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 :“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21-01-15 21: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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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洪亮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学》辑刊出版,地方性边疆研究机构及刊物兴起,边疆民族研究成为“学术热点”,都在呼唤着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性问题做了较多探讨,代表性学者有马大正、方铁、李国强、李大龙等。近年来参与讨论的学者不少,如邢广程、李鸿宾、吴楚克、罗中枢、王欣、崔明德、孙勇、杨明洪、苗威等,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产出了一批学科建构的成果。

   以“边疆+某学”,或“某+边疆学”为题名,且从学科构筑角度展开论述,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专著大致有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毕天云《中国边疆社会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梁双陆编著《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余潇枫、徐黎丽、李正元《边疆安全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李星主编《边防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关于边疆学构筑的论文甚多,其中邢玉林、马大正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论述最为完善。邢玉林将中国边疆学分为5个分支学科(包括中国理论边疆学、中国应用边疆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学史)及23个组成部分。35马大正将中国边疆学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考古、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方面,应用研究领域则包括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自然和生态环境等方面。36其他具有学科导论性质的论文还有方铁的《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和《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邢广程的《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李国强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周伟洲的《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属于专题研究性质,缺乏学科构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及相关学科和话语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考虑到“详人所略”,故前文对民国时期边疆学构筑的“问题与主义”所述较繁。而上述论著的基本观点,马大正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中国边疆学》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已有详细评述,限于篇幅,此不赘言。概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特征,可以表述为:边疆“问题”研究形成热潮,“主义”多元而有对话。特别是21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表述,各科学者参与,可谓众声喧哗,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立场相左,无论是边疆概念与特征的界定,还是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有论争。

   吕文利干脆将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学者们划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如马大正、李国强、邢广程、周伟洲、方铁、李大龙等,主要以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立足于中国传统,同时观照西方理论与现实实践;另一个是政治学学者出身或者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以周平、吴楚克、罗中枢、孙勇、杨明洪等人为代表,主要关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实践的适应性问题。”37所谓阵营的划分,或许有点简单化,因为所谓历史学阵营或政治学阵营内部未必就观点一致,同一个学科甚至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同事,论及边疆学科构筑问题,同样可能各持己见。比如关于“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的论争,38实际上就主要发生在吕文利所言政治学“阵营”之中,同时也有民族学者介入其中。39另外,除了这两个阵营外,也有其他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民族学者们的有关思考不能忽视。

  

   二、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分歧统合与路径前瞻

   罗志田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丰富而活跃的动态,包括那个时代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输入外来“主义”如何适合中国国情等焦点问题;作为北大同事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并不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达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40这样的分析框架,似乎也基本适用于看待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问题的见解。很多学者尽管对如何构建边疆学的认识有不少分歧,但也分享着许多共同的思想资源;或者在观点表达阵营分明的双方,在现实中可能是私交不错的同事。

   回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科构筑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西北史地研究尚无边疆研究的学科自觉,民国时期在大量边疆研究实践基础上已经出现多种学科构筑的“主义”,但是传播及践行的范围和效果非常有限。尽管边政研究成果丰硕,但从学科构筑角度来看,“边政学”概念并未得到较大范围的承认。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成为很多学人的共识,学人之间互动频繁,也有不少“理解之同情”。但在如何构筑边疆学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即边疆的内涵与特征;二是中国边疆学是否为独立学科;三是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的关系;四是中国边疆学的依托学科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四个问题的分歧,可能还会长期持续下去,也已成为目前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大桎梏;应有更加理性和兼容的态度,在和而不同中寻求更多共识。一方面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在渐进的局部解决基础上逐步寻求整体解决,同时也要处理好外来主义与本土学情的关系。关于这四个方面的分歧,笔者在此略陈管见。

   一是边疆的内涵与特征。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边疆学建构最大的困境在于没有统一对边疆概念的认识。2015年12月,笔者参加四川大学召集的边疆学圆桌论坛。有学者认为,对边疆概念的理解形成共识,是建构边疆学的基础,现在大家谈不到一块,主要是因为在边疆概念理解上没达成共识。其实“边疆”的概念在历史时期就不曾统一,民国时期周昆田指出,“忆自抗战以还,国内学人及从事边政工作之人士,对此问题即不断加以研讨,惟以个人观点的不同,见仁见智互有歧异,迄未获一致的结论”。41那时国人对边疆的认识虽然驳杂,但是有条主线,多数在肯定边疆地理含义的前提下,非常重视文化意义上的边疆。42现在学人对边疆的认识无法统一,也不难理解。43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严格意义上的“边疆”,不同国家的边疆概念也不尽一致,边疆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也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对于边疆的多维形态,马大正曾指出:“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44李大龙在《“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一文中也做了细致的梳理。我的看法是,关于边疆概念的认识,一时无法形成共识,实属正常,特别是在不少学人还将诸如“利益边疆”、“战略边疆”、“高边疆”、“网络边疆”等名词纳入讨论的情况下,更是引起一些学者关于概念泛化的忧虑。但我们可以寻求和而不同,在相异中看相通。就如“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的论争中,我们也不妨看到二者均言之有物,并非完全对立,更多是一体两面。正如杨成志点评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认为二人见解之不同是因“立场不同”。这里所谓立场,大概是其学术上的立场,而非政治上的立场。他认为:“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主张,两者虽各有所偏,要之均可称为有心学术或国家之作。”45再如岑家梧点评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殊途同归”论和张廷休的中华民族“同源异流”论,主张虽稍有不同,但都同样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要建构中华民族这个国族。这是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个博大的综合体,在它里面的人民,有不同始而同终的,也有同始而不同终的,都是极其显明的事实”。46顾颉刚和张廷休都只从一个角度来讲民族发展历史,显然不无偏颇。只是这种偏颇,就作者而言,大概都是故意而为,但其目的却是同一,就是要证明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不管是去论述其久远的历史基因,还是来讲述其现实基础,都是为了呼吁国内各族应该团结。我们今天讨论边疆的概念,也应该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在审视学界的相关论争时,或可借鉴杨成志、岑家梧的视角。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在边疆概念上形成共识,关键还是要各自努力深化研究,当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能实现殊途同归。

   二是中国边疆学是否为独立学科。关于这门学科的表述,目前已有多种,如独立学科、综合学科,或者是交叉、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等。“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47李国强认为,一个学科必须具有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边疆学,必须立足于其自身具有的整体性和独立性,立足于科学归纳提炼总结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48我同意这样的基本判断,但我认为一定要注意“相对独立”,“中国边疆”毕竟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存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等多种类型,很难用一种特定的独立的理论或方法概括,即使有,目前也还没看到学界提炼出边疆学所需要的特定的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边疆学的天性就是处于政学之间、立足应用的学科。对于其学科性质的表述,我倾向于“综合学科”。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综合,是理论研究、事实研究和战略研究的综合,是多种学科的综合,没有哪个学科可以包打天下。中国边疆学的多种旨趣决定其必然依靠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注入。至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是对其学科特征的表述,只能确定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表达出边疆学研究的目标任务的综合性。

三是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最近冒出来的。当前边疆学建构中,大体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国别边疆学”,如中国边疆学;另一类则可定义为“专门边疆学”,如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等。有学者提出,应该先有一般边疆学,然后才可以有中国边疆学及各类专门的边疆学。孙勇提出:“一般边疆学的构建是中国边疆学的先导与基础,边疆学学科构建应该是一个概念集的开发,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边疆学建构中的跨学科悖论的困境。”49杨明洪认为在一般边疆学还没出现的情况下,构建中国边疆学,甚至已出现“中国边疆政治学”是“两种奇怪的现象”;“如果不从一般意义上构建‘边疆学’,而直接构建‘中国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可能走上一条歧途”。50这反映了学人对边疆学科构筑“建功心切”,但实则无法行通。固然所谓一般边疆学,或边疆学总论,与国别边疆学、专门边疆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但是否存在先后关系?现状是边疆学领域各类二级学科性质的学科构建层出不穷,而一级学科性质的建构不尽如人意。我们当然应该鼓励讨论一般边疆学,但不能将一般边疆学作为中国边疆学建构的前置性要求,不必有先后之争。与其纠缠于二者先后,不如踏实去做具体的边疆研究,待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成果推出后,总会有人做集成工作。固然一般边疆学的建构非常重要,但要说这是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源头,而且没有一般边疆学,就没有其他的国别边疆学和专门边疆学,我认为并不成立。比如说,长江、黄河固然有源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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