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

——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4 次 更新时间:2006-12-30 2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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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06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高潮。前不久,张维迎又就“什么改变中国”的话题,接受《权衡》杂志的专访。本刊略作删节,以飨读者。

  

  企业家改变中国

  

  《权衡》: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权衡》: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权衡》: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软卧,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政府功过

  

  《权衡》: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竞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你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所谓地方竞争,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资金、企业家、占领市场等资源的竞争。为了吸引资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善交通环境,增加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等。这些行为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企业家改变中国,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很难想像10年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例如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你要建这个城市,要修这么多路、架这么多桥,钱从哪儿来?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这样一来,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

  回到地方政府行为。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北京有一起债务纠纷案,债权人胜诉,但钱就是拿不回来。而河北有个地方法院,对债务强制执行,于是北京的债权人把债权卖给河北,河北人打官司,然后几家分成。这就是司法服务的竞争。如果以后北京的法院不好好判案,就会有外地法院抢北京的案子。所以地方竞争具有促进司法公正和产权保护的作用。

  有人认为地方竞争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比如你去陕西投资,跟陕西的企业发生纠纷,陕西的政府袒护本地的企业,短期内,他能占便宜,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这样一来外界的企业都不愿意进来,他的经济很难发展。历史上,外国人去英国伦敦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很受歧视。但后来英国人发现这样对他们并不利,所以提出要对外国人公平对待。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最终会对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约束。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

  

  《权衡》: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完全是推卸责任。前一段时间很多人说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中央部委出了好多政策,例如要求70%建90平方米以下中低档房,严格土地审批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定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

  

  《权衡》: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现在的农民相当于一个佃农,种了一片庄稼,地主说要用土地,庄稼砍了就砍了,不让你种就不种了。原因是什么?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于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合理。

  

  《权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把土地审批权向中央集中,让中央来监督地方政府,会不会好一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政策趋势。

  张维迎:我不认为把地方的审批权收到中央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不受保护。好比你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但不让你上锁,东西被偷了。现在说,你不能上锁,但给你换个邻居,能解决问题吗?在地方竞争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还有点收敛。如果把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靠什么来约束?几个部委的司长、处长能把全国的土地管好吗?我不相信。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说,出现更多的腐败。政府部门历来喜欢争夺审批权,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有了寻租的机会,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如何提高“经济安全”

  

  《权衡》:您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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