮等双边、历史问题而起,此后则多源于第三方因素的介入。中国领导人访日之际双方就“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达成共识,即体现了中日关系须更多置于地区及全球框架中予以考虑和运作的趋势。

   (二)有效沟通、增信释疑,成为决定关系能否“充满希望”的关键。若干基本要素构成中日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条件:对日而言,对华关系仅次于作为其外交“基轴”的日美同盟,对其国际战略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从中方看,日本是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影响最大的邻国之一,对日外交又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对外关系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可资利用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同时,对日关系已超出外交范畴,关涉中国“综合安全”。但近年来中日间的摩擦确实有所增加,其现实利益上的根源之一,在于亚太战略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及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认为日美强化同盟系针对中国崛起而谋求维护战略平衡的观点为日本左右两翼所共有,换言之,1996年“安保宣言”的实质是日美“不允许以实力改变亚太现状”(注:五百旗头真:《以安保架构确保亚洲稳定——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4月24日。)。在此背景下, 缺乏互信成为制约中日强化协调、深化合作的瓶颈。相互明示自身发展战略并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理论上是增信释疑的最有效方法,但中日双方均处于社会变革与战略摸索期的现实,又使这项工作变得格外困难。

   (三)重筑发展模式、扩大合作亮点、强化战略支撑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人因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建立了自信,战略上开始追求自己本应有的姿态。”对此,“在经济及现代社会文化方面自觉优越、而在国际政治地位上及相对中华文明自卑的日本感到威胁”(注:高原明生:《招致中国对日警惕的周边事态法》,日本《世界》月刊1999年5 月号。)。1994年后的摩擦,揭示出中日关系所面临挑战的实质与核心:日本怎样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中国如何因应急欲政治大国化的日本。换言之,同处战略上升期的两国,在各自设计的地区及世界秩序中当以何种方式给对方以何种位置。摩擦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随着支撑关系的力量对比、地缘战略、民族心态、外部环境等各领域的变化,以经济与情结为主要支撑的框架,无法再继续充分涵盖、有效规范关系的实体。《中日联合宣言》作为继1972年声明、1978年条约后的第三个纲领性文件,为两国跨世纪协调与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它给中日关系以全新定位,明确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日方首次同意将“侵略”、“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中国对日外交取得重大突破。而宣言最具历史意义的闪光点,在于它不仅总结过去,而且面向未来,体现了时代特点。就双边而言,它超出了以往“睦邻友好”的定位;从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总体看,又未囿于双边,富于全局性、战略性与前瞻性。

   宣言是指导中日关系的原则与方针,同时也为如何善处固有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论。它通过把消除矛盾与扩大合作有机结合、高度统一,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即在推动关系前进的过程中带动新旧矛盾的解决或消融。宣言中,双方同意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并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合国的作用”、“销毁核武器”、“亚洲金融危机”等多个方面。宣言表明,中日两国开始走向注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构筑新型关系的时代。

   二、评估跨世纪的日本

   作为影响中日关系基本要素之一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尚未最后定盘,短期内仍将徘徊在十字路口。在政策层面,受国内因素的驱动,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安保将进一步突出“主体意识”,更具“现实色彩”。

   (一)日本仍处于“艰难探索”之中。日本利用战后冷和平环境埋头于自我发展,至冷战结束时已与美欧成鼎足之势,90年代初提出“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秩序)论”。但就在其朝野普遍自我高估,政治欲望随海外利益共膨胀之际,内政陷入乱局,政治领导力遭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错失信息化良机,与美差距拉大,1994年痛失“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的桂冠,以致“对未来的悲观论在日本国内蔓延”,“对内对外两方面都在艰苦探索着顺应时代要求的道路”(注:阿南惟茂:《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日中关系》,《日本简讯》1997年3月15日。 )。从“大经济”前景看,日本难以迅速自拔于结构性、制度性的“三重苦”泥潭——如何彻底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信息化趋势;如何改进刚性疲劳的经营管理体制以恢复经济活力;如何调整对外政策以应对全球化趋势。

   (二)“新国家主义”日渐渗入国家政治生活。二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虽从现实政治中有所淡出,但一直隐身于社会主流意识,如三岛由纪夫所言,化作了“一种能够透视出国民精神的透明结晶体”。冷战后,日本社会中几种主流情绪,包括对国际地位的强烈不满、对国家前景的抑郁彷徨、外交挫折感、“对华压力感”同时存在、交互影响,最终汇成新国家主义的涌潮。中西辉政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危机感使人们走到了一起,使政治家和民众都觉得他们应当做些事情”(注:卡梅伦·巴尔:《日本努力恢复自信——危机感使日本立法者和民众接受“新民族主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7月8日。)。“新国家主义”所以谓之新,在于它是在日本欲加速政治大国化而国力发展显现弱势这一主客观的剧烈撞击中产生的,因而具有自下而上的庶民型、大众化特点,也因此而决定了其长期化的趋势。

   (三)保守势力主导政坛,自由主义势力会偶有反弹,但无力导致格局性变化。作为对自身处境敏感反应的结果,日本“大多数人选择了中间偏右的政策”。“尽管他们对日本应如何谋求‘在世界上的体面的地位’存在方法论的差异,但就要谋求这种地位本身而言,则无甚不同”(注:猪口孝:《10年后形势才会明朗》,日本《经济学人》1996年1月9日。)。这种国家权力欲的内在冲动,成为日本与美修订指针的原始动因,尽管这一修订是以“应对”周边事态的被动形式出现的。“新国家主义”烘云托月,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家权力集团的政治力量结构。虽然“军国主义”成为现实政策尚不可能,但“新一代政治领袖”确实多带有保守主义倾向,均以“为世界的稳定与发展起主导作用”为对外目标,竭力为“普遍国家论”争取更广阔的市场。

   (四)对外政策以提高国际战略地位为核心,进一步突出国家利益与独立自主。日本自1990年提出“变被动外交为主动外交、变小国外交为大国外交”后,在经济能量政治化的利益驱动下,谋求持续扩大政治影响,改善外部环境。领导集团努力使日本“成为一个能让国民为之自豪的、正常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并将这一点体现到对美、对华关系上”(注:入江通雅:《访华将考验小渊首相的真正价值——重建拥有自豪感的日本国》,日本《世界日报》1999年7月5日。)。小渊内阁拒绝将对台“三不”条文化,被日本舆论称为“有骨气的对应方法”。同时,这一举动由于是发生在克林顿访华、刚刚表明“三不”之后,因而又被赋予了“拒绝追随美国”的含义(注:《寄语小渊首相访华——对华政策要有主体性》,《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7月5日。)。北约轰炸南联盟后日本的对外姿态有所调整,但这并非是向战后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的简单回归。

   三、从双边到“三角”

   “中美日三角”对日本及中日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其作用因俄罗斯国势不振、亚洲金融危机而继续趋升。尽管对中美日之间是否存在“三角”看法不一(注: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14 页; 杰拉尔德·卡迪斯:《日美中三角的危险性》, 日本《东京新闻》1999年6月7日。),但以三方的重要性、各边的联动性及结构的整体性来衡量,无疑是思考中日关系的重要角度之一。

   (一)日本对日美、日中两边作如下基本考虑:背靠日美一边,谋取战略优势;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日中一边,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在战略上,日本仅以强化日美同盟无法根本解决其安全问题,相反若由此引发日中对抗,所形成的战略压力将是它无法承受的。日本由此产生的矛盾心态贯穿于强化日美同盟的全过程。鉴于在21世纪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日本“不可倚仗日美同盟而轻率、粗糙地处理对华关系”(注:五百旗头真:《以安保架构确保亚洲稳定——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4月24日。)。 为使“日美”与“日中”相互调和,避免自身陷入战略夹缝,小渊日前在华强调今后运用周边事态法将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日中关系,“在我国的防卫政策下,对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将作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予以重视”(注:《防卫指针法留下火种》,《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7月10日。)。 这与当年的“大平发言”实际具有同等功效(注:1972年11月8日,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政府统一见解”:“我们基本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之间的对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国在履行安保条约时,也要慎重考虑到今后日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实际是对日中复交声明的补充,核心是将台湾排除在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之外。),相信是日本的政策设计者们苦心孤诣而敲定的“边缘性措辞”。

(二)日美一边固有的脆弱性难以消除。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美中、美日同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基本属性各异,“三角”并不等边。日本对美而言属“体制内国家”,地区内第一盟友。但事实上,日本对日美同盟的稳固与持久缺乏自信,克林顿访华之际其过敏反应便是一例。日本的忧虑有其深层背景。小渊今年5月访美时称, 日美关系处于1853年“黑船叩关”以来的历史最佳状态,下一步要“构筑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这便触到了日美关系的“阿基里斯之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理性思维   中日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中国外交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605.html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 第9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