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治国: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21-01-20 2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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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治国  
没有真正为可能的道德选择、个体责任和伦理共同体提供合适的基础。依他看来,在友爱中他者不仅具有不可还原、不可辨识的他在性和个体性,而且这种他在性还具有先验的在先性。如上所述,正是他者的某种问询或请求,才唤醒自我的响应活动及其存在。面对这种永远在先的他者之问询和召唤,自我还必须承担无法彻底完成的无限责任。(77)

  

   第三,不合时宜性或时间上的意外性(contretemps)。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属于在场形而上学,这是解构论现象学的基本诊断。相应地,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传统也被看作由现在主义的时间(presentist time)观念来维系的伦理传统。这看起来并非没有根据——亚里士多德强调完善性友爱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时间上的持久性。(78)德里达认为,将持续、重复着的“现在”或全时性时间(omnitemporal),看作完善性友爱先验可能条件,并不足以正当地把完善友爱同其他类型区分开来,反而将时间本身、友爱关系中双方本身都看作现存着的存在者,一种可以轻松透视而无任何质性方面的差异之存在体。相反,不是同质性的“现在”,而是难以预期的“意外”——不合时宜的时间(the untimely time)——启开了时间,也肇始了与他人的可能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不仅强调友爱关系中自我与他者不容忽略的中断性、裂隙性之关联,而且极力主张,突破了“现在主义”时间之视点的那种难以回忆的“过去”以及难以实现的“未来”,才真正构成一切友爱活动的可能性条件。(79)更明确地说,这种意义上的友爱,将是“先于一切友爱的友爱”以及“先于一切敌意的友爱”(80),是非呈现性、不合时宜性、也许性的友爱。

  

   基于解构论现象学视域下友爱关系的上述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形态,也应该而且可以有所改观。这种民主政治不再单纯呈现为严重地同一化、地方化、排外化的有限论政治结构,而是要在具体民主实践中,着力向异源性、外在性、陌生性的他者开放;要努力突破既定政治共同体的民主范围,以相对柔性、接纳性的方式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里要指出三点。其一,德里达无意完全抛弃民主政治本身。民主概念作为一种划界行动,一方面,通过确定闭锁了民主有效实践的概念和语境之边界,来承诺或确认某种界限,另一方面,它内在拥有一种自我破界(auto-délimitation)的解构性要求和力量。(81)而德里达对民主政治以及作为其一贯基础的友爱伦理传统的解构,就是以更加自觉的方式来揭示民主概念自我解构的潜能和必要。(82)其二,对民主政治以及作为其一贯基础的友爱模式进行解构,固然“每一次都是在此时此地的独一性紧迫状态下进行”(83),不过,就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实情而言,解构方向仍然大致可循,即朝着到来中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来展开解构事业。(84)其三,作为另一种政治或民主之“到来中的民主”,它不是完全不同于既存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制度或政体,而就是要在这种制度框架中暴露、动摇其成问题的同质性、计算性、排外性之倾向,它就是对一切被给予物、被固化物之永不停歇的批评性、解构性行动。

   五、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

  

   可以看到,相对于以纵向神人关系为首要事务的中世纪哲学和具有明显意识论、唯我论之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主要涉及横向人类关系的友爱现象,并摆置于显著地位。其中,政治社会层面的友爱,即政治的友爱或公民友爱,构成一个人在城邦共同体范围内追求好生活的过程中可以享有的“最大外在善”;个体层面的友爱之完善形式,即德性的友爱,对于一个作为“人”(human being)而非作为“公民”的个体所可能获得的幸福生活来说,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且也不是外在善——它是在其自身中就具有目的的一种关系、一种实现活动。同时,德性的友爱不仅仅发生于伦理政治之实践领域,不仅涉及人之政治本性(political nature)的实现,而且事关作为理论活动的沉思(contemplation)之领域,事关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或神性的东西——努斯(nous)——的发挥和实现,简言之,涉及人之理性本性(rational nature)的发展和充分实现。就此而言,友爱在伦理政治领域和存在论领域同时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沟通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桥梁。(85)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三位现象学家在反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伦理政治生活之形式主义、规则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及其一般实践哲学的化用、重构、批判或革新,将友爱逐渐重新引入哲学视野,甚至推向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不过,他们各自友爱之思的重心以及相应的定位还是有所不同。

  

   就海德格尔来看,由于他专注于存在问题,而进入存在问题需要此在首先突入一种本真性生存状态,所以,在前期基础存在论中,友爱中“朋友的声音”(话语)同愿有良知(理解)、畏死(现身情态)一起构成向本真性存在过渡的重要条件,因而是此在走向本真性存在的重要契机。作为这样一种契机,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朋友”,主要体现为能够率先觉醒并保持非—自我同一性,关切此在的本真性生存能力,发挥着激发作用,但又从来不加勉强并拒绝完全被认同的另一此在。在中后期海德格尔那里,由于倾向于直接谈论存在或存在之真理,他径直将作为本有或发生事件的存在刻画为即隐即显的二重性运动,并将此运动方式命名为“友爱”或“热爱”。存在即隐即显的热爱、友爱之运动方式,也决定了此在对于存在本身的关联方式——同样是一种友爱或热爱:人类此在要以着迷着的畏惧之举止或心态来应合地、协调地领会存在,让存在与人相互需要和共属。在此意义上,友爱也就成为此在与存在之真实关系的一种典范。

  

   就伽达默尔来看,他并不忽视存在问题,他也坚信,作为事情本身的存在能够从自身中将自身作为自身显现出来,不过,在此过程中,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仍是一个首要问题。由于理解着的此在的一切理解活动,总是受到某种前理解、前判断之限定,存在在理解活动中的每一次显现都是不充分的。同他人持续的交谈,有助于暴露、扩展和更新理解视域,使得事情本身或一般存在能有机会在更广阔而真实的视域中将自身作为自身呈现出来。而富有成效的诠释学交谈,要求参与者进入一种友爱关系,在其中双方彼此保持开放,以共同关切的事情本身或一般存在之真理——这也是凝聚着交谈双方的共同善——为目标,以互动性、往返性、持续性的问答式对话为交往形式,以交谈双方各自理解视域的扩展以及整个生存状态上的转变为具体成效。

  

   就德里达来看,他对友爱的探讨最为引人瞩目的贡献,主要表现于伦理政治领域。一方面,他把具有同一化、形式化、排外性和有限论等特征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之伦理基础,归结为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友爱伦理谱系性传统,另一方面,他也努力通过对后者的谈判性解构,揭示一种能够充分尊重他者的独一性、个体性和他在性,能够高度重视关系中的非亲缘性、非对称性、不合时宜性和未来指向性等因素的友爱伦理形态,由此构想并推动能够不断突破既有身份、阶层、民族、种族和国族之边界的“解构着的民主”,永远不会停歇和凝固的“到来中的民主”,进而为西方民主政治带来生机和希望。

  

   有鉴于现象学视域下友爱之思这种多样而复杂的景象,也可以进一步提炼出三点主张。第一,这种局面,一方面反映了三位现象学家哲学重心的不同设置,即一般性存在问题(海德格尔)、人类此在相互理解中的共同存在问题(伽达默尔)、现实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差异性问题(德里达),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式友爱哲学在现象学视域中的全面复兴和更新——前者本身就既涉及伦理政治之实践领域,也涉及理论性的沉思活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沟通和协调。实际上,在相对意义上,三位现象学家的友爱之思可以说各有侧重,但其各自的哲思整体中,友爱并不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存在、生存、语言、真理、意义、时间性、伦理和政治等议题,在现象学视域中始终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当友爱概念在某一议题下引发关注,很容易就会过渡或渗透到其他议题。友爱问题在现象学哲学中的广泛牵涉性和深厚渗透性,也典型映现了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与趋势,亦即,在一种更深厚层次上将哲学活动从意识性主体之单纯认知性、静观性、非涉身、唯我论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在一种更源初层次上化解理论与实践、存在与伦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论区分,从而走向一种现象学的实践哲学:存在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可存在问题无法远离生存问题,生存问题无法远离共在问题,共在问题无法远离伦理问题,伦理问题无法远离他者问题,而友爱则是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身中的他者性因素乃至自我本身与一般存在之间一种可能的结构性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

  

   第二,就友爱作为自我与他者可能的适当关系而言,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三位现象学家十分重视他者以及他者的个体性、差异性和独一性问题,不过,就作为朋友的他者之具体形象、作用和功能来看,还是不无歧见。在前期海德格尔那里,作为朋友的另一个此在,对此在向本真存在的过渡或跳跃具有某种示范性、激发性,但这个朋友式的他者永远“在别处”(elsewhere),它主要发挥着契机性而非直接构成性作用。在中后期海德格尔那里,无论是存在本身两个不同要素的友爱,还是此在与存在的友爱,都既相互共属但又不相互替代,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一种正义(justice)——首先是早期希腊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性正义——之要求:双方相互需要和依赖,但又让彼此葆有自身应得的活动余地和空间。对伽达默尔来说,前期海德格尔的他者形象过于单薄,中后期的他者身份又过于“存在论化”,他者首先不是活生生的此在,而是存在或存在自身内的那种自行隐蔽之要素。伽达默尔认为,作为朋友的他者,一个活生生的、带着其属己视域的他人、文本或艺术作品,在与我们互动而无止境的问答式交谈中,不仅可以照亮、揭示我们隐而不显的视域,促使自我理解、自我认识的展开,而且还能渗透、调整、扩展我们的视域而带来自我之“存在的扩充”。对德里达来说,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他者仍局限于同一传统、文化或政治社会共同体内部,不是真正的他者。真正的他者是不可识别、难以理解但又对我们有所吁求和召唤的他者,面对这一他者,我们又必须无条件地有所回应或承担相应责任,因为,在这种吁求和召唤中,我们自身才首先被命名、被唤醒;在这种无条件的回应和承担中,每一个体自身中那种陌生性、差异性或非我性因素才首次被发现、承认和接纳。

  

第三,现象学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复兴和更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象学的实践哲学走向,即如何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更好筹划和思考具有共在本性的人类个体生存之实现方式,不过,这种思考和筹划某种意义上——尤其是在中后期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那里——也隐约体现了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因素。在《吕西斯篇》等对话中,柏拉图谈到“第一朋友”(prote philos),后者乃是一切爱智者要朝向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与智慧(sophia)或存在本身的友爱,是第一性、最真实的友爱。(86)这种友爱观念至少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人类个体的友爱对象可以是非人格的(impersonal),如智慧或存在本身,后者也可成为友爱情感关系中的重要伙伴。其二,与智慧或存在本身之间的友爱,明显是单向性、非对称的。其三,它是其他一切世俗性朋友关系要朝向的最终目标,即后者不过是朝向这种最终目标的阶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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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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