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 傅梦孜 唐永胜 王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21-01-22 15: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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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峰   傅梦孜   唐永胜   王勇 (进入专栏)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道琼斯指数上升至3000点,这次大选特朗普获得约7400万张选票,这些表明他确实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拜登政府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国内问题,并且需要争取良好的成绩。因此,外交议题不可能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四是应对经贸摩擦。美国与欧洲国家有贸易摩擦,美欧之间的矛盾不易化解,例如,钢铁和数字税问题。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印度之间同样有贸易问题。美国新政府不会很快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当然也难以再增加新关税。美国需要努力应对各类经贸摩擦。

   拜登执政初期会重新评估内政外交政策,一般大致需要3~6个月,而且还存在疫情因素。因此,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将是渐进式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三)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

   第一,维持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过去拜登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比较温和,但竞选期间他表示要对中国强硬。这不完全是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为什么中国总成为美国大选炒作的议题?这里面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偏保守的美国国内政治而言,这是基本的"政治正确"。特别是美国国内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内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有一定共识,拜登认为中国代表一个"特殊的挑战",因此总体上需要对中国态度强硬。

   第二,强调战略与价值竞争。拜登视中国为最大的对手,但不是敌人。拜登政府会继续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同时,与特朗普政府相较而言,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调价值观因素,在相关议题方面对中国的攻击性可能更加厉害。拜登表示会始终如一地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其倡导的民主同盟可能有更多针对中国的意味。

   第三,在中美脱钩方面有所缓和。从奥巴马政府时期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排除中国来看,美国民主党政府也有孤立中国的意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曾经引导的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基本上处于怠速状态,美国引导的意愿也已下降。新兴国家崛起后,全球化的动能发生了变化,可谓是新型的全球化。拜登的多边主义立场可能使其在重建全球化问题上比特朗普积极。全球化可能分化为中国和美国的两股驱动,也可能形成一种两元并立的体系,但并非完全分开,即两条轨道各有特色,不完全并列,也存在着交叉,这是一个二元并存交叉的体系。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影响广泛。总体上中国应当冷静观察美国新政府对华立场和倾向。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中势均力敌,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很复杂,社会矛盾多元,在国际上也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可谓内外挑战都会制约新政府步伐的迈开。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应当保持冷静,对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坚持原则,寻求转圜,尽快建立中美高级别沟通对话机制,清晰表明立场,管控分歧,寻求在有共识的领域进行合作。

  

   中美大战略博弈的成分将明显上升,未来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少将)

  

   过去四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下行通道,甚至出现了所谓断崖式下降,特朗普开启了以全政府之力对中国施压的进程。拜登的当选不可能完全改变中美关系现状,但是中美竞争的形式和方法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如果说特朗普使用更多的是乱拳,一招接着一招,那么拜登则会更多使用民主党建制派的做法,竞争中大战略博弈的分量会明显上升。一段时期以来中美之间的张力很大,但接下来的时间,战略的重要性将凸显和提升。

   然而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基于这两个非常有特点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同而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变化。中美两个国家确实都太大,谁都不可能被主导;两个国家又太特殊,谁都不可能被改变。这种特点如此明显,伴随两国关系发展到现在,其中霸权国家美国的战略焦虑越来越上升,而中国作为追赶者,某种程度上的急迫性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避免,结构性矛盾在较长时期仍将处在上升通道。再加上特朗普的刻意夸大,将美国国内矛盾转移至中国,中美关系出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因此,最基本的决定要素还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结构性矛盾上升,但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或条件也从反面对这一矛盾起到了约束作用。由于中美两国都太大,谁都不能被主导,那就只好不去主导。中美两国太特殊,谁都不能被改变,那最后就只能不去改变。结果就是,中美都需要面对现实∶不论美国力量有多大,但运用起来也有限度;不管中国有多大的雄心,但也需要经过岁月的砥砺。即使中美关系在某些领域接近冷战,但仍然可能实现总体可控。何况维护大国战略稳定的基础依然存在,双方都具有必要的战略能力来保持大国关系稳定。这个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最终还是要回归必要的合作。中国与美国虽然在特定技术领域可以脱钩,但不可能被完全割裂。

   中美关系是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在世界变局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虽然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不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在世界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也要在这一变局中寻找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简要地说,世界变局总体上是性质之变、结构之变,而不是历史的简单的周期性循环。世界已经回不到过去,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就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关于"回不到过去",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难以逆转权力转移趋势,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从西方到东方,还存在更广泛的权力转移。二是霸权从顶峰滑落,这是一个事实,对滑落速度可能有争议,但霸权确实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处于饱和状态。不论是军事手段还是金融工具,几乎都触及了天花板。三是全球性问题增多。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一个全球性、跨国性的威胁,没有大国之间协调合作就难以解决疫情问题。还有新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科技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力,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生产关系。比如区块链技术,对国家发展、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在世界变局中,危机就在于旧世界已经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各种病态症状会层出不穷。这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危险越是显著,对国际安全治理就会提出更多需求。没有大国之间必要的协调合作就难以应对任何全球性挑战。当然我们也看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不仅没有采取更多的国际协作,反而借助更多的单边主义做法,这实际上背离了目前局势发展的基本需求,加剧了国际治理的缺失。大国的特殊性已出现下降趋势,未来的世界不可能为美国维护霸权提供其过去曾拥有的有利条件,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使其成长为美国式霸权的特定条件。任何国家都要被历史大趋势所裹挟,中国和美国都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面对如此深刻变化的世界,中美关系受到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至少在中短期里,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上升的一面还将显现。因为在世界变局中,美国的忧虑仍将持续,中国的步伐也难以放缓,彼此间的张力甚至可能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就中长期而言,中美双方都面临日益增多的约束。上述提到的世界变局的几个方面,都将对权力集中进行限制,结构性矛盾会有条件地得到缓解。

   中美竞争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复杂性和全域性。未来中短期里,"难"和"险"将向中国更多汇集;但在中长期,只要应对得当,世界政治的"时"和"势"也将逐步向中国倾斜。其中关键还是在于,敏锐洞察世界政治的可能走势,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推进与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因势利导进退有据,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冲美国的战略挤压,牵引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塑造有利战略态势,获取战略主动。其中尤其需要创新和完善国家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不断提升结构性权力,为全球持续发展和战略稳定做出积极的重要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首先在大战略层面展开,如果战略指导能力出现偏差,势必失去应有的主动。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在世界范围内权力扩散引发的复杂变局中争取主动和寻求突破,这也是中国一直把握得很好的战略传统和基础性优势。权力扩散的大势意味着霸权政治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前途也绝不是成长为新的霸权。对于中美竞争,总体上应坚持长期博弈,该斗争的时候坚决斗争,需周旋的时候巧妙周旋,能合作的时候尽量合作,不断积累和拓展战略主动。

   中美竞争无疑将是一场持久博弈。如果对未来中美力量消长和竞争态势进行展望,那么关键还是在于谁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发展的方向,和解决好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可以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的可能前景。一种前景是,尽管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但中国进退有据,审时守度,尤其能够通过内外兼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基础上就更有条件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到21世纪中叶终将成长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世界大国,国际关系终将实现进化。而另外一种前景是,中国受困于金融资本和霸权护持的反噬,尤其是自身治理能力创新不足,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增长潜力就会受到严重抑制;虽然经济规模仍然可能超过美国,但自主积累能力丧失,无法切实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长期处于"大而不强"的地位,甚至可能掉入美国预设的战略陷阱之中。基于上述评估,可以得出结论∶中美关系发展至今确实已经进入历史关节点,中国必须争取也有能力实现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二种前景的出现,有效化解这一重大战略风险。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何不利之有?

  

   美国国内全面分裂加剧,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增强相互依赖网络中的博弈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王 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当前来看,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接已经正式开始,大局已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内部的分裂到此为止。2020年美国选情表明,美国国内的全面分裂在加剧。拜登的对华政策走向受到几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处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效果,特别是疫情控制效果与疫苗的作用;二是经济恢复性增长,包括经济救助计划通过与实施情况;三是缩小政治极化,减少政党政治,未来拜登政府在人事任免与立法等方面将受到国会共和党势力的制约;四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亚太地区和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政策的反应尤其重要;五是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一)中国在下一阶段与美国的竞争中位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拜登政府的政策将受到当前内外环境很大的影响,它将决定议程优先顺序的选择。这方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国内问题优先,拜登可能还是要优先解决国内的三大危机,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减少政治极化以建立国内共识。拜登在挑选新政府组成人员时也在物色共和党相关人选,试图组建跨党派政府,这很值得关注。他致力于表明要做全体美国人的总统,选择一些共和党人入阁来缓解共和党对他的牵制。拜登未来获得的政策支持程度仍主要取决于其经济政策的效果,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表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拜登会将克服国内危机与实行国际战略齐头并进。从目前情况看,拜登团队有可能率先修复美欧关系,把修复美欧关系作为克服国内外种种危机和挑战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中优先顺序的选择。

本人通过与美国主要智库和中国问题专家的网上对话发现,即使是所谓的对华温和派和知华派,也是对中国不满,对中国政策和举措挑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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